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
史学界一直认为，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实行的生活必需品分配供给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或称“战时共产制度”。但近年欧阳跃峰先生则提出，过去史学界关于“圣库制度”的一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分配办法不应该被称作“圣库制度”，更不是什么“军事共产主义”(《“圣库制度”考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项根本性制度，事关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认识和历史作用的评价，笔者不揣谫陋，在尽力钩稽和仔细审读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圣库制度的看法。
一、 初期的“圣库”
金田起义之前，分散各地的拜上帝教徒仍在家从事“耕种”，拥有私有财产。《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1850)正月十七日天兄萧朝贵教导徒众：“众小弟，各要勤耕苦种，遵守天条”;八月十三日天兄下凡曾询问“外贼”勒索教徒李得胜家耕牛一事，说明李家此时拥有耕牛。而正在为组织起义奔走的拜上帝教首领和骨干们的衣食用度、金钱支销则由富有的教徒“纳贡”。二月初五日天兄教导洪秀全：“秀全，许多兄弟进财宝敬重尔么?”洪秀全回答：“是也。他们为天父天兄事，进奉好多财宝。”天兄则说：“秀全，尔要问过兄弟，他家可度得日，方可收他;不然，要使各拿回家也。”由于“外贼”(或“外小”)的不断“串妖侵害”，各地的教徒多次被拿捉或逮捕，为解救这些人，拜上帝教首领们只好屡屡在教徒中科钱打点，营救这些“苦难儿”(太平天国特称这类营救活动为“科炭”)。此外，后来已经“团营”并集中居住的各支队伍也开始收取富有教徒提供的粮草。庚戌年八月十三日天兄萧朝贵曾问教徒罗能安“如何得咁多粮草食?”罗能安回答：“李得胜之吴表亲出粮谷二千石。”所得到的这些钱粮都交由“圣库”存放与支配。
对金田起义前后“圣库”的情况的了解，过去学者们主要是依据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的《太平天国起义记》：“(金田团营时)秀全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有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是允许其成员有等差地拥有少量资财的，韩山文所说不尽符合事实。韩山文是瑞典传教士，他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材料得自于洪仁玕的口述，而洪仁玕没能参加金田团营和起义，相关情况洪仁玕也不是十分了解。不过，起义前拜上帝教徒们的确已有“圣库”。1976年《文物》第1期第8页登录了一件“圣库”收取钱、谷的凭条：
今有那龙村覃特东捐献圣库银三两、谷五斗二升正。共亨(享)天福。切此。凭。
庚戌年五月 日
这件凭条的确可说明庚戌年(1850)五月已有圣库，此时的圣库就是钱库、粮库等类的库仓(或公库、公仓)。“圣”，系太平天国专用字，初用于天父、天兄。洪秀全曾发诏旨：“天父是天圣父，天兄是救世圣主，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是今，众兵将呼朕为‘主’则止。”由于拜上帝教认为万物皆由天父天兄所赐，故于很多事物前系以“圣”字。张德坚编《贼情汇纂》卷5：“因天主教书中有圣水、圣油诸说，贼复矜张于百事百物，动加一‘圣’字”;“兵称圣兵，鼓称圣鼓，库称圣库，粮称圣粮”。
二、 “库”与“仓”
圣库最初就是指储存钱、粮等物的库仓。但后来，太平天国所谓“圣库”有时则主要是指那些储藏金银财宝、服装衣物的“库”，其收藏物的种类减少了;而粮食油盐等其他物品则由“圣粮馆(衙)”“油盐衙”等馆、衙机构的“仓”收贮或支出。驻留永安时，洪秀全发布诏令：“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归天朝圣库。”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八月初十进攻长沙时，洪秀全再发诏令，重申了这项规定。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占领武昌时，设“圣库于长街汪姓绣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并规定“凡衣服美者，皆须有圣库印”。王永年《紫苹馆诗抄》记太平军占领天京后，“百工技艺，各有衙门。如储粮处曰圣粮衙;衣裳、绣缎、布匹曰圣库;油盐曰油盐衙。”余一鳌《见闻录》：“其典官，库曰典圣库，粮曰典圣粮，仓曰圣粮仓，油盐曰典油盐。”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记：对“进贡”者，太平天国“又分别所贡为何物，则填何项贡单予之，如银钱衣物则盖伪圣库印信，鱼鸭鸡猪则盖伪宰夫衙印，余可类推”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更记明天京总圣库和一些重要粮仓的地址：“逆匪等掳得金银、珠宝、参茸、钱钞、衣服等类，悉收藏诸伪总圣库……(总圣库)前在城北清溪里巷胡公馆内，后移在水西门内姚姓住?宅……?逆匪掳得各处粮米，令伪典入圣粮专司收纳。其屯粮之处甚多，如‘复成’、‘虎贲’、‘丰备’、添储等仓皆有。此外，汉西门大街民房米店，以及水西门内朱状元巷、安品街、油市……也屯有米谷。” 太平天国喜爱给各衙、馆署贴以对联。以圣库馆、圣粮馆及油盐衙为例：
圣库馆联句
圣德比天高二百年兵革常灾虽君明臣忠赤子也难逃运数 库藏如海会四万里车书一统况星罗棋布金瓯原未缺分毫
圣粮馆联句 曰尧曰舜克念作圣 斯仓斯箱乃裹糇粮
油盐衙联句
油然作云尔自巫山云雨会
盐差拟雪我甘冰窖雪羊毡
这些嵌字式联句除了颂扬天父天兄天王圣德事功，祝愿库藏丰足国富民强外，从中也反映出各自收储物品的不同。
正是根据圣库、圣粮馆、油盐衙等类机构的分立，太平天国在朝内军中设立各级各类相应的典官来分掌其事，因而有了总圣库、总圣粮、典圣库、典圣粮、典油盐等类的职官。
分立钱、粮等物的收储，出现很早。金田起义时，太平军中已将储藏金银财宝、服装衣物的库和收贮粮食的仓分别管理，管理前者的叫“典圣库”，后者则叫“典圣粮”。《贼情汇纂》卷2：“(周胜坤)家本富有，素业质库，庚戌年，洪逆倡乱，罄家以献，封为左一军副典圣库。”“(余廷璋)素推车贩米于浔、梧一带。庚戌年,洪逆等倡乱，随之入伙,封为左二军正典圣粮。”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太平天国一方面仅将收藏金银财宝、服装衣物等贵重且相对而言的小件物品之库称“圣库”，设立专门的总圣库、典圣库官员管理;但另一方面，却又将其包括粮仓在内的所有的库仓称为“圣库”，即仍沿袭上述太平天国圣库“凭条”中圣库是库仓(公库、公仓)的含义。《贼情汇纂》卷10记，癸好三年(1853)太平天国曾出告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这里的圣库，明显是包括粮仓了。该书卷10又记太平军一军帅所出告示中说道：“差某检点前来收贡，限三日齐解圣库，赏给贡单。”而“此示一出，胆怯者无不担负银钱粮米，络绎于道，以献与贼”。此“圣库”也当指储存那些所收来的银钱粮米等物的仓库。另，太平天国镌刻的《钦定旧遗诏圣书》卷4《户口册纪》第31章：“夫摩西向武士所取交以色列赃一半，即归圣库之半，系羊共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牛三万六千只，驴三万零五百只”，其中“圣库”二字，罗尔纲先生经过仔细校对，发现是由“公会”二字挖改而来。可见太平天国认为“圣库”也收藏羊、牛、驴等肉食。正因为圣库也指存藏所有物品的仓库，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者才将圣库理解成了仓库、公库。2005年欧阳跃峰先生《“圣库制度”考辨》一文提出：“太平天国设有圣库和负责管理圣库的总圣库等官员，但负责‘生活必需品’供给的官员还有总圣粮、典圣粮、典油盐、典买办等等，这些官员也不是以总圣库为首的，所以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甚至说道：“不言而喻，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中，粮食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太平天国也设有与总圣库同等级别的总圣粮，我们是否可以把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制度叫做‘圣粮制度’?”由于欧阳先生没有分清太平天国的“圣库”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含义，因而得出学术界不该有“圣库制度”之说这一惊人的结论。
三、 “圣库”与“国库”
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还曾出现“国库”一词。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国库”即是“圣库”，但欧阳先生上文却认为，“用‘国库’来解释‘圣库’，实在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并从级别、性质、职能、物资来源四个方面论述二者不同。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即言两司马负责在“二十五家”(即“一两”)中所设的国库和礼拜堂。欧阳认为，管理朝内和军中“圣库”的专门官员——总圣库、典圣库之职级别较高，而“两”所设的“国库”由职级较低的两司马负责，就“级别”而言，二者“显然不在同一档次上”。其实，《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在乡村基层的“两”设由两司马管理的一国库、一礼拜堂，并不是说在两司马的上级——卒长、旅帅、师帅、军帅那里甚至如县、郡等处就不设国库和礼拜堂了，既然乡村社会的各级行政单位都会有“国库”，怎么仅可以拿“两”的国库管理者两司马的级别来比对朝内军中圣库官员的级别?更何况朝内军中的正职官、职同官的级别和基层乡官的级别是不太好比的。 欧阳所说的“性质”不同，是指圣库和国库收藏物的种类不同，《天朝田亩制度》中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等物也然。”实际上，据笔者上文分析，太平天国圣库也作“库仓”、“公仓”解，也收藏乡民“贡献”来的或自己“打先锋”来的粮食、布匹、鸡犬等物。就“库仓”、“公仓”而言，国库就是圣库。
关于“职能”和“物资来源”的不同。其实不管圣库也好，国库也好，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储;一是支出(供给)。就职能而言，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由于《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说的“国库”是乡村的库仓，其库藏物品的数量、种类，支出(供给)的目的和对象等会有自身的特点，理所当然地与朝内军中的圣库会有所区别。欧阳说“圣库”所藏金银主要是发放礼拜钱的，而“国库”的收藏“主要是用于‘婚娶弥月喜事’与‘鳏寡孤独废疾’者，二者是不同的。事实上，一个是朝内军中的仓库——“圣库”，一个是乡村的仓库——“国库”，在支出(供给)物品的种类、目的和对象上有所不同，是正常的。至于说“物资来源”不同，也应作如是观。
所以，“国库”就是库仓、公仓，史学界长期以来说《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即“圣库”，或者说“圣库也称国库”，是对的。
四、 “圣库制度”与军事共产主义
太平天国的“圣库”也指其所拥有的大大小小的各类库仓。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是一个高度的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政权，其将士以及被编入各个馆、衙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由各级各类圣库统一分配。这种统一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制度过去一直被学者们称为“圣库制度”。早在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及“诸匠营”与“典官”制度》(载1936年3月3日《益世报•史学》)就已经使用“圣库制度”的概念。但欧阳跃峰《“圣库制度”考辨》提出，圣库制度并非“军事共产主义”，理由是：“在所谓圣库制度下，太平天国官兵所领的‘礼拜钱’(或将官员所领的称为‘俸钱’)都是有等差的，这显然不是什么绝对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
过去确有老一辈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在论述圣库制度时，受当时政治语境、学术思潮的影响，有罔顾事实，过分拔高和褒扬圣库制度的倾向。如夸大圣库制度是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断定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实行废除私有财产的一种制度，或者认为是太平天国实行的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制度，强调所谓的“人无私财”、“平等”、“平均”。对此，指明太平天国实际上是允许官员等拥有少量资财，圣库分配生活必需品也是有等差的(尽管差别不大)，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断然否定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则是不妥的。
“军事共产主义”也叫“战时共产主义”,原指苏俄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实行过的一种特殊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以外的所有粮食，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配给等。在“军事共产主义”实施期间，业农者生产自身所需消费的粮食，将“余粮”无偿上交;非农者则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按工种的不同，有些许等差地配售生活必需品;但并没有取消货币，劳动者也取得工资，个人也仍有“私财”。而这些，和太平天国生活必需品的搜取和分配(“圣库制度”)有很大的相似，因此，说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或“战时共产制度”，是完全说得通的。欧阳先生说圣库制度并非“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解有偏差，他将军事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理解为绝对平均主义。
所以，笔者认为，初期太平天国的圣库是指收藏钱粮衣物等物品的库仓、公仓。但稍后，太平天国一方面仅将收藏金钱、衣物等贵重物品的库仓称为“圣库”，设总圣库、典圣库等官员管理;而收藏粮食的仓库被称为“圣粮馆(衙)”，设总圣粮、典圣粮管理;收藏油盐的仓库被称为“油盐馆(衙)”，设典油盐管理，等等;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却又一直沿用初期圣库的概念，将其所有的仓库称作“圣库”，这就造成了学界对太平天国“圣库”理解上的混乱。太平天国既然一直将所有公共拥有的仓库称为“圣库”，那么，将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称为“圣库制度”，是可以成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就是“圣库”。而过去学者们认为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也仍是说得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