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6 次 更新时间:2015-10-07 23: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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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俐  

   在中国诗歌史上,七言诗占有重要的地位。严格来讲,七言诗在汉代尚不成熟,现存可以确证为汉代完整的七言诗很少,优秀的作品更少,它没有取得五言诗那样的成就,因而在一般的文学史中很少论及[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对七言诗的问题关注不够,而是因为相对于五言诗来讲,七言诗的起源问题更为复杂,各家说法之间的争议更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代是七言诗发展的早期时代。现存文献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七言歌谣、韵语、铜镜铭文、刻石,而且也保存了一些文人的七言诗篇,并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这增加了我们描述与研究的难度。本文的目的有三:一、评析有关七言诗起源的研究状况;二、分析现存汉代的各类七言句及七言诗存世情况;三、讨论七言诗的文体特征,七言诗与其他诗体的关系,分析七言诗在汉代所以不成熟的原因。

   一、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

   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古今有多种说法。李立信曾搜罗各种文学史、诗歌史、期刊论文、历史典籍所见近七十家观点[2]。秦立根据前人六十余家观点进行总结,概括为16种主要的说法[3]。主要有源于《诗经》说,源于楚辞说,源于民间歌谣说,源于字书说,源于镜铭说,此外还有源于《成相篇》说,源于《柏梁台诗》说,源于《四愁诗》说,源于《琴思楚歌》说,源于《燕歌行》说,源于道教《太平经》干吉诗说,源于《吴越春秋》之《穷劫曲》说等等。仔细分析这些说法,源于《诗经》说最早见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他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于四言之间……,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4]然而以挚虞所举的这一例证,本可以写作“交交黄鸟,止于桑”,乃是一句四言,一句三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七言句,后人在《诗经》中所找到的所谓七言诗句多类于此。实际上在《诗经》中真正可以看作“七言”的句子很少。而所谓源于字书说、源于镜铭说以至于源于《成相篇》等某一首诗的看法,则明显地具有简单化倾向,不可能完美解释像七言诗起源与演变这样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相比较而言,以源于楚辞说和源于民间歌谣说最有影响,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最早论到七言诗与楚辞的关系的,当为《世说新语•排调》:“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这两句诗原文见于《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本为刘宋时人,这里提到的王子猷与谢公(谢安)是东晋时人。王子猷这里所说的“七言诗”,虽然是取自《楚辞》中的两句,但是却把每句诗原文前后的两个字都去掉了。可见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七言诗这一文体的特点及源头尚不清楚。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可见,刘勰只是模糊地提到七言诗与《诗》、《骚》有关的问题,也没有具体论证。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曰:“七言古诗,概曰歌行。余漫考之,歌之名义,由来远矣。《南风》、《击壤》,兴于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于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无如骚之《九歌》,皆七言古所自始也。”[5]在这里,胡应麟把《南风》、《击壤》等传说中的上古歌谣以及战国时的《易水》、《越人》歌当作七言诗之始,同时他又认为楚辞《九歌》最有代表性。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七言之始”条亦曰:“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如《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6]由此看来,古代学者虽然有人论及七言诗与楚辞的关系,但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而且各家对七言诗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世说新语》与《日知录》里面所指的七言,都是不包括中间有“兮”字的句子,只有胡应麟才把《九歌》体里面的七字句当作七言诗来看待[7]。这说明,古代学者认可七言源于楚辞的人并不多。只是现当代学者中,持此论者才逐渐增多且影响日盛。其中影响较大者首推罗根泽,他在《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一文中,首先指出了楚辞体蜕化而成七言诗的观点,并指出了两种蜕化的方式。他说:“由骚体所变成的七言,不是由将语助词置于两句之间者所蜕化,也不是由将语助词置于句中之短句者所蜕化,乃是由将语助词置于第二句句尾者,及置于句中之长句者所蜕化。”罗根泽在这里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如《招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先行些;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去掉两句中的“些”字合成一句,就变成了“魂兮归来入修门,工祝招君背先行。秦篝齐缕郑绵络,招具该备永啸呼。”第二种情况如《九辩》:“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省掉中间的虚词,就变成了“悲忧穷戚独处廓,有美一人心不怿。去乡离家来远客,超逍遥,今焉薄?”由此罗根泽又说:“就此上例证视之,由骚体诗变为七言诗,不费吹灰之力,摇身一变而可成。……由骚体变成七言,是异,是蜕化,所以必在骚体诗全盛期以后。”[8]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萧涤非先生,他将楚辞变为七言诗的“方法途径”概括为四种:“其一,代句中‘兮’字以实字者。如变‘被薜荔兮带女萝’、‘思公子兮徒离忧’而为‘被服薜荔带女萝’、‘思念公子徒离忧’之类是也。其二,省去句中羡出之‘兮’字者。如变‘东风飘飘兮神灵雨’而为‘东风飘摇神灵雨’之类是也。(均见上引《今有人》)其三,省去句尾剩余之‘兮’字者。如《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若将‘兮’字删去,亦即成七言,所异者惟非每句押韵,而为隔句押韵耳。……而其捷径,则仍在第四种,即省去《大招》、《招魂》篇中句尾之‘些’、‘只’等虚字是也。”[9]萧涤非先生的论述,基本上概括了楚辞体变为七言诗的诸种可能,比罗根泽的论述更为全面。李嘉言的观点与二人也基本相同[10]。逯钦立先生在这方面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正格七言之源于楚歌”。他说:“考句句用韵此本楚歌之特格;又楚歌之乱,虽含兮字为八言,而其体裁音节,又与正格之七言实无异。则七言者,楚《乱》之变体歌诗也。”逯先生以《楚辞•招魂•乱》与《九章•抽思•乱》与张衡《思玄赋》、马融《长笛赋》篇末“系”、“辞”为例进行比较,认为:“《思玄》之《系》,《笛赋》之《辞》,均在篇末为结音,其即《楚辞》之《乱》,自不待言。又张、马两赋,其本辞,仍以含兮之旧体出之,独于此《乱》,去其兮字而变为七言,是此《乱》必有可去兮字之先例或习惯,使之如此。”[11]此外,持七言诗源于楚辞之说的,还有陈钟凡、容肇祖、王忠林、顾实、嵇哲诸人[12]。可以说,经过以上诸家学人的论证,七言诗源于楚辞说,逐渐成为在这一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

   但是对七言诗起源于楚辞的这种观点,余冠英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对七言诗由楚辞蜕变说提出质疑,认为楚辞的基本句法与七言诗不同,其中只有《山鬼》、《国殇》与之相近,但是去掉“兮”字之后,只能变成两个三言,而无法念成七言的“□□——□□——□□□”节奏。他同时指出,楚辞体在汉代用于庙堂文学,“是早已受人尊敬的了。假如七言诗是从楚辞系蜕化出来的,那么七言在唐以前被歧视的缘故,便不可解释了”[13]。同时,余先生还从先秦两汉文献典籍中找出了大量的七言谣谚、字书、镜铭中的七言句和采用民歌体的文人之作,如荀子的《成相篇》。他说:“就现存的谣谚来看,西汉时七言还很少,在成帝以前只能确信有七言的谚语,而七言的歌谣有无尚难断言。不过从谣谚以外的材料观察,武帝时七言在歌谣中必已甚普遍,完全七言的歌谣在这时必已流行”。他因此提出了两点最主要的证据:第一是西汉时的两本字书、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和史游的《急就章》,里面用了大量的七言句,是口诀式文体。编口诀的目的是便于让人记诵,他们不大可能独创一种世人所不熟悉的文体,所采用的必是“街陌谣讴”中流行的形式。第二是《汉书•东方朔传》里载有一首东方朔的射覆,是四句七言韵语,这也一定不是他的首创之格,而是当时“街陌”流行之体,由此才能脱口而出并能逗笑取乐。最终他认为:“事实上七言诗体的来源是民间歌谣(和四言五言同例)。七言是从歌谣直接升到文人笔下而成为诗体的,所以七言诗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七言歌谣里找到根源。所以,血统上和七言诗比较相近的上古诗歌,是《成相辞》而非《楚辞》。”[14]“七言诗的渊源只有一个,就是谣谚。主七言句出于楚辞之说者恐系为一种错觉所蔽,由错觉而生成见。”[15]此后余冠英先生的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如褚斌杰说:“强调七言诗是从楚辞体蜕变而成的人,往往根据张衡《四愁诗》首句‘我所思兮在太山’句,以及汉初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武帝《秋风辞》等作品去掉‘兮’字即为七言的现象,认为正可说明七言由楚辞发展而来。实际上这抹杀了自西汉以至更早些的战国末年以来,七言的民歌俗曲已经产生和流行的事实。首先是七言歌谣的流传,给文人以启发和影响,才使也熟悉楚辞体的某些文人作家,把楚辞体逐渐往大致整齐的七言形式上发展,因此,文坛上早期出现的某些文人七言体,往往也带有楚辞体句法的痕迹,这是可以理解的。”[16]

   我们倾向于赞同余冠英和褚斌杰的观点,因为他们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早在战国后期,大量的七言句式已经与楚辞句式并存,它们并不是从楚辞中转化而来的。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产生了整齐的七言诗,如《战国策•秦策三》范雎引《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从这首诗中,看不出它从楚辞中“蜕化”或“变化”的痕迹。另外,如人们普遍关注的荀子《成相辞》当中所出现的大量的七言句,也不是从楚辞中转化而来,而应该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歌谣体。无独有偶,近年来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有《为吏之道》[17],其诗体结构与《成相辞》基本一致。这里面存在大量的七言诗句,同样也不是从楚辞中蜕变出来的。另外,从现存大量的汉代七言镜铭,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和史游《急就章》里的大量七言口诀,传为汉武帝时代的《柏梁诗》[18],以及《吴越春秋》所载《河梁歌》、《穷劫曲》等等[19],足可以证明七言这一诗体产生之早并与楚辞无关。持楚辞生成论者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只看到张衡的《四愁诗》等东汉文人七言诗中杂有个别的楚辞式句子,就误以为七言诗是从楚辞中演化而来,这正如余冠英先生所说“恐系为一种错觉所蔽,由错觉而生成见”。这正像上引褚斌杰所说的那样:“首先是七言歌谣的流传,给文人以启发和影响,才使也熟悉楚辞体的某些文人作家,把楚辞体逐渐往大致整齐的七言形式上发展,因此,文坛上早期出现的某些文人七言体,往往也带有楚辞体句法的痕迹。”但是这二者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然而,关于七言诗起源的争论并没有到此终结,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如郭建勋认为:“讨论七言诗的起源,首先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七言诗,指的是那种抒情写志、语言凝练的正格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那种应用型的七言韵语或缺乏诗意的口号;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确,从先在的文献中找出几个七言的句子,或者将能搜罗到的七言句排列起来,就断言找到了七言诗的源头,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任何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是先在的所有相关文体要素共同整合的结果,然而在这所有要素中,也必然有一种文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核心的作用。”[20]正是根据这一原则,郭建勋详细讨论了楚骚中“兮”字句的几种类型,最后得出结论:“总之,战国末年屈原、宋玉在楚地民间歌谣的继承上创造的楚骚体,因其大量而集中地出现以及汉人的仿作,给后世七言诗的从中孕育准备了足够的资源;楚骚句式与七言句式在形式上的同构性提供了这种孕育七言诗句的基因;楚骚中的‘兮’字或为表音无义的泛声,或既表音而同时兼有某种语法功能,这种特性造成汉代以来文人有意无意的删省或实义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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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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