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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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玲  

   汪曾祺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当代的许多作家要早。他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现代与古典集于一身的中国作家。本文将从以下五点加以分析。

     汪曾祺现代意识的逻辑基础

   关于中国人的现代意识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时下的热门话题。中国有无本质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论争的焦点。其实不同论者对“现代”二字的涵义的理解上有些分歧。我们日常教学研究中的“现代文学”更多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对应于“古代、近代、当代”等时间段,而不等于“现代派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未真正进入到人类现代意识的层次,也不具备所谓的‘现代文学’形态”(注:宋剑华《现代意识与现代文学》,《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概念混乱:一是“现代意识”不等于“现代文学”;二是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却无法具备意识,有意识的应当是人。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文人是不是也未进入到“现代意识”这个层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不能无视事实,也不能否认历史。应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的“现代意识”,否则时代不会前进,社会难以进步。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也并没有视现代意识为洪水猛兽。“本世纪初开始,现代主义思潮被引入中国,并加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中来”(注:龙泉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五四运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象。”(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走我自己的路》, 第236页,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自此,西方现代哲学纷纷传入中国,“它们的传入,不但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反封建斗争,也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东渐开辟了道路”(注:龙泉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是通过译介或二次译介进来的,译者的思维习惯,受教育背景势必会渗到译著中去,也就是说,早先的现代主义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为了使国人易于接受)的现代主义。虽然李泽厚提出过“西体中用”,但他说的“体”是指现代化、现代文明而非“现代主义”。哲学或意识要被本国人所接受,还是“中体西用”的多,亦即以传统的、本土的思想为主体,借鉴、吸收、消化一些别人的东西为我所用。因为人脑不是机器,不是说换立马就能能换掉的。而一定时期的哲学、思潮总会成为一定时期的文学理论基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总是以相应现代哲学为其指导思想或理论武器的。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哲学思潮影响下潜滋暗长的。本世纪初,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五四运动激发一批留日青年学者率先尝试。鲁迅《野草》可谓是真正的现代象征作品,《狂人日记》的意识流手法已相当成熟。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势接纳西方文艺思潮的,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当中的更多人并不想成为西方某一文艺流派的东方徒子,主要是因斗争的需要而吸取某些思想和表现手法。这是一种更为清醒、更为科学合道的做法,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作家是缺乏现代意识的,也许这是一种更合现代的“现代意识”。这也正是我们认定汪曾祺具有现代意识的逻辑基础或史实依据。汪曾祺正是这样的一位具有清醒的现代意识而又肯定本民族传统的中国作家。他觉得随着中国的自尊自强,西方引进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只有纳入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而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汪曾祺现代意识的萌发滋长

   汪曾祺踏上文学之路正好是战争与经济危机使整个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战争,一方面使一大批刚刚从海外归来,从五四走来的学术、思想中坚,从书房走向战场,把纸笔化作刀枪;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使人们对人类生存,民族前途的思考有了新的视角。战争与经济危机也是西方现代哲学产生的两大社会根源。民族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因素也使中国人对现代主义的吸收、绍介由热烈趋于冷静,由表层走向深层,所以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由盛转衰以后,在战略相持阶段又有了一个新跃动。“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四十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四十年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并由此形成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派。”(注:龙泉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汪曾祺的现代意识的萌发和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位研究者呼吁:“西南联大在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注: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其实西南联大的贡献早已引起研究界的关注,无论是师资队伍的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还是校风的特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南联大都可谓是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有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已成熟的学者专家,也有钱钟书、冯至等刚刚学成回国的一批青年佼佼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着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的背景,欧化程度颇高。“当时西南联大的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留美的有九十七位,留欧陆的三十八位,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注: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如果说本世纪初,现代主义多由留日学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则更加直接地从其发源地和中国学界接触。在西南联大“思想是自由的,个性是解放的,大家办事做人所取的标准是带有西方色彩的。”(注: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西南联大短短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那样苦,为什么能出现那样多的人材?甚至比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材还多?”(注: 陆建华著《汪曾祺传》, 第72 页,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秘决何在, 一位曾在联大任教过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 (注:《自报家门》,见《语文学习》1995年第1期。)。所以, 在汪曾祺登上文学之路之始,就意识到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方法结合起来。他的现代意识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萌发、滋长并变得根深蒂固而施益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西南联大以她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莘莘学子,更以她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润物细无声地哺育了几乎整个中国学界,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事业保存了一支生力军。汪曾祺是幸运的,他的幸运不仅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传统的书香之家,也不仅因为他在西南联大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他的最大幸运是他全面地、健康地受到了两种文化的熏陶,这为他的作品日后获得“文化意义”、“民间意义”以及“现代意义”提供了保证。

   中国学人并没有排斥现代主义,中国的文学也并不缺乏现代性。三十年代的高潮和八十年代的繁盛都证明了这一点。新时期中国现代派文学再次突起,是经过了四十年代以来的蓄积的,战争、文革是其土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是其爆发的契机。而汪曾祺亲身经历了这一系列运动,比别人更早地预感到中国文学的又一次“浪潮”的到来,所以他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勇敢地以另一种写法写出惊世骇俗的《受戒》、《大淖记事》和一系列散文,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早年就有丰厚的中西文化积累的汪曾祺又一次舒畅地在自由的创作空气中尽情泼墨,潇洒人间,也使他的现代意识得以充分展示,但现代意识在汪曾祺心目中的地位是和时下的现代派有些区别的,他肯定的是一种古典式的现代,中国化的外来。

     汪曾祺现代意识的理性思考

   关于现代主义,汪曾祺的文论虽无专门的论述,但时时涉及。亦即在汪曾祺的心目中,现代主义既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时代强音”,也不对它讳莫如深。他是十分平静地对待这种他早已接触了解的“新鲜玩意儿”。

   首先,他不赞成中国有所谓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实在西方人眼中,现代主义也并不纯粹,它仅仅是形而上层面的一种哲学思潮或文艺思潮。西方并没有因为“现代”的时尚而全盘否定“古典”,《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就是一个明证,人们被感动的并不是“真实”“巨资”,而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悲悯情怀,古典而又崇高的气质。但当代一些中国人却有只见树木的片面,借鉴了“荒诞”“新写实”“实验”等而意欲完全屏弃传统,这不是明智之举。汪曾祺“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我的作品的本体是现实主义的,我对现实的态度是执著的,我不认生活本身是荒谬的。”(注:《拾石子儿(代序)》,第212页。) 所以他指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续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而且“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二十世纪的文学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的。”(注:《汪曾祺自选集印记》,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10页。) 说这话时的汪曾祺已经七十一岁,他乐观地相信自己“也许还能再写作十年。这十年里我将更加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注:《汪曾祺自选集印记》,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10页。)

   其次,关于如何对待现代主义,汪曾祺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觉得现实主义是可以、应该,甚至必须吸收一点现代派的手法的,为了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现实主义需要现代派,容纳现代派,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涸、衰老。”(注:《正索解人不得》,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63页。) 他强调“我们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学的打通工作”,“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这里的“通”当然含有精通之意,但主要是指打通、沟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工作。汪曾祺自己就是这种打通工作的倡导者、实践者。因此,他一再重申“关于现代派,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同时,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具体特点,汪曾祺也作了合度的分析。他认为现代小说是现代思想、现代生活的产物,现代派文学活动中作者和读者是一种新型的关系。“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的节奏。”(注:《说短》,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72页。)“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注:《说短》,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72页。)他还特意分析了现代派小说的语言特点。“小说语言的哲理性,往往接受了外来的影响,”“现代小说的语言往往超出想象,进入哲理,对生活作高度的概括。”(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2页。)他特别阐述了“意识流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内容不是不相容,而可以给社会主义带来一股清新气息的。”(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并且在汪曾祺年轻时就“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93页。)

总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是经他丰富了内涵的新型的现实主义,新的民族传统,新的人文精神。他想达到的是这样一种境界:“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注:《晚饭花集自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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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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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盐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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