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永:改革不会动摇关键是改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5 次 更新时间:2006-03-10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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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广永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8个年头,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但是成绩毕竟是主流,改革已经深入人心。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然而改革又绝不仅仅是喊口号,必须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去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一切改革的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但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中,影响甚至是阻碍这个中心目标实现的困难和问题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的具体对象可能是早就存在的,可能是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也可能是早就存在,后来变得突出了的,所以,改革不会动摇,改革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变化的。每个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改革的根本任务,只有抓住了根本,才能确保全局的胜利。如果避重就轻,那就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任何事情也解决不好。所谓的改革攻坚,攻的就是这类根本性的问题。

当前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或者是叫改革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改革内容不同。唯物史观是我们的立足点,因此我们认为改革议题的设定,并非人们向壁虚构的,而是社会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如果回避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我们抓住了要害,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78年,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取消人民公社,让农民联产承包土地。设想如果人民公社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我们还用得着改革吗?即使改革了农民群众会接受吗?正是顺应民心、适应历史潮流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推进到了城市,核心是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物价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抽象地区分姓社姓资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因此才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破除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破除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已经14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许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突出的矛盾,如三农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仅仅就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来谈改革,当然改革的具体举措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但是有些问题不从根本上搞清楚,是难以解决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与权力运作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改革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指向政府自身存在的弊端。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目前政府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化乃至私人化了,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政府权力运作往往表现为越位、错位和缺位。我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就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因征地而引发的许多矛盾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既有越位,又有缺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农民成为了利益的牺牲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府的职能本来应该是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如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等,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采用各种手段,同开发商一起拿走了土地收益的大部分。我们不否认其中有的地方政府也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出发点的。但不管出发点如何,这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交换的原则。这是地方政府权力越位的典型体现。同时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权力该到的地方没有到。农民失去土地后,生产生活、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本来应该是政府统筹考虑的,但是政府却往往没有考虑,只是以很低的补偿代替了完善的社保。失地农民成为种粮无田、做工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这是政府权力的典型缺位。北京市社科院关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票贩子群体的调查很令人值得深思。票贩子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群体,一般人们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品德不良者,票贩子中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然而,调查报告却显示构成票贩子群体的第一类人员却是失地农民。很少有人会把票贩子与失地农民联系起来,然而这就是事实。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曾指出过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破坏作用。今天的失地农民并不必然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但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当社会以低于正常的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后,看似降低了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本,政府和开放商赚得盆溢钵满,但社会却必须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类似于票贩子群体的存在就是例证。

在教育乱收费、孩子上学难问题中,同样存在着政府权力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学校的收费经过了教育主管部门的许可或默认。没有政府部门的许可,学校不敢收费。正是在政府的许可之下,有些学校在正常的收费之外又乱收了其他费用,而有关政府部门对此监管不力。学校的收费并未上缴财政,相反在一些地方,却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取之于家长用之于学生的名义共同收入囊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了部门所有。教育主管部门成了直接受益者。教育主管部门为追逐利益,权力严重越位,这在基层十分普遍和严重。权力的缺位同样并存。教育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是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说明财政覆盖力度不够、不均,这本身就是政府权力的缺位。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了当今愈演愈烈的教育乱收费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许多行业领域,比如矿产资源业、邮政电信业,由于垄断,公共资源、公共权力演变为部门权力、部门资源。这些行业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其权力运作往往不符合市场规则的要求。在医疗行业,政府权力部门既存在着以利益主体身份牟利的权力越位现象,又存在着监管不力的权力缺位现象。

由于公共权力演变为部门权力,乃至私人权利,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所以,三农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腐败等等问题,在深层次上都直接涉及到政府职能、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权力市场化,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原则完全背道而驰,而政府权力在许多领域的缺失,就是政府的渎职。近来一些媒体报道,南方某大城市的一些政府机关在农历正月初八,本该开始工作的时间却以春节还没过完为由不办公,这不足为奇。而令人值得回味的是,正常开始办公的多是工商、税务等“收钱”的部门,不办公的则是劳动、社保等“不收钱”的部门。

现在看来,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关键在于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能否得到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这说明党中央对此是清楚的。

扩大民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权力运作方式的关键

其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也不是什么新的提法。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许多人一直在呼吁,只是今天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关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从而关乎到能否实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政府职能转变不力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思想上看,一些人认识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作为利益主体去追逐利益,而是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说到底,思想上的问题根子在利益上,无利可图,该管的也不管,有利可图,不该管的也要管。东北某大城市,在区一级政府机关中,主管工商业的部门就有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商业委员会。在各街道办事处还设有经济管理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设立了街道企业局。这种情形似乎很难理解,然而又很好理解。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权力运作方式,必须让政府部门的利益非市场化、权力非市场化。这直接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并非易事,然而,必须改。所以,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

政府职能和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关键在于扩大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是老生常谈。列宁、邓小平都反复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体现应该首先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始,因为改革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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