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之年。5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要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调研和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要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他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既不能脱离实际、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这些论断和要求，对于我们探讨和分析“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波动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三五”开局之年面临的宏观经济波动态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并不是以近10%的高速直线增长的。从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经济增长率波动，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3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如图）。第一次上升是1982—1984年，GDP增长率从1981年5.2%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2%的高峰，上升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回落是1985—1990年，GDP增长率回落到1990年3.8%的低谷，回落了11.4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6年。第二次上升是1991—1992年，GDP增长率从1990年3.8%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上升了10.4个百分点；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GDP增长率回落到1999年7.6%的低谷，回落了6.6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7年。第三次上升是2000—2007年，GDP增长率从1999年7.6%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2%的高峰，上升了6.6个百分点；第三次回落是2008—2015年，GDP增长率回落到2015年7%的低谷，回落了7.2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8年。 “十三五”开局之年即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面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中，是改革开放以来3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我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14.2%的高峰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2010年经济增速略有上升（10.4%），但总的看，到2015年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过程（2015年增速按年初经济增长预期目标7%计）。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走势的四种可能性
“十三五”时期，即2016—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大致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一路下行，由7%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或更低。其政策含义是：宏观调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下限不断下移。第二种可能性，一路走平，在7%左右一路走平。其政策含义是：继续守下限。第三种可能性，重返10%以上的高增长。其政策含义是：强刺激。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之所以又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愿意讲“回升”，认为“宏观调控只为托底，不为抬高”。如果你说经济增速会出现回升，就说你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长的老路。所以，这里将其作为第三种可能性单列出来，以区别于经济适度回升。第四种可能性，遵循经济波动规律，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之间正常波动。其政策含义是：以合理区间的中线为基准，该回升时就回升，但要把握好回升的幅度；该下降时就下降，但要把握好下降的幅度。“十三五”时期，应努力争取第四种可能性，但这并不容易。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必须予以澄清。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甚至影响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应把新常态泛化，更不应把一些“异常态”“非常态”现象说成是“新常态”。有人提出“赶超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其增长速度会下台阶”，这种说法没错；但如果说这个“下台阶”一定是“大幅度”下台阶，或一定是长时间一路下行，那么，这种说法则不符合客观规律。应当看到，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我们应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惯性，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就有可能滑出下限。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实现上述第四种可能性，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之间正常波动，宏观调控就应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目前，应充分利用距通货膨胀上限还留有的空间，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积蓄力量
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是靠短期的刺激措施、简单的放松政策或者零碎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我们不能仅就短期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去讨论，不能仅就宏观调控该松还是该紧、该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去讨论。同时，也不是靠简政放权、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就能解决的，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下滑惯性。
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谋划，也就是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谋划，寻求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寻求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以及2016年初“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出台，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特别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有利于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力。
从前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相关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1982—1984年的第一次上升过程正值“六五”时期的第二、三、四年；1991—1992年的第二次上升过程正值“八五”时期的第一、二年；2000—2007年的第三次上升过程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一、二年。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这样看，2015年经济增速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更不是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十三五”时期，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还需要积极探索、不懈努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这里提到的“探索”包括理论和实践方方面面的探索，其中探索新的政策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发展“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还可加上一期，即新的政策探索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