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从来不止是一套规范世人之行为的规则体系，也是规定了世人之存在、使人心和人生得以栖居其中的意义空间，而法律的生成与变迁，还塑造着特定的历史路径。许章润教授的近著《汉语法学论纲》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试图描摹法治文明与汉语文明的相遇，并在历史的长线程中解释彼此之间的调试与相容，用汉语法学的文字之美，勾勒法治的中国之路与法学的汉语之魅。

本书以“汉语法学”为主题，显示了作者清晰的中国立场与文化本根，而“论纲”一词一方面表达了谦虚之意，另一方面也提示细心的读者：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汉语法学，尚未形成蔚为大观的学思体系和气象万千的学术格局，而有待学界同侪共同推进。许章润教授念兹在兹的汉语法学，绝非仅仅作为法理学而存在，更包含着文明转型与政治立国在内的宏大期许。毋宁说，汉语法学一词，既意味着汉语文明对西方法言法思的接纳与再造，更意味着古老的华夏文明朝着现代法治国家的转身。

基于这一定位，汉语法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法系”既有关联，亦有差别。按照作者的划分，自诸子以来的中国法学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至秦汉之初为第一时期，即汉语法学的“子学时代”；由“经义决狱”所定型的“帝国法意”延绵至清末为第二时期，即汉语法学的“经学时代”，自清末接引西律西学至今则为第三时期，即汉语法学的“西学时代”。西学进入之前的中华法系，可谓“醇熟圆融、体大义深、周详备至”，既是一套规则体系，又是一套规定了人心秩序与道德伦理的意义体系，是作为文明体而存在的华夏整体秩序的法学表达。但这一圆融无碍的整体秩序随着西方秩序的侵入而被瓦解，由此造成近百年来，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学术，都在古今中西之间的歧路上挣扎徘徊，顾此失彼。作为整体的意义世界被打破了，人世秩序和人心秩序将何以为凭？

语言是存在之居所，秩序的震荡必然带来话语上的变动。今日中国，从官员到百姓，从市民到村民，几乎人人倡言“权利”，这在一代人之前不可想象。这一陌生而又席卷人心的权利话语，对汉语文明来说是陌生的。移植而来的法言法语就像城市道路上的水泥路桩、钢铁护栏，又像各种表意清楚但又了无美感的交通标志一样，代表着现代化的生活，但又让人觉得刻板、冰冷。法治必须意味着这种了无生趣的规则体系吗？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书中指出，作为成熟伟大的法治文明，必然有着繁复同时又优美的语义体系，当这种语义体系和汉语文明相结合，产生的将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汉语法学。许章润教授以诗人的语言指出：“语言是文明积淀的精华，犹譬日月星辰之下，麦浪黄澄澄，高粱金灿灿，露珠晶莹，群鸟啁啾，春萧瑟，夏热烈，秋浓郁，疏影横斜水清浅，一切的一切，乃天道自然者也。”

这番充满诗意的描摹，并非要求我们要使用如此这般的法言法语，而意味着法律要捍卫这一诗意的人世生活，这是作者心目中，“法制中国”的文化魂魄。具备这一诗意灵魂的法治建构，将不仅致力于实现法律之治，还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正派社会和良善人生。在这一愿景之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将心存怵惕，而守法者也将满怀庄敬。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经由千百年风雨涤荡的历史民族，将借由法治文明迈向现代政治国家和“文化中国”，实现作者所说的“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如果在中国自身传统的意义上描述作者的这一构想，那就是：通过汉语法学在言辞、规范、义理乃至文明层面的建构，使“家—国—天下”这一曾饱受冲击的中国文化秩序得以重生。这种重生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经历了汉语法学的“西学时代”之后，经历了现代法治文明的锻造之后，对自身文明命脉的再次浸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法学具备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维度，成为“历史法学”在当下时空的叙述与担当。文化与历史，是理解《汉语法学论纲》的两个基本视角。基于此，作者试图在事实与规范之外，为人生与人心寻求温厚的文化依托，同时还意味着一种穿越历史直到当下的现实担当。正如许章润教授自己所说，没有什么比接续历史更为激动人心。投身书生事业，继斯文为己任；促进文明转型，提炼优良政体，是这本《汉语法学论纲》所标举的法学家理想。这是一本从法学出发，又着眼文明再造、放眼家国天下的忧心之作，而书中文辞之优美、义理之宏深，足为读者咏味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