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萨科瓦:乌克兰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5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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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萨科瓦  


引  言

2014年,世界历史开始回归欧洲。乌克兰危机不仅唤回了战争幽灵,更实实在在地引发了战争。2014年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后者给中欧和东欧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25年前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终结,曾营造出“统一而自由的欧洲”的氛围,然而这些幻想在2014年全部破灭了。欧洲重新走进了分裂和冲突时代。乌克兰危机虽然不是唯一的诱因,却大大加剧了这种冲突,换句话说,欧洲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相伴而生。

本文认为,事实上存在着内外两种意义上的危机:“乌克兰的危机”(Ukrainian Crisis)和“乌克兰危机”(Ukraine Crisis)。

“乌克兰的危机”(Ukrainian Crisis)是指自1991年独立以来,在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深刻危机。这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词汇来解说了,但是可以通过“罗马的方式”(in the Roman manner),即综合的方式,借助不同的色调来反映乌克兰的多重属性。首先,“橙色取向”(The Orange tendency)认为乌克兰能够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确立乌克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拥有区别于其他斯拉夫国家的独立文化,并与“欧洲”及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站在同一阵营。本文把这种取向称为“一元主义”,因为它强调基于乌克兰自身经验的国家建构。其次,“蓝色取向”在面对乌克兰遇到的挑战时,则表现得更加多元,承认乌克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现代乌克兰需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来完成国家建构。对于“蓝营”的人(the Blues)而言,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更是多元传统的综合体,特别是要承认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并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社会甚至安全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蓝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特指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领导的地区党。“蓝营”同样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而统一的乌克兰,但是相较于“橙营”(the Orangists),它对乌克兰的理解更加全面。第三,“金色取向”,是代指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在腐败横行、公民权力衰退的背景下统治乌克兰的权力寡头。自独立以来,这三种颜色各自为营,至今尚未出现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来统合乌克兰。

“乌克兰危机”(Ukraine Crisis)则是指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国内矛盾国际化而导致的在全欧范围更为严重的危机模式。其中的某些危机,堪比1962年十月的古巴导弹事件。由于冲突各方互不相让,世界可能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并把俄罗斯排除在欧洲联盟体系之外。未能形成一个真正平等包容的欧洲安全体系,使得欧洲安全局势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最终于2014年引爆了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4年12月就曾经警告过“冷和平”的可能性。2000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总统也一直致力于这种非对称性的解决。但可惜的是,欧盟在这一过程中非但没有起到斡旋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紧张局势。因为其正在进行一项建立“大欧洲”(Wider Europe)的努力,即把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扩展到曾经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心脏地带”。欧盟东扩与大西洋安全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融合在一起,只会令事态更为严峻。

俄罗斯和部分欧洲领导人并不是想与一元主义色彩明显的“大欧洲”相向而行,而是寻求建立某种必要的带有多元色彩的补充,就是我和其他人称之为“泛欧洲”(Greater Europe)的设想。即,把欧洲大陆每个角落都联合在一起,构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苏联解体前夕提出的共同欧洲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这是一个多极和多元欧洲的理念,与大西洋共同体密切联合,但又不完全一致。在“泛欧洲”内,相关国家无需在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消除了后冷战时期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和平就会真正到来。反之,“乌克兰的危机”(Ukrainian Crisis)和“乌克兰危机”(Ukraine Crisis)的双重交织,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议会选举

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承诺提前进行选举。但是随着2004年宪法的恢复,他丧失了解散议会的权力,并且需要与一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选举出来的议会共事。议会中有很多亚努科维奇的前支持者,因此,通过相关的立法会很艰难。随着7月24日亚采纽克(Arseny Yatsenyuk)政府的正式辞职,解散议会的宪法程序启动。乌克兰争取改革民主同盟(UDAR)[ UDAR,亦称“打击党”——译者注]和自由党(Svoboda)的离开,破坏了执政联盟。而如果新的执政联盟在30天之内还未形成的话,总统将有权解散议会。波罗申科对打击党和自由党的离开持欢迎态度,认为这为新的选举打开了大门,“社会希望权力机关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整”。[ Shaun Walker, “Prime minister quits as parties pull out of coalition”, Guardian , 25 July 2014.]亚采纽克政府辞职的原因是,议会未能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以及能源问题的立法。7月初,议会否决了一项旨在减少限制乌克兰天然气运输公司(UGTS)出租其地下储气库的法案。亚采纽克政府此前同意建立两个股份公司——“乌克兰主要天然气管道公司”(Company of main gas pipelines of Ukraine)和“乌克兰地下库存设施”(Company of underground storage facilities of Ukraine),但是这两个公司可能最终完全成为国有的。此外,该政府还曾打算建立一个由美国或欧盟投资者占49%份额的天然气运营分配体系。

8月25日,波罗申科解散了最高拉达(Rada)[ Rada,乌克兰共和国议会——译者注],并宣布将于10月26日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同时还将进行地方政府选举(结果后者被推迟到了12月7日)。波罗申科说,拉达为“亚努科维奇做了一年半的支柱”,并认为议员应当为广场悲剧及其遇难者负责。[ “Poroshenko calls an early election on Oct. 26”, Kyiv Post, 25 August 2014, http:// www. kyivpost.com/content/ukraine/president-petro-poroshenko-calls-an-early-election-on-oct-26-362001.html]他坚称,“没有什么秘密,有一个第五纵队,数十名议员参与其中”。最初的选举计划是按照公开的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但是混合竞选制度对波罗申科更有利。具体的安排是,450名议员中的一半由通过5%门槛、以政党为核心的比例代表制产生,另一半则以单一的绝对多数制产生,而这部分议员毋庸置疑,更倾向于支持总统。很明显,波罗申科正在议会中寻求支持。但是,为了清除议会中的亚努科维奇势力,波罗申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重要的一点是鼓动民族主义。随着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新的最高拉达被各种反自由的人士所充斥。激进民粹分子奥列格·利亚什科(Oleg Lyashko),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将近8%的支持率。这对于乌克兰此后将走向何方,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社会领域也变得更加紧张。政府裁员,开支增加,能源断供变得越来越频繁,热水供应减少,使得人民千方百计地节约使用天然气。总而言之,乌克兰经济形势目前非常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70亿美元的贷款对乌克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显而易见,欧盟也不会为乌克兰埋单,因为德国甚至连欧元区的国家都不准备资助。见死不救的还有美国,其为了应对并不存在的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威胁,宁可计划花费万亿美元更新核武工厂,却不愿意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来帮助乌克兰。经济上的步履维艰,致使乌克兰经济部长巴甫洛夫·舍列梅塔(Pavlo Sheremeta)黯然离职,他于8月21日警告称,政府对商业是掠食者的行为。[ “Ukraine’s economy minister Sheremeta offers resignation”, Reuters, 21 August 2014,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4/08/21/ukraine-crisis-sheremeta-idUSL5N0QR1OW20140821]社会环境不断恶化,军队动员力式微,有些地区甚至引发大规模抗议。发生在顿巴斯(Donbas)的战争,正以巨大的人员伤亡、大范围的毁灭和持续的相互指责而陷入僵局。

示威运动催生了乌克兰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广场公共议会”(the Maidan Public Council)、“广场全乌联盟”(the Maidan All-Ukrainian Union)、“广场公民部门”(the Civic Sector of Maidan)和“改革激励方案”(Reanimation Package of Reforms)等,这些团体担负着持续监督新政权的职责。总体来说,他们主动地与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有少数几个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成功将很难保证。比如在五月份基辅市议会的选举中,民主联盟(The Democratic Alliance)只赢得两席。[ Andrew Wilson, “Ukraine under Poroshenko”, in Andrew Wilson (ed.), Protecting the European Choice,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014, p.13.]“右区党”(Right Sector,乌克兰极右政党——译者注)持续与内政部门角力,在8月份提出要求内务部进行自身整顿,并要求取消对“右区党”成员的所有刑事立案。其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Dmytro Yarosh)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因此他同意继续在东部作战,而不向基辅进军。这也预示了这些武装民兵实际上有能力对基辅政权构成威胁。在隆隆的枪炮声与愤怒之中,一种新的且更加暴力的“广场革命”将成为持续的威胁。

而这种暴力也渗透到了议会选举当中,例子数不胜数:9月16日,来自经济发展党的议员维塔利·茹拉夫斯基(Vitaly Zhuravsky)在离开议会时被群众抓住并丢进垃圾桶;9月30日在敖德萨(Odessa),乌克兰地区党前议员内斯特·舒夫里奇(Nestor Shufrych)遭到一群扛着国旗、自称是“人民清净运动”示威份子的殴打。选举笼罩在这种恐吓的氛围中,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乌克兰的民主,不过社会分裂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克里米亚(Crimea)12个议席尚未被选举出来。在顿巴斯反对派控制地区的15个议席也未明晰,该地的议会选举将在11月2日举行。

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选民缺席的情况下,2014年乌克兰的议会选举只有52.4%的投票率,明显低于2012年的议会选举和2014年早些时候的总统大选。结果是,在29个政党中,只有6个通过了5%的门槛,在西部和东南部之间再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波罗申科的政党——团结党(Solidarity)与克里琴科(Vatali Klitschko)的乌克兰“打击党”(UDAR)结成联盟。为报复在2005年橙色革命之后的个人恩怨,亚采纽克拒绝加入到波罗申科的阵营当中。波罗申科也同样拒绝重用亚采纽克,不愿意为接纳亚采纽克而改变自己阵营的名称。所以亚采纽克转而与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Alexander Turchynov)共同领导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为显示其强硬立场,亚采纽克还联合军方领导人,包括亚速军营(Azov battalion)的领导人安德烈·别列茨基(Andriy Biletsky),以及乌克兰极右主义政党“乌克兰爱国者”(Patriots of Ukraine),这个组织因批评波罗申科的顿巴斯和平计划而成为知名的“战争党”。波罗申科阵营在总统大选中获利良多,但由于一个与其得票情况相近的第二大党的出现,它控制一切的愿望落空了。后者就是在议会中得到相当一部分议员支持的、获得五分之一选票的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这对于波罗申科来讲,并非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伙伴,因为他们强烈要求总统再一次任命亚采纽克为政府总理,同时还要求波罗申科以接受他们大部分的政见作为联合执政的基础。以11%的得票率获得第三的,是利沃夫市市长安德烈·萨多夫(Andriy Sadovy)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自助党(Self-reliance),这个政党吸引了很多来自西乌克兰和中部乌克兰的商人和专业人士。相比之下,季莫申科(Julia Tymoshenko)则失去了政治光环,她领导的全乌克兰祖国联盟党(Батькивщина,亦称“祖国党”——译者注)日渐式微。为挽回这一颓势,季莫申科开始动用民粹主义话语,谴责顿巴斯和平计划,声称这是对普京的投降。这一政党仅以5.7%的得票率幸存。以上四个政党被认为是亲欧洲的,尽管其政见各异,但在亲欧改革方面形成了稳定的联盟。

利亚申科(Lyashko)的激进党(Radical Party)也从国内多极化的政治氛围中获益,通过寡头菲尔塔什(Dmitry Firtash)和亚努科维奇的前总统秘书处负责人谢尔盖·利沃什金(Sergei Levochkin)共同拥有的国内电视频道塑造良好的形象。利亚申科收获了很多本来要流向亚罗什的“右区党”和提阿格里布克(Oleg Tyanybok)的自由党的选票。同时,一些主要的准军事将领也被选进了议会,其中包括顿巴斯军营的指挥官谢苗·谢苗琴科(Semen Semenchenko)。由于很多选票投给了民族主义党派,自由党失去根基,未能通过5%的门槛。

原来的统治集团——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 (PoR))和共产党,失去了选举支持。共产党党团推举了一些候选人,但最终没有通过5%的门槛。地区党原207名议员中超过一半已经改旗易帜或者自立门户,而剩余的人,如今由米哈伊尔·车车杜夫(Mikhail Chechetov)统帅,推选了一些独立候选人。一些后继的政党正在兴起,其中包括希望在南部和东部选出“亲俄”代表的经济发展党(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y),以及一个由舒夫里奇(Shufrych)领导、梅德维德丘克(Iktor Medvedchuk)推进的新的“亲俄”政党,但是进展不顺利。“反对派联盟”(Opposition Bloc)由前燃料和能源部长尤里·博伊科(Yury Boiko)领导,与菲尔塔什的立场接近,赢得了将近10%的选票。这是在新议会中唯一真正反对橙色分子的力量。

新拉达中只有423名议员,不足宪法规定的450名,因为在克里米亚(10席)、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2席)和顿巴斯的“特殊空间”(顿涅茨克(Donetsk)9席,卢甘斯克(Lugansk)6席)没有举行选举。由于新闻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和志愿军将领的加入,拉达的新成员超过一半(55%)。尽管有不同的解读,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选举是透明且公正的。比如在巴罗索(Barroso)地区,这场选举被认为是“民主的胜利”,是对于亲欧议程正确性的有效辩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在乌克兰形成一个不互相争斗的政权,一个不把乌克兰往西或往东拉扯的政权,一个能够解决国家正在面临的实际困难的政权。”[  “Ukraine elections: pro-Western parties set for victory”, BBC News, 27 October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9782513]

表1  2014年10月26日议会选举结果

政党/政治团体 得票情况

(%和得票数) 政党

席位 选区

席位 总席位

人民阵线(阿尔谢尼·亚采纽克/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 22.14%(3,488,144) 64 18 82

波罗申科集团(团结党和乌克兰争取改革民主同盟) 21.82%(3,437,521) 63 70 132

基督教民主自助党(安德烈·萨多夫) 10.97%(1,729,271) 32 1 33

反对派联盟(尤里·博伊科) 9.43%(1,486,203) 27 2 29

激进党(奥列格·利亚什科) 7.44%(1,173,131) 22 - 22

祖国党(尤利娅·季莫申科) 5.68%(894,877) 17 2 19

5%门槛

自由党(奥列格·提阿格尼布克) 4.71%(742,022) - 6 6

乌克兰共产党(彼得罗·西蒙年科) 3.88%(611,923) - - -

强大乌克兰党(谢尔盖·季吉普科) 3.11%(491,471) - - -

公民地位党(阿纳托利·格里申科) 3.11%(489,523) - 1 1

农业党(维拉·尤里安申科) 2.65%(418,301) - 1 -

“右区”(德米特里·亚罗什) 1.8%(284,943) - 1 1

独立联盟 - - 94 94

空席 - - 27 27

其他 3.91%(506,541) - 2 4

资料来源: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vybory.com.ua/

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党能获得足够的票数来独立组阁,关于这一点,乌克兰的政治家们都很清楚。甚至在最后选举结果揭晓之前,波罗申科和亚采纽克就开始协商联合执政。新议会的激进色彩,使得它与其所取代的议会一样,将难以驯服。大量来自单一选区的不受控制的独立议员,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和艰难。这届议会未必能撑过四年。政府总理虽然拥有广泛的权力,但是毕竟缺乏如总统那般通过全民直选的合法性。11月,由波罗申科阵营、人民阵线、基督教民主自助党、激进党和祖国党组成的五党联盟,在拉达中占据了全部423席的288席。亚采纽克再一次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联合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雄心是获得北约(NATO)成员国身份,但是在短期内还是着力于具体的经济改革计划。新当选的议会以压倒性的优势反映了西部乌克兰的声音,淡化了国家发展的多元主义模式,一元主义势力抬头。

人民阵线的成功减少了东南部武装冲突和平解决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俄乌关系紧张的可能性。11月2日,在顿巴斯的分离区域举行了地方选举。在明斯克协定签署之时,两个顿巴斯地区的“共和国”控制了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顿巴斯地区全部65万人口中的45万人。这个领土范围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中心区域,和包括马凯耶夫卡(Mekeevka)、格尔洛夫卡(Gorlovka)和新亚速斯克(Novoazovsk)在内的重要城镇。9月5日的明斯克协议表明,这些选举将“依据乌克兰法律”进行,但是基辅单方面决定将选举推迟到12月7日。反对派认为选举应当提前举行,这样才足以提供其在与政府谈判中的合法性。亚历山大·扎哈尔琴科(Alexander Zakharchenko)以79%的高票,轻松赢得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选举;而伊戈尔·普罗特尼茨基(Igor Plotnitsky)以63%的得票率,赢得卢甘斯克地区的选举。尽管有来自西方的抗议,认为在投票中存在非法行为,俄罗斯还是表示“尊重”选举结果。波罗申科强烈谴责这次投票是一场“选举闹剧”,并且宣布,他将从法律上废除被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此后不久,政府宣布,将取消“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福利、养老金及教师和医生的工资。11月15日,银行系统被切断。同时还警告说,天然气供应也将会停止。尽管很难被承认为“国家”,“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还是开始寻求其作为“国家主体”的国际支持。基辅拒绝与“分裂分子”直接对话,并且称他们阻碍和平进程,甚至是“恐怖主义者”和“强盗”。基辅还拒绝承认在顿巴斯地区的谈判对象。停火看上去遥遥无期,随着更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全面敌对一触即发。各方都没有进行坦诚对话的准备。

11月20日,联合国报告称,自顿巴斯地区交战以来,已有4132名平民和超过1100军人丧生,超过9000人受伤。自停火以来,每天平均有13人丧生。俄罗斯继续保持观望态度。来自西方的制裁正在机制化,制裁规模也已经超过了冷战时期。其目标不仅仅是迫使俄罗斯改变政策,而在于政权更迭。西方认为俄罗斯正在绑架乌克兰的发展。但应当清楚地看到,普京也在积极寻求顿巴斯地区冲突的解决。对俄罗斯而言,有一条红线不可触碰,那就是基辅以军事手段战胜反对派。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谴责明斯克协议,并且把“新俄罗斯”(Novorossiya)视作未来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的一种模式。欧盟准备在欧洲的“边疆”地带,与俄罗斯展开长期的文化与地缘政治霸权之争。同时,在2014年11月共和党赢得美国中期选举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好战主义情绪也在上升。西方领导人拒绝接受这是一场乌克兰的内部冲突,也不认为需要内部对话来解决。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坚持,乌克兰注定会更加动荡,经济会持续下滑,而整个世界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冲突。


图1  顿巴斯地区图

二、乌克兰的选择

乌克兰危机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且远未结束。本文已经分析过政治方面,认为所有的矛盾是国家发展的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模式的竞争,然而与之伴随的还有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矛盾。2014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仅仅是杯水车薪。为了弥补现有的资金缺口,2014-2015年乌克兰至少需要350亿美元。乌克兰自然资源丰富,还拥有大量有潜力、有才能的高等教育人才。然而独立20多年来,它却陷入了发展僵局。可以说,橙色革命也好,二月革命也好,都是试图打破这一僵局。但是结果却是加剧了情况的恶化,并且使一个原本虚弱的国家更加不稳定。经济上都需要大量外部支持才能存活下去,更遑论重建;而政治上则日益被腐败、独裁等侵蚀,政府决策也被利益集团所绑架。乌克兰政府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仲裁者来履行责任,而是被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被作为瓜分财产、资源和红利的工具。

尽管财阀横行,而且通常与政治勾结,影响经济政策的决定,但是这种寡头政治体系本身并不是发展的障碍。乌克兰市场对于国外资本的开放有助于打破寡头政治的束缚,但是同样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平等、包容与独立的挑战。700页的欧盟联系国协定(EU Association Agreement)为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规划了蓝图,但是却没有解决其政体存在的本质问题。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只能通过综合“乌克兰”和“小俄罗斯”(Malorussian)的历史传统,结合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来解决。为达成这一目标,对抗应让位于对话。利益相关方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共享更多利益。在这里,对话并非一个空洞的说辞,而是为了达成实质的和解与发展。它是一个积极的手段,不仅使利益各方共享其成,而且也能使个体自得其乐。尽管二月革命推出了各类形式的联邦主义和民主协商的模式,但是事实却是二月革命仅仅强化了一元主义的范式。乌克兰的危机、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的问题,是乌克兰形成一个合适政体的巨大障碍。

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给欧洲国际政治留下的是竞争性的局面,尽管有的时候是隐蔽的、可控的,但是到了2000年代末期的时候,冲突的性质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被日渐敌对的两极拉扯,加剧了其国内的分裂。乌克兰政府的“多轨”(multi-vector)政策是管控危机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方法。同样,将乌克兰经济自绝于欧洲或者俄罗斯经济体系的做法,也是短视的孤立主义者的愿望,不利于提升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美俄都明确希望乌克兰加入到自身的联盟,而欧盟的含糊其辞意味着其“大欧洲”的政策将沦为一个粗糙的大西洋主义而已,并将失去其政治和安全的独立性。而对“泛欧洲”愿景的支持,可能会为乌克兰找到一个调和国内不同取向派别的一条道路(因为它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使乌克兰更有望成为一个积极的中立国家(如奥地利和芬兰曾经的做法)。非结盟立场(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将会提升乌克兰在发展中世界的国际地位。然而,到了2013年,选择的余地大大缩小了,乌克兰又重新回归到在欧盟推进的大西洋主义和日益强大的俄罗斯推进的欧亚一体化之间的艰难选择。在夹缝中的乌克兰爆发了新的革命。

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乌克兰却没有发出声音。乌克兰失声的原因与前文讨论的因素有关,乌克兰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的却是配角。2013-2014年的事件使每一件事情都更加恶化,而前文所列举的发展路径能否挽救目前的局势却远未清晰。按照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棋局理论,乌克兰仅仅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但大多数乌克兰领导人在选择盟友时往往非黑即白,而忽略了灰色地带。乌克兰内部的东西分裂是事实,但仅是一个方面,其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地区、阶层、种族的和文化因素。2013年11月的广场事件后,各派政治力量被激怒,广场革命更是火上浇油。虽然一个集团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获取权力既不符宪也不合法,但是对其他人而言,这是新的国家建构的重要步骤。只有通过国内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目前复杂的问题,使乌克兰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然而,乌克兰正面临着国家的分裂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冲突。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Valentina Matvienko)警告说,乌克兰正在成为欧洲的中东,并将陷入持久的不稳定。[ “Kiev’s actions may lead to Ukraine’s ‘disintegration’”, RIA Novosti [Russian news agency], 8 May 2014, http://russialist.org/ria-novosti-kievs-actions-may-lead-to-ukraines- disintegration-russian-speaker/]太多的问题被“外在化”(externalised,即指责他者),因此偏离了真正解决问题的道路。乌克兰媒体唯一的作为,就是谴责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很多指责是过度夸大的,当然,在当前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人跟踪乌克兰媒体近年来的报道,都会发现,乌克兰媒体有一种倾向,即把任何的罪责都归到俄罗斯头上。克里米亚事件以后,这种责难更加蔚然成风。而这包括了相当程度上对普京个人的诋毁。这是对国家自身失败等深层次问题的回避。已经做的很多事情,是关于乌克兰人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团结起来;以及如何团结那些原来说俄语,现在突然要说乌克兰语的人,并让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一致的认同。这些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标志着公民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复苏,以及对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这种积极性也表现为自愿加入到杀害其他乌克兰人的战争中。再一次,把自己亲手造成的困境,转嫁给某个“他者”,仍是不肯深深省察自身行为的一种体现。对于一元主义的加强,致力于打造乌克兰版本的国家认同,只会加深这场危机。而基于小俄罗斯传统的伪多元主义,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回归,所谓的“新俄罗斯”即是如此。

乌克兰需要改变地缘政治支轴的地位,不再深陷于大国的纷争。美国尽管在19世纪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束缚,但是21世纪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却让其大展手脚,并一直致力于阻碍俄乌长久同盟的形成。因为它认为,这种同盟会创造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并且两国并非总服务于大西洋联盟的利益。乌克兰国内的“亲西派”通常希望乌克兰的未来少受俄罗斯的影响。而倘若此类政策提议被政府所接受,那无疑是自杀性的,可见有时民主的价值观也会带来危险。亲西方阵营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得他们对对话、协商、中立以及不结盟的途径关上大门。相反,他们正在走向反面。(2014年)8月28日,乌克兰国家发展委员会(National Stuff Development Council,NSDC)同意取消乌克兰不结盟的国家定位,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征兵制。29日,(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Rasmussen)强调,尽管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尽管目前仍处于动荡不安的阶段,乌克兰还是有获得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自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Kharkov),由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组织的民意调查中,26%被调查者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而48%的人反对。只有41%的人回答支持广场运动,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应该保留完整的乌克兰。Reported by Mark Adomanis, “Ukrainians still don’t want to join NATO”, Forbes, 23 September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markadomanis/2014/09/23/ukrainians-still-dont -want-to-join-nato/]但是很显然,乌克兰短期内不能加入到北约。

领土争端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任何小的努力都有可能促成危机的解决。而这种努力包括修复依旧破裂的各方关系,尽管这任重道远。每一个有可能的开端都受到来自美国义愤填膺的阻扰。在8月26日明斯克峰会仅仅两天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就说:“面具正在缓缓摘下。这些行动——最近的行动(指所谓的俄罗斯武装进入顿巴斯的行动)——表明了俄罗斯的本质:他们故意支持,现在还和分裂他国主权的分裂主义者并肩作战。”她警告说,“如果不加防范,俄罗斯会更加公然狂妄地挑战国际秩序”。并坚称,“如果我们不在乌克兰事件上有所作为的话,我们该如何保护那些与俄罗斯比邻而居的国家?”[ “Full transcript: remarks by Ambassador Samantha Power,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a Security Council session o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28 August 2014.]这并非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声音,而是一种不能理解促成这场危机的基本要素、并一心呼唤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的无理聒噪。这就把乌克兰推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

基辅新政权寻求恢复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但是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却破坏了自己在地方上原本就很有限的信任。顿涅茨克市市长亚历山大·卢基扬琴科(Alexander Lukyanchenko)表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顿涅茨克已经脱离了基辅的统治。他评估损失的规模为:“顿涅茨克已有超过900幢建筑物被摧毁,其中包括35所学校、17所幼儿园和不计其数的企业,特别是矿产,以及大量的能源设施,包括发电厂。特别是无法确保中央对养老金的支付。”[ “War did massive damage to Donetsk---city mayor”, Interfax [Russian news agency], 8 September 2014, http://www.interfax.com/newsinf.asp?id=534857]使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顿巴斯地区,还使得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与顿巴斯之间产生了疏隔,并将其视为事端的制造者,因此需要加以打压。从另一方面来讲,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俄罗斯重新思考一直以来“情同手足”的俄乌关系。民意调查显示,现在很大一部分俄罗斯人将乌克兰视为敌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悲剧性的结果。如今看来,不仅欧洲在分裂,就连这两个共享忧伤与欢乐的国家也走向了分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代的大西洋和东欧的当代领导人们。

关于解决危机的基本途径,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外在共识。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 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中心教授,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译者注。]说得很好:“乌克兰本身包含着不同的身份认同,我们不能用某一单独的认同来统治它,或者冒着分裂国家的风险,将其拖上某一单独的地缘政治方向”。[ Anatol Lieven, “Ukraine: the only way to pea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 May 2014.]他提倡内部联邦化,外部中立化。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则提出解决问题的四个关键要素:(1)基于宪法基础上的一项承诺,即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之间权力共享,防止他们之间相互倾轧;(2)在国家结构上,即使不以联邦之名,也要行联邦之实;(3)将乌克兰语和俄语共同作为官方语言,满足俄语地区人民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将俄语推广至全国;(4)确保乌克兰不加入与俄罗斯敌对的军事联盟;在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的时候,要以绝对多数通过作为先决条件。[ Jack Matlock, “Cool the rhetoric; focus on the outcome”, JackMatlock.com, 26 August 2014, http://jackmatlock.com/2014/08/ukraine-cool-the-rhetoric-focus-on-the- outcome]

最后一条还应该扩展到乌克兰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军事联盟的成员国,这样,即使是有一天亲俄的势力在乌克兰掌权(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也能保证乌克兰不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绝对多数的支持(比如三分之二的选民),还应该加上三分之二地区立法者的支持方可,这样能够彼此有效地使用否决权,体现经典的协商民主特征。在关乎天然气运输和能源关系上,也需要达成协议。至于克里米亚,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David Owen)认为,克里米亚的国际地位可参照美古协议中关塔那摩的做法,以模糊的手段,将克里米亚租借给俄罗斯。[ David Owen, “Decoding the Russia riddle”, Guardian, 26 August 2014.]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是,过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再举行一次全民公投,由克里米亚人自己来决定其真正的归属。这将符合联合国的民族自决原则,并承认克里米亚的特殊历史地位。

由包括六位美国专家和七位俄罗斯专家在内的智囊,在解决芬兰博伊斯托岛(Boisto)的归属问题时采取的“二轨外交”(Track II Diplomacy)中,运用过类似的提议,而这为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范本。在8月26日公布的24点计划中,核心内容是“持久、有效的停火”,具体包括:结束敌对状态,国民警卫部队撤离顿巴斯地区,加强边境的有效控制,和一系列信心重塑的措施。还涉及了“人道和法律问题”,包括:财产损失的补偿、犯罪的调查和非战争罪犯的大赦。24点计划尽管在“保护俄语”方面还相对模糊,但是表明了对“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所谓的“博伊斯托模式”则表述得更加模糊,仅仅呼吁“对于法律进行讨论”。这份报告最后呼吁:“互相尊重乌克兰的非集团成员地位,这也是乌克兰的法律规定”。[ “A 24-step plan to resolve the Ukraine crisis”, The Atlantic, 26 August 2014. 乌克兰危机最尖锐的评论者之一、美国非盈利团体自由之家负责人大卫·克拉默(David Kramer)曾公开撰文批评24点计划的诞生缺乏乌克兰代表的参加。]这些都是明智的建议,但是却没有触及乌克兰国家的根本性问题。这份计划在承认不公平会带来反抗这点上确有价值,但是仅仅“承认”并不意味着冲突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该计划也没有通过某种协商民主或联邦主义的形式,提供如何协调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的有效手段。

西方大国放弃使用对话等多元路径和方法,而日益强调乌克兰危机的价值观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被广泛使用的电话外交,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领导人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谴责普京。7月29日,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制裁,目的是“给普京点颜色瞧瞧”。这种做法只能加剧局势的紧张,使得俄罗斯更难改变。西方的立场仿佛就是公理,并且无可指责。但正如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 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俄罗斯与欧亚高级研究员——译者注]所言,“高压政策必败无疑”。[ Samuel Charap, “Why Obama’s coercion strategy in Ukraine will fail”, National Interest, 4 August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obamas-coercion-strategy-ukraine-will- fail-11006]实际上,西方对乌克兰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也是灵活的。比如,2008年以后北约针对乌克兰的东扩计划,虽然没有从台面上取消,但实际上也搁置了。然而在有西方支持的二月革命以后,在西方看来,俄罗斯的立场似乎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俄罗斯的担心被过分夸大,但并非没有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制裁战略既无能也无效,并且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因为这只能刺激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应。在乌克兰军方和调停者之间,在取消制裁的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考虑。奥巴马承诺,倘若俄罗斯遵循顿巴斯和平计划,就将取消制裁。而亚采纽克则敦促美国保留这些制裁,直到基辅政权控制乌克兰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

当代地缘政治学者保罗·德安尼尔瑞(Paul D’Anieri)在追溯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4年广场革命的起源时发现,在这两个案例中,抗议的手段极其相似,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者的重演。寡头集团的斗争也高度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广场革命中,欧盟成为一个新的象征性标志。2004年,顿涅茨克集团被打败。但是在2010年的相对公平透明的选举中,顿涅茨克集团却取得了胜利。从这个角度看2013年以来的抗议活动,就是“另一场由西方支持、旨在控制全国的西乌克兰武装运动”。[  Paul D’Anieri, “Legitimacy, force, and the Ukrainian state: the legacy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in 2014”,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SN conference, New York, 26 April 2014, p.4.]德安尼尔瑞指出,2014年初在乌克兰,对于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共识。当错误的胜利者上台后,宪法被反对派视为玩物,选举结果被否定。直接行动和街头抗议反而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而这在伦敦或者纽约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维系国家的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都被瓦解。当权力走向专制、民众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乌克兰陷入到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官僚—寡头制”似乎成了最佳选择,并且在5月25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这充其量是短暂的胜利。此后,革命所释放的力量,再次向国家权力机关的大门展开攻势。

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模式凝聚力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类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不应该将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仅仅表象化为俄罗斯的“挑衅”,应当看到这场危机来源于自由—普世秩序(liberal-universalist order)的根本矛盾。如果俄罗斯真的不能融入到这一秩序之中,我们应当去充分理解其中的缘由,而非仅仅将其归咎于普京“狂妄自大”的政治个性。而倘若俄罗斯能够更加包容地去看待这一秩序,本文认为,代表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neo- revisionism)出现了。而乌克兰危机正是冷战非对称性终结的结果。乌克兰危机可能还不是最后一个。从欧洲来看,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有相关的论述:

问题不在于乌克兰是否对欧洲有价值,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而是今天的欧盟是否能够满足乌克兰人的期望。如果乌克兰最后成为一个被寡头集团左右、混合着民族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欧盟对于乌克兰而言,就如同今天欧盟对于俄罗斯(或者匈牙利)一样,是无法满足其要求的。

齐泽克认为,欧盟在与俄罗斯角力时,似乎并未给予乌克兰足够的帮助:

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支持:即,提出打破僵局的可行战略。除非欧洲重新对乌克兰的解放和自由作出承诺,否则将无法提出这样的战略。这种形式的支持,一直以来都非常缺乏。

在齐泽克看来,这种支持应包括实现广场示威群众的梦想。[ Slavoj Žižek,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xxxvi/9, 8 May 2014, p.37.]这一“梦想”指的是:“回归欧洲”、善治及融入欧洲体系。这是对1989年反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理想的重新追求。但是在那一年,并没有真正的解放日程。1989的那场革命,仅仅证明了资本的力量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机制的胜利。从乌克兰的角度看,可以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则是深深的倒退。齐泽克被武装分子所谓“命运自决”的新列宁主义的浪漫情绪所吸引,但是他忽略了广场革命恰恰是极度反民主的客观事实。这并非是新世纪的“巴黎公社”运动,而是将国家从一个权力体系引导到另一个权力体系的企图。这是一场人民运动,但不是以获取人民权利为核心的运动。正如在1989年,对重新唤醒公民社会有很多的说辞,但是不管是25年前还是现在,这些花样往往是有名无实的。套用齐泽克的拉康(Žižek’s Lacan)精神分析理论的话语来说,这恰恰浪费了本来可以产生更多创造性思想的智识空间。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为之奋斗的不是所谓的社会、公民或者其他的口号,而应该是法律的公正、政权的清廉、行政的公平。同时,应该保证所有的公民可以平等地参与对话,无论其口音和思维方式如何。乌克兰整个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问题和矛盾,在二月革命中爆发了出来。

三、虎头蛇尾的世纪(Dog-end of the wolfhound Century)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曾经描述她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为“狼犬时代”(the wolfhound century),而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狗尾时代”(the dog-end century)。因为二十一世纪继承的是在二十世纪中毒的国际社会与政治关系。乌克兰危机揭示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深刻分裂,并且暴露了后冷战制度安排的失败。国际政治中的一系列问题引起甚至激化了乌克兰危机。第一,是“大欧洲”和“泛欧洲”之间的角力。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的想法缺乏物质基础,但是它却反映了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作为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融入欧洲主流政治的强烈愿望。尽管相较于“1989年”的发展路径,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更倾向于“1991年”的路径,但是他们仍怀有成为伟大欧洲共同体一份子的梦想。欧洲国际社会以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和欧安组织(OSCE )的方式联系欧盟与非欧盟国家,但是事实上,真正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仍然任重道远。

第二,对于围绕建立欧洲安全事务的新路径产生了“大陆”和“大西洋”的分歧,由此产生两极分立,可能导致冷和平和新冷战。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乌克兰危机,就是从其中孕育的。在战略层面,在欧洲,形成了两个代表不同取向的新集团,他们之间存在着领土的争议。致力于建立更大欧洲的阵营迅速地吸收了“1989年”的国家(指东欧国家——译者注),以北约东扩的形式扩大欧洲安全体系,同时也将欧盟东扩至俄罗斯的近邻国家。而“1991年”的国家(指原苏联国家——译者注)开始以欧亚经济联盟(EEU)的形式进行整合。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SCO)、丝绸之路(Silk Road)项目、金砖国家(BRICS)等,一道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第二世界”(Second World)联盟体系,并着手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和国际治理机制。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了这个假象中的“第二世界”在面对来自“第一世界”(First World)地缘政治压力时的脆弱性,这迫使他们要加快建立一个更少受到西方操控的治理体系。和其他很多趋势一样,全球化在遏制欧洲边界冲突的问题上已宣告失败。虽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还是有可能被修复的。但是拳击者们的手套已经摘下来了,摩拳擦掌,除非一方(可能需要双方)领导人或思维方式发生更迭,否则一个新的冲突时代将会持续下去。

乌克兰危机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往往被忽略。而代之以将问题个人化,认为个人行为导致了危机。著名评论家克里斯多夫·布克(Christopher Booker)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几个月以来,西方不断地妖魔化普京,比如威尔士亲王和希拉里·克林顿就将其与希特勒作对比,而完全忽略了正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