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唐德刚的政治体制思想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0 次 更新时间:2015-09-13 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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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 (进入专栏)  

  

   本人研究的思想家或历史学家中,到目前为止,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我唯一一位见过的人物。记得,当年在山东大学校园里,我不但听了他的演讲,再次碰到时还向他问过好,时间大致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数年之前,本人在一则读他书的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本人大学期间曾听过唐德刚先生的演讲。记得,他当时还曾在山东大学里住了一长段时间。他当时演讲的题目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三点至今还记得:一是地点在今山大主校区图书馆的一个报告厅里;二是他长得有点斜眼(可能是右眼),站着讲的;三是在演讲中几次讲到了美国人有骂他们时下总统的自由,可以随便骂他们总统是草包。当时美国的在任总统是里根,但唐的译法跟大陆的不一样,称瑞艮,后一个字是四声。对于唐讲后一点的深意,自己当时还理解得不怎么深,不知道他的用意是告诉我们,美国人有言论自由,有真正的人权。”[1] 另外,记得本人以后还由他的眼睛有点问题联想到了顾炎武的满眼尽是白眼珠,以及北京有位知名历史学者视力也不佳,得出过有点令人好笑的“结论”:眼睛不怎么样者,搞起学问来都厉害。

   唐德刚及其学术成就,国内虽然研究者不是甚多,但评价不低。比如在章怡和与贺卫方合著牛津版的《四手联弹》一书中,章怡和在《唐德刚——先天禀赋,后天学养》一文中写到:“我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是删节版《晚清七十年》。几页读下来,激动得难以克制。毫不过分地说,就像遭遇八级地震,全身血脉如翻江倒海,连续几天冲动得不能睡下。别样的见地,别样的叙述,别样的文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分送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惊了,也都快疯了,其冲击力与原子弹爆炸没什么两样。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如池塘涟漪,一波一波推得越来越远。至今每与朋友众会,唐氏关于时代变迁的主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联系到眼下的社会现象,也越发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一人敌一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夸张。”[2] 另外,也有人将其与陈寅恪并论,并认为虽然“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应该可以存留50年以上。”[3]

   以上关于唐德刚的评价不为过分,尤其就其历史著述对当前我国思想与学术界的启蒙意义而言。只一点,大陆出版界只允许海外华裔历史学者中操持汉学路数的著作“登陆”,而对他的作品则进行百般阻挠,就能说明问题。

   但是事实求是讲来,上引章女士话语中提及的唐德刚关于中国历史前进的三峡理论是有问题的。而其的主要学术与思想贡献则在于:一、他揭示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是“国家强于社会”、西方是“社会强于国家”的社会;二、他“口无遮拦”,尖锐批评了1949年以后大陆当权者的“极左”做法;三、在此期间,他附带着零星而不是系统地描绘了未来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体制的蓝图。下面,我们就在扼要介绍其生平的基础上,对其有关政治体制的思想及其局限,略作展开论述。

  

   一、唐德刚生平简介

  

   对唐德刚其人生平进行考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其思想的了解。

   1920 年8月23日,唐德刚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西乡唐三圩子。曾祖辈唐定奎等为淮军重要将领,虽为行伍,亦重文治,出资办过金台文社及地方书院。父亲是一“安徽地主”,颇通文史,曾与唐德刚探讨当地秧歌的形成问题。[4] 唐德刚早年在家乡受过良好的国学训练,14岁点校通览《资治通鉴》,先后在舒城县立初级中学、安庆省立高中读书。抗战爆发,返回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被乡人视为“唐家又出人了”。后随省立二临中迁武汉、湖南,在湘西国立八中完成高中学业,1939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期间,于1941年秋在读大学三年级选修顾颉刚所授《商周史》课程时,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文,得到顾的嘉许。

   唐德刚早年已有追求成才遇时的想法。他多年以后曾写道,“记得以前为笔者启蒙的那位汉文老师便时常在书房里自言自语说:‘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在他老人家那段‘依人门巷度春秋’的岁月里,他显然是自叹‘怀才不遇!’笔者斯时虽然幼小,也深觉‘才遇不偶’对我这位秀才老师太不公平了。年长回忆,仍然对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后来在海外遇见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长官,和乡前辈胡适之博士,才知道这世界里毕竟也有才遇双全的!”[5]

   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唐德刚曾接着考取了该校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当时其家乡的日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他离家既久思乡心切,就回了家乡,期间曾经在继续学业还是找事做之间发生游移。回家乡后,曾在大别山区的岳西县当了两个学期中学老师。1944年,汤恩伯打了败仗,河南陷敌,安徽真正成了敌后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去中大复学,进入设在立煌的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6] 立煌县即今安徽省金寨县,成立于1932年。该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于10月划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河南商城、固始两县及安徽省的六安、霍邱、霍山3个县计5个县各一部,在原属六安县的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国民党鄂豫皖大后方,是安徽省临时省会驻地(1938年6月至1945年11月)。

   1948年,唐德刚受国民政府派遣公费赴美留学,于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时大陆政权已经发生更迭,唐曾做过回大陆试探,但与其在安徽学院史地系时的领导人李则纲联系时受冷遇,随决意留居美国。

   期间,曾改行学建筑学,并从事过建筑的工作。对于此事,其晚年时的叙述如下:“我在哥伦比亚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多)岁,改行很容易。我想学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7]

   另外,对于自己的早年改过行,唐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隐晦提及过:“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笔者当时也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8]

   除了兴趣之外,唐德刚的重操历史旧业与其具有相当国学基础,以及他性情随和有关。其晚年回忆,重回学校做助教时哥大“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教,因为我会讲汉语。”[9]与之有过过从的台湾作家柏杨夫人张香华曾在回忆文章中讲,唐德刚性情随和,是个很没有身段的人。

   回到哥大之后,唐德刚一面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美国人韦慕庭教授当助教,一面“为着糊口”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当“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同时开始了美国史博士学位的攻读。

   孙中田在《史文并茂意趣风生——读唐德刚〈胡适杂忆〉》中说唐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获史学博士学位。有误。这是他正式成为读博士候选人的时间。此事其在《胡适杂忆》中有记述。该书的一处中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在哥大考口试。有位教授问我‘林肯是不是奴隶解放者?’我知道这问题不易回答……反问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国史上有没有一位所谓奴隶解放者呢?’这位惯于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马虎地答了个有,因而我再追问他一句:‘如果有的话,哪个人比林肯更够资格呢?’想不到我以问题作答案的问题一出七位主考和后座一些监考们不禁一阵哄笑,林肯也就变成我的‘奴隶解放者’了。”[10] 该书的另一处中讲到,1957年胡适口述史工作开始之前,“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研究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11]

   唐德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通过主修与辅修课程口试成为博士候选人,与当年也在哥大读历史学博士的何炳棣的经历一样。何炳棣后来讲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主修与辅修课程有 “‘最后’(final)口试。这是博士学位工作中最严重的一天。由历史系内外五位教授充任委员,轮流考问,共为时大约两小时,此外另有一位外系教授充任观察者(observer),有权发言,亦可决定不发问,但必须向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报告口试的结果。这个最后的课程口试考过之后,即成为正式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享有研究专室及种种图书特权了。再等到博士论文完成,论文口试通过,和论文出版成书的保证才能获得博士学位。”[12]

   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唐德刚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管理员7年。中文图书管理员即大陆所称的中文图书馆馆长。按照唐自己的说法,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胡适即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短期担任过此职。唐德刚在哥大所讲授的课程有《汉学概述》、《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等,最后的教学职称为副教授。[13]

   受到排挤,唐德刚于1972年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对于这次的“职业转移危机”, 唐后来讲,全靠了自己的阿Q精神:“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30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由此笔者想到,唐对鲁迅颇有微词,一会儿说鲁迅的阿Q不如吴承恩的猪八戒写得好,一会儿说鲁迅骂人尖刻,他怎么不骂骂自己呢,自己也做了不少错事,但对鲁迅所塑造阿Q这个人物的精神,却一直继承着。到晚年了,他还笑对人讲,当代许多著名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只能存留50年,而他的书可存留100年。[14]

   唐德刚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授至1991年退休。期间兼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2年。其在纽约市立大学主讲《中国通史》、《东亚近代史》等课程,讲过的课程还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15] 2001年患中风后停笔,2009年10月26日,因肾衰竭肾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唐德刚的学术与文学著作丰富,比较重要与影响较大的有论文集《晚清七十年》(五卷,分别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论著《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美国民权运动》,《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梅兰芳传稿》;口述史类著作《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张学良口述历史》;札记《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以及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唐德刚通过与国内亲友的通信联系,获悉80岁老母仍在安徽芜湖健在。他立即到驻加拿大的中国使馆办好签证手续,返回大陆探亲。1981年,唐德刚又以纽约市立大学“交换教授”身份再度访问大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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