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3 次 更新时间:2006-03-09 18: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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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进入专栏)  

  

   一、 现有增长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过去20多年支持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将要发生重要变化,有的不复存在,有的将向新的形态演变,现有增长模式将面临着以往未曾有过的转型压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依托于一种有特色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素包括: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既包括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普通劳动力,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以智力服务为主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开放条件下国外资本、技术、管理和其他我国短缺要素的引入;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等。在国际范围,具备上述一两个要素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的一些要素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市场和劳动力,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市场导向的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使上述要素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而对外开放通过要素和产品的内外交流,特别是引入我国缺少的诸多要素,显著提高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这一模式中各种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低成本”上。所以,如果要对这一增长模式加以概括,可以称其为“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

   然而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这些冲击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千美元关口”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还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区域,由此,这些地区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第二,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及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加大。一个时期以来,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压力加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二是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三是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1/4。四是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新增量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环境约束的压力,首先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排放也相应地增大,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压力增大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国内,能否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起与我国的资源约束状态相对称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国际,能否通过对外开放格局的调整,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源满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第三,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因此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第四,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一是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三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但在未来一些时段,其中有些因素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金融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某种金融危机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即使金融体系本身不直接导致危机,经济增长中其他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第五,收入差距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强。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按照“倒U型”理论,我国目前处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左右,在国际上是较高的。这种格局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起因和后果中,哪些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现实和潜在的严重危害。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但这种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现有社会结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如果现有的增长模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调整或改革就不可避免。

   导致增长模式转型的因素不是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具有系统性和必然性。上述几个因素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推动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压力。其中多数因素过去一直存在,但在近年的增长中显著加强了。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增长模式需要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二、增长模式转型的有利条件和不确定性

  

   增长模式转型压力的加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困境”,从本质上说,它体现了进步。没有发展,而且不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会出现。所以,增长模式转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体现这一特性的,还有在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增大的同时,转型所需的有利条件也正在逐步具备。在这些条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制造业中已形成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能够分摊较高的研发成本;跨国公司从接近生产基地和市场考虑,研发机构正在日益增多地转向我国;产业配套条件有长足改善,一些地区形成了为数众多、有较好基础的产业集群,有利于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分工深化、技术和组织创新;对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增长模式转型中的要素重组提供了较大回旋余地,例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部分企业可以转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沿海发达地区结构升级所要求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可以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输入;我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一批产业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汇储备增长迅速,有可能在大规模输出产品和输入资源之间建立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念和举措,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条件。

   但是,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增大的同时有利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转型能够顺利实现。在工业化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跨过了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尽管有的国家由于战争等原因其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打断。二战以后,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小龙”等经济体,也相继经历了转型期,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同属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诸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如此幸运。它们未能跨过转型的门槛,在增长历经停滞和倒退后,有些国家至今仍未达到10年前的发展水平。增长模式转型受挫,直接与某些具体原因有关,如一些拉美国家增长过多依赖外资,而且是流动性较强的非直接投资,当增长减速后,大量外资撤出,引发通货膨胀和增长困局。透过这些表象可以看到系统性的问题和风险。如果拉美国家的资金使用是有效率的,即使部分外资撤走,经过调整后其他资金能够弥补缺口,那么增长进程就不至于被完全打断。转型所面临的压力和能够争取到的有利条件之间需要达成平衡,但二者往往不对称。压力较为直接和确定,会来得早一些。相比之下,条件更多的是对压力的反应,因此平衡能否具备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组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是相当确定的,但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分工深化等方式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转型所需的诸多有利条件之间也要达到一种平衡。如技术创新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这种支持倘无法从金融体系有效获得,有些创新就难以浮出水面。再者,经济体系要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能够承受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经过调整后能够使增长进程得到恢复。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重创,但事后较快恢复表明其经济体系的抗冲击能力明显优于拉美国家。

   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与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有了很大差异,总体上看增长模式转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是,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将会发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无论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当然,讲转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遇到的都是风险和坏事。不确定性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人们事先无法预测(因而无法以概率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正是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别),其中有风险,也有机遇,而且风险应对好了也可以转化为机遇,如能源危机会刺激节能型产品和产业的发展。强调增长模式转型的不确定性,现实意义在于提高对转型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转型过程中的忧患意识。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不能抱侥幸心理,不能再拖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通过研究制定和实施正确而有前瞻性和号召力的发展战略,发挥我们多方面的优势,提高经济体系内部抗击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增长模式的转型得以顺利推进。

  

   三、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和重要战略

  

   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多重涵义。首先要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随着我国人均产出和消耗水平的提高,总量规模日益突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调整过程。增长模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调整而进行调整。

   从以上增长模式转型涵义出发,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将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相应地,应重点实施六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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