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在资源动员论的视角下，通过对T市民办初中家长维权运动进行个案调查，发现对社会运动而言，其在网络空间中：人际资源的动员依赖于弱关系网络的巩固及拓展，信息资源的动员得益于时空分离与重新嵌入的运作机制，而媒体资源的动员则呈现出对抗双方有意识争取的局面。面对社会运动的常态化，国家与社会都需做出反思和调校，以渐进且稳妥的方式来表达民意、维护民权、实现善治。
在社会生活受到互联网深刻影响的网络时代，教育公平这一议题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石与人生公平的起点，近几年越来越多地融合进了草根力量的主动发声与积极维权。T市2014年中考结束后，部分家长便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发动了以维护民办初中学生受教育权益为宗旨的社会运动。本文作者运用非参与观察法追踪活动进展，通过梳理事件过程、走访相关人士、解读文本资料，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描述与解读。全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有关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与经验研究，介绍事件过程，之后分析所调查运动在网络空间中对人际资源、信息资源与媒体资源的动员过程及其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一、理论框架
赵鼎新（2012）指出，社会学在解释社会运动时主要关注它的发生动因及发展规律。在本文中，我们将“社会运动”定义为：具有共同诉求的行为主体通过制度外手段，以有组织的集体性方式来实现其变革目标的一类抗争行动。冯仕政（2013）认为，在经验更迭与范式继替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取得的成果可分为美国传统与西欧传统两类，其中前者经历了史前、创发（以集体行为论主导）、变革和确立（以集体行动论主导）四个阶段，后者则走过了“劳工运动理论”、“范式调整和酝酿”与“新社会运动论”三个阶段。
对于所关注运动，本文将选取以分析中观和微观机制见长的集体行动论中的资源动员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作为分析框架——这是由资源动员论的关注旨趣与研究地位决定的。我们知道，在试图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涌起的大量新左派运动与反思强调非理性因素并视社会运动为病态的集体行为论的背景下，麦卡锡和扎尔德等人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启发，于70年代提出了资源动员论并使之成为当代西方社会运动论域中“一个高度多产的研究方案”（莫里斯，2002：4）。资源动员论将社会运动视为理性的行动者基于“成本—收益”权衡而在组织内外动员所需资源以满足其诉求的一类抗争行动，认为资源动员的意义在于将行动者的变革偏好转化为实际行动，即“意味着资源的集聚效应”（高春芽，2012）的集体行动之本质就在于它“是组织把控资源的功能性结果”（McCarthy, John and Zald, 1971）。辩证来看，一方面资源动员论关注行动者对各类资源进行控制的机制和策略，这一思路目前对于考察社会运动的运作过程及发展路径仍然具有着不容小觑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当代社会运动现象的重要视角之一”（石大建，李向平，2009），面对事实的复杂与理论的转换，资源动员论也暴露出了忽视心理因素、正常化集体抗争（Piven and Cloward, 1992：301—325）和缺乏政治视野（冯仕政，2013：152）等不足。
与此同时，在新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民族国家政治生态与社会成员互动惯习的信息化时代，社会运动的兴亡盛衰也受到了“具有草根动员的显著优势”（高春芽，2012）的互联网的巨大影响，恰如卡斯特（2007）所言：“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这意味着，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运动中对各类资源的实际动员往往离不开虚拟社区提供的技术支持与互动载体，即互联网的双重身份——通讯媒介和某一组织形式的物质基础——使之“变成了网络社会出现的社会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卡斯特，2007:152）。
就我国而言，在资源配置安排与利益分布格局调整重组的现代化语境下，一方面源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对立冲突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也日渐萌发成熟，加之现实的制度化表达渠道相对有限且低效、虚拟空间提供的海量经验及生成的话语权力正迅速发展……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彼此激荡，共同锻造着社会运动的生发空间，合力推促着集体行动的演进历程。而作为对现象的理论回应，我国近年对这类事实的应用性研究也明显增多。若以地域空间为尺绳，则基于本土经验展开的相关研究可粗略分为城市中的都市运动研究、农村中的抗争运动研究与互联网中的网络社会运动研究等三类。同时，学界也在应用资源动员论分析本土现象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潘旭峰将我国微博反腐这一“微博平台上集体行动的缩影”的发生机制分解为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等三个向度（潘旭峰，2013），杨国斌认为当代中国网络事件动员所依赖的情感“表达的往往是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愤怒和对权贵的嘲讽”（杨国斌，2009），丁慧民等人则概括了我国网络动员的四个特征，即动员成本的低廉性、动员主体的隐蔽性、动员过程的互动性与动员能力的超强性等（丁慧民等，2006）……可以说，面对转型期层出的社会运动，资源动员论的分析视域无疑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去展开更多更深的讨论与阐释。
针对本文调查的T市民办初中家长维权运动，我们将以资源动员论为分析工具，考察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信息与媒体这三类资源实现动员的现实表征及作用机制，并由此延展推进对社会运动在网络空间中动员资源的认识与分析。
二、维权运动介绍
2014年6月20日中考前，T市教育局于6月18日公布了具体的定向生录取计划。所谓定向生政策，是指将当地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按比例定向发放至相关初中，并在中考结束后对符合资格的定向考生通过降分择优录取，其意在于倒逼缓解小升初择校热、扶持教学力量薄弱学校、并引导初中生源有序分布。T市当年共计有23所省、市属公办示范高中将其招生计划的60%划拨为定向生指标，数据显示：其时该市择校分数线在600分以上的高中共招生4100人，其中统招生1028人（含择校生410人），余下3072个指标则归属于定向生（占比最多）、特长生与国际班学生——如此“僧多粥少”的现实便必然推高了各优质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其较之以往的涨幅在2至13分不等）。此外，T市定向生安排中未写明的一点执行实践是：拥有定向生指标者全部为公办初中，并不涵括民办学校。当地教育局指出，“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民办初中的学生由于小升初时进行了不符合义务教育宗旨的择校行为，故而无法享有该优惠政策。
在定向生政策的影响下，名校统招生名额减少与录取分数线提高的现实加大了那些以优质高中为目标的民办校学生的升学难度与压力，该政策对于民办初中的“不公和歧视”也引发了部分民办校家长的不满与愤慨，后者遂通过种种策略性手段展开了要求调整定向生政策以维护民办校学生合法教育权益的社会运动。我们以典型事件为节点，将这一维权行动分为四个阶段——
1.启动期。7月上旬，多个运动QQ群组织的建立标志着该社会行动的开启，刚刚聚集起来的民办校家长们在网络上的讨论集中在如何尽可能扩大影响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启动期，7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T市中考大幅定向招生惹争议》的报道，7月18日当地晚报刊登题为《T市教育局解答定向生热点问题》的文章，7月20日起家长就《T市教育局解答定向生热点问题》而予以反击的《我的驳斥》一文在多个网络论坛上发表转载。媒体的介入无疑提振了家长们的信心，推动着运动发展。
2.兴盛期。在启动期之后，为实现目标，民办校家长决定进行集体抗议活动。他们分别于7月21日与7月29日在T市政府门口进行了两次集体请愿活动，其时市教育局并没有向家长做出任何实质性答复。直至进入9月，家长们主张应继续向教育局施压，遂于9月20日在当地一公园组织了一场联合签名交流行动，旨在向主管部门展示家长的力量与诉求。此时，T市教育局的回应也开始变得积极而主动：“9月18日，市教育局开始向市民征集有关定向生政策的意见和建议”；10月13日，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工发出通知，就2015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定向生招生有关政策内容再次公开征集建议”。对此，家长们认为市教育局的做法是“应付了事”“给自己披合理外衣”，故而“咱们不能依靠这个调查表”“必须继续我们的行动”。至12月3日，有家长在QQ群与家长帮论坛中发消息称，“市里本月将召集政协人大代表老师校长等开几场关于中考定向生政策的座谈会”，家长们便于12月10日上午9点去省教育厅进行了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降比例，要求政策提前公布”。但事件仍一直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3.尾声期。2015年4月底，T市媒体发布权威消息称，“2015年，优质高中计划数定向分配初中的比例将仍然保持在60%。……今年政策在原有的基础上，还首次提出计划定向分配名额的完成率要达到90%以上。……初步的招生方案、定向生政策将在5月上旬公布，在充分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今年的定向生具体政策。 ……因为完成率90%是刚性要求，去年的完成率是60%，今年要把完成率从60%提高到90%，所以分数还要降低”。对此，民办校的家长们无奈表示，这是“庸政懒政”，但“在糟的不能再糟的局面下，这样就算是可以的了”。到这时，T市这场持续近10个月的民办初中家长维权抗争运动就此落下了帷幕。
三、网络空间的资源动员策略
资源动员论认为社会运动的成败取决于资源动员的绩效，而网络时代的兴起又使得后者紧密关联于虚拟社区的恰当运作。故而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运用资源动员论的解析视角，关注在网络空间中的三类要素——人际资源、信息资源及媒体资源——得到动员的过程与逻辑，并由此展开对T市民办校家长维权运动中资源动员策略的描述和探究。
（一）人际资源的巩固与拓展
人际资源是社会运动所以成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大量群众加入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列后，社会运动才从条件转化为现实”（赵鼎新，2012： 239）。为了尽可能多地招揽参加者以壮大声势，社会运动必然要通过对关系网络的整合来强化其吸引力，因此T市民办校家长维权运动在萌芽期的首要动员对象便是人际资源。毫无疑问，虚拟社区的巨大影响使社会运动的联系建构与成员招募出现了新的特点，这表现为自由快捷的网络沟通渠道通过网缘关系而极大便利了社会运动对于人际资源的动员。
我们认为，就其性质而言，社会运动中通过互联网动员起的人际资源属于弱关系范畴——这是由交往中“质的定律”决定的，即“交往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与之交往的人的密切程度就会受到限制”（郭玉锦、王欢，2010：90）。进而言之，调查发现维权行动在网络空间所动员起的人际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先于运动而存在的家长间既有的弱关系，它生成于线下、投射至线上，是现实关联在虚拟空间中的呈现，具体包括家长们加入的班级家长QQ群、年级家长QQ群与学习交流QQ群等，这可视为运动中弱关系的存量；另一类是由于运动而生成的家长间新兴的弱关系，它诞生于线上、转移至线下，旨借虚拟连接以为实际运动积蓄力量，包括各专为维权而建立的QQ群组，这可看作运动中弱关系的增量。当T市维权抗争中的家长们接收到运动QQ群讯息时，支持者不仅会主动申请加群，而且还会在其所属的其他家长群中呼吁更多相关者入群：运动初期，“群名称是XX，XX（群号码），让本校家长都加上”“需要了解情况或参加维权活动的家长可以进群：XX（群名称），XX（群号码）。欢迎进群参与活动”等消息就在各QQ群中反复出现。我们认为，如此对人际资源的动员（包括巩固与拓展），既降低了运动的整合成本，又推助了抗争的广而告之，具体来说：
①就家长原本所属的班级群等纽带而言，这类人际资源的动员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必要的信任基础，利于维权活动借助网络空间而将参与者的弱关系范围从班级等日常互动群体向外延伸至社会运动这一特定组织之中，从而使弱关系存量在常规和临时之间的反复运用中巩固了其本身。这不仅强化了家长们对既在群体的归属，也提高了他们对社会运动的认同，而且对弱关系存量的盘活巩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社会性的奖励和制裁来规避搭便车困境，从而借既有人际资源的动员而增强了运动内聚力量、降低了抗争退出可能，促成了运动的开始与开展。②从家长新近加入的运动群等联结来看，互联网平台的构造使得隶属不同学校或班级等群体而具有相同诉求的家长们能够快速、方便、大范围地整合到运动QQ群组织中讨论交流，从而为抗争争取到了更为多样的成员构成。换言之，通过弱关系增量的作用，运动关联者被统合到了一个牵涉面更广、异质性更强、兼容度更高的共同体之中，从而使抗争可操纵的潜在资源的数量更多、类型更丰，即运动中对新结合成的弱关系增量的利用拓展能够为行动提供更盛更繁的人际资源，有助于抗争的生发与勃兴。
毫无疑问，在“交往成本急剧下降，时空距离大幅度缩小”（郭玉锦、王欢，2010：289）的互联网空间中，每一个个体都更有可能扮演“结构洞”一角，即作为“非冗余联系”将潜在参与者和既定参加者联系起来，以在弱关系的存量与增量间实现人际资源的“信息桥”功效。虽然作为非正式组织，运动QQ群等虚拟社群结构疏落、分工模糊、等级松散，但其多元平等的特点却以一种灵活自由的方式为运动摄取了尽可能多的必需人际资源，即作为“最具交互性的沟通渠道”和“最具广泛性的大众互动平台”（郭玉锦、王欢，2010：258），网络促使维权运动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动员起参与者之间既已存在的和特意搭建的人际资源，从而使行动者依托互联网技术空间而巩固并拓展其弱关系网络，推动了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二）信息资源的脱域与嵌入
T市民办校家长维权运动在兴盛期的动员对象聚焦于信息资源，其目标是尽可能为运动赋予充足的理据。生活经验表明，在Web2.0技术空前活跃的网络化时代，与其将个体看作被动的信息接收传播点，不若视之为主动的资源挑选制造者。在运动中，这体现为家长们对有关资料的搜集以及活跃者于网络社区的发帖等方面。我们认为，此一现象背后深潜着的内驱力，正是信息资源的时空分离与重新嵌入机制。
在维权行动中，相关信息（包括法律规定、政策条文及活动经验等）经由行动者的主观操作，借助网络公共领域跃出了物理时空及社会系统的限制，并通过与集体行动间被搭建起的亲缘关系而得到动员，从而能够为运动积蓄智慧、提供支持。这意味着，在大规模、便捷化的播散过程中，信息资源在网络空间中的动员过程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它脱离原始场景的束缚，“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吉登斯，2000：17），实现了抽象化脱域；另一面它又被主动关联于地方斗争，为实际运动提供法理依凭和道义支持，成为了运动的有机性构件。简言之，信息资源正是依托时空分离与重新嵌入的运作机制而得以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有效动员，从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我们发现，在所调查的运动QQ群中，针对其他城市相关斗争经验这类信息资源所开展的动员尤其值得关注。2014年夏季，围绕“教育不公”这一主框架而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全国各地接连爆发，对T市民办校家长集体抗争的生成和维续发挥了鲜明的示范效应：6月末哈尔滨中考政策性加分被爆集体造假，7月初家长即在省政府门前请愿以呼吁取消虚假加分；7月中旬北京中考计有17.7%的考生享有加分一事引起热议，17日四千余名“裸分”考生家长的“反加分”联名书便递送至市教委相关部门；7月16日，山东济南山师大附小300余名择校生家长因“300多分指标生考重点，500多分择校生没学上”的指标生政策而在市政府门前示威维权、要求“取消择校生身份”；T市民办初中家长在网络社区扩散运动讯息时，则以如下一段话作为引言：“7月21、29日，T市政府门前发生了与北京、广东、济南、黑龙江等地同样因中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引发了数百名学生家长去市府请愿的行动。民怨鼎沸，且有由质疑向抗议转化的明显趋势——何至于此呢？”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互为参照的运动信息型构出了一个信息场，通过互联网媒体的传递播送，其一致的问题意识、类似的情感唤醒、共享的价值认同与相近的抗争对象等要素在充实集体维权的行动库和运动前后影响彼此互推等方面，已然建筑了一个事实上具有刺激、引促及强化性能的信息联合体——即便它是呈松散碎片状的。
概言之，信息资源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脱离时空束缚而实现再分配与再生产，其在互联网上的动员轨迹既使先前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放大，彰显了积极的助燃效果，亦使后续抗争的展开相对容易，呈现了明显的仿效痕迹。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总量大、流动快、去中心化与获取便捷等特性，信息资源在网络上得到了高效且全面的整合利用，从而在抗争意愿和行动手段等层面启发、介入并指引了相关的社会运动；即在由“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对立并存”形成的“双层社会空间”中（刘少杰，2013），实现了信息资源“嵌入—分离—再嵌入”的功能兑现。
（三）媒体资源的有意识争取
由于大众媒体具有“决定议事日程的作用”（阿尔蒙德、鲍威尔，2007：157），因而作为影响抗争活动的重要公共资源，媒体的报道必然会对运动双方的声誉形象和集体行动的演变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前提下，对抗双方就“社会行动者争夺定义和建构社会事实的权力的关键场域”（Gamson & Andre Modigliani, 1989）——媒体资源所展开的动员就特别值得重视。
如前所述，T市教育局在民办校家长维权运动中主要通过在当地媒体上数次为其针对定向生政策开展的民意调查进行宣传来做出回应；另一方面，由于事件的新闻价值不高（对全国媒体而言）及话题敏感（于当地媒体而言）等原因，这一抗争行动完全脱离在传统主流媒体的视野之外。但是网络空间的蓬勃为民办校家长们动员媒体资源提供了新的可能，理性务实又坚定执着的他们通过在家长帮社区、凯迪社区、天涯社区与人民网强国社区等虚拟空间中发帖及留言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传递信息、表达态度、扩大影响。
社会运动中媒体的描述“是一场更大的争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斗争的一部分”（莫里斯，2002：391），因而对抗双方都需要借助媒体来为自己的举动进行辩解、自证其是。而T市家长维权运动的结果表明，网络媒体资源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需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一方面，网络媒体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更自由的表达空间，提高了社会运动在公众中的波及面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家长们对网络媒体的动员由于未能得到现实世界的充分关注而导致其收效甚微，即单纯网络媒体资源被埋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综上所述，相比具有广泛受众面、较高公信力与巨大感召力的传统媒体，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降低了网友动员媒体的准入门槛，所以网络媒体资源吸引网友注意的能力往往会被碎片化的大量信息所稀释。事实上，“网络公共领域与现实公共领域的融合，生成了比各自单独作用于决策过程更大的力量”（郭玉锦、王欢，2010：263），社会运动中的各方只有充分动员媒体资源，进一步开发网络媒体资源的价值，才能使事件的发展态势有利于自己，从而最大化己方的预期收益。
四、建议
资源动员论认为“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McCarthy, John and Zald, 1971），意即社会运动的兴衰成败系于其资源动员能力的有无及强弱。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发展，资源动员的实践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提供的技术支持与沟通平台。调查发现，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组织形式”（高春芽，2012），社会运动中博弈双方在网络社区中动员起的人际资源、信息资源与媒体资源都对运动的进程与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运动“已成为表达那些没有被充分代表的政治利益的重要载体”（塔罗，2011：3）的今天，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都需直面网络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反思其行事逻辑并相应调校其行动方式，以便能够更好地互动互通、共利共荣，从而实现社会运动预警公共问题、释放紧张状态的积极功效，具体来说：①国家者，需要从观念及作为上真正将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轨道。我们认为，如T市民办初中家长维权运动一类的主体特定、议题单向、诉求明确、方式理性、现实性冲突式的社会运动，应当为旨在合理解决矛盾的排气孔制度所包容吸收；换言之，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项议题，国家需在可控范围内为那些合情合理合法的社会运动提供自由的生长空间、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反馈机制，以避免其滑向破坏性更强的革命行动。②社会者，需要整合多样资源、提高协作能力、优化抗争策略。西方有学者研究发现，“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赵鼎新，2012：167），但我们认为，在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诉求的过程中，互动频次的增多并非运动成功的首要条件，其背后的利益攸关程度与人格卷入深度这两个变量无疑更加值得重视与把控。为此，集体参与中的行动者需不断充实完善他们所掌握或可争取资源的数量与质量，进一步提升其理性沟通能力与共同体意识，并精细化其动员知识和技术，从而拓展运动渠道、真正实现诉求。
总之，在网络空间这一交互式平台中，社会运动涉及的各方都应在直面种种条件与约束的前提下，以公平正义为重、以兼顾彼此为要、以理性平和为首，使日益普遍的社会运动在充分动员各类资源的过程中，渐进达致满意决策、稳固趋向公民社会，以实现多元声音的并存、多种力量的平衡与多方需求的共赢，从而让这些制度外的集体行动在作为合法性抗争而存续的基础上，实现民情的疏导与民意的表达以及权力的规范和权利的维护，使社会运动切实成为健康肌体的有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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