英国人用“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记录和反思《中国式教育》的实验，与美国人以中国、印度教育为参照物拍的《环球两万分钟》异曲同工。英国人因为中国式教育赢了英国式教育（考试结果全胜），“会长时间地质疑英式教学法”，美国人因为“看、看、看人家的孩子”而在强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学。这让看过影片的“祖国人民以我们的教育方式为荣”（片中中国教师语）之余，用这两个影片反思我们的教育，倒也恰如其分，我们的孩子真的需要一直如此坚强吗？

一、如何敬畏生命多样性

影片中有个女生因为自己的偶像明星退出了某个乐队而忧伤恸哭，我们的老师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不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个实验原汁原味地复制了一种流行着的中国式教育。我们的学生为什么要用几乎双倍于英国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因为我们要和未来职场竞争对手一比高低。所以，中国式教育在教室里、在运动场都要比出一个高低，搞个排名。那个学习成绩好、可是扔实心球不达标、中国式教育“专注她不擅长的事情”的小姑娘的挫败感，让她的英国老师为之动容：“仅仅为了合格，而成了失败者，老师的心都碎了”，小姑娘选择放弃后一个人趴在教室里的孤独场景我们的老师会心疼吗？那个一直很认真、很自觉学习的男生因为中国式教育而成为一个叛逆者。我们国内的教育评价方式也试图不断改革，但在与别人的比较中取胜的教育文化一直没变。我们假想了一个职场竞争对手，但以非职场而是考场去做准备；我们假想了一个“你会后悔的”未来，而限制和无助学生对现实学习的选择。这也是《环球两万分钟》里反映出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在准备奥林匹克竞赛，而印度的孩子在专注计算机编程。丁学良先生《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什么？》中指出：整个世界范围内就经济方面的人才，按种族来分，犹太人最多，其次印度人；在世界银行，美国、欧洲等最好的大学经济系中成绩最大的大多数是印度人。其主要得益于民主而多元的教育体制，这个体制是以尊重人的多样性为基本理念并基于合适的制度设计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核心素养理论，基于人权、可持续发展、平等、生产力、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愿景，基于科技、多样性、迁徙、责任、全球化的个人生活需求，提出教育帮助学生在社会异质群体中互动、自主行动和使用工具种学会反思的重要性，以塑造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我们的老师所反复引以为傲的中国学生的服从、坚守、坚韧，有多少是生命不堪承受其重呢？教育让学生成为“幸福的普通人”，教育让学生“成为他最好的自己”，这种教育社会的多样性是不是值得我们更多追求呢？

二、如何进行教育的合法性追问

影片中中国式教育实验中最大的冲突在于：“在中国不需要课堂管理”，老师的眼神就“意味着什么”，而在英国，“管不住学生，真是羞耻”，这是教育社会的传统权威所获得的教师权力。这种权威所受到的挑战源自不同的文化、制度环境，也期待教育的塑造。正如洪堡所说，你想在这个社会实行什么制度，你必须先在学校实行这个制度。

影片中学生问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中国老师的讲课进度让班上最好的孩子也紧张，老师则认为：他们的教学大纲比中国慢多了。英语语法“中国的学生也比他们懂得多得多”，同样的数学老师，他的中国学生能“很轻松地解决考试中的问题”，而英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学得少多了”。体育课迟到的惩罚性措施是额外做20个俯卧撑，如此等等，需要我们对学什么、如何学、如何教、如何评价进行追问。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伯恩斯坦教授的“符码理论”指出：教育社会用课程界定什么是合法的知识、用教学界定什么是知识的合法传递、用评量界定受教育者实现了哪些合法知识，应致力于研究如何避免劳工阶级教育可能性之浪费、如何使学校教育不至于沦落为社会阶级再制的工具、如何使教育能真正赋予行为者诠释社会世界的能力，同样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语法好的“哑巴英语”比比皆是，教育社会的“愿读服输“现象，文凭的“劣币逐良币”现象，背后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制度设计，都是权力运用的结果，需要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追问。那个英国老师所说的“我们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但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不正是我们对学生主体性塑造所追求的吗？

社会的竞争传递到教育的竞争，既是直接的，也有教育社会足够弹性的运行空间。自强不息当是中国学生所应持有的素质，但是教育不应是面向考试而是面向生活的。退到最后，愿我们的老师不要在孩子考得好高兴着时，励志地“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好”。留一点柔软的地方，别让我们的孩子一直如此坚强好吗？

（作者：陈秋苹，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