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立足点与方法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自序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1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5:14


我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头脑中不时冒出一些试图驾驭全书的想法(讲大话的说法叫“提导原则”),尽管很难说已将它们贯彻书稿的始终。现在粗略地把它们记下来,算是坦露心地,供同行“参观”,不怕贻笑大方。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叫作“做本世纪的同时代人”。话很简洁,涵义却深。我时常用它自醒。对这本书,也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研究的课题要有当下性,二是写出来的文字要有共通性。所谓“当下性”,是指不仅被研究的对象是时下人们关注的,而且应当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不做那种不费气力、人云亦云的文字游戏,写出来的东西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真实世界的思考,包括不成熟的地方和心底的困惑。如果老用那种什么时侯都不会犯错误的讲法,倚靠一些众所周知、嚼得稀烂的道理,“以不变应万变”,就可能被真实的过程所疏远,受到读者的拒绝。因此,自己在写作时比较注意收集新的材料和同行的新成果,厚今(主要指冷战后的新形势)不薄古(指现代的理论命题和论据),重彼(指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轻此(指国内同行的成果),论点以现实为根据,逻辑靠材料周延,很少拿某些用起来方便但不太符合实际的东西对付读者和打发自己。“共通性”,则是语言文字的可交流性,即写出来的东西不致让人难以看懂。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字博大精深,有它的特点和优势,但有时侯也容易使人行文叙事完全形成一种旁人总不得其解的“话语系统”;而国际政治理论毕竟是一门产生和最先发达于欧美、如今广为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学者接纳的学问,有一些谁都不否认的道理和通达彼此的命题,包括一些基本的术语。所以,我尽量要求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讨论的问题,包括对他人工作的介绍,能够采纳一些通用的方式,“与国际惯例接轨”,避免悔涩繁琐。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应当有什么样的立足点?不知这对别人算不算一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经常为此困惑。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透过人生的“万花筒”,你可以发现越多、见到越多你原先有所不知而别人独具慧眼的见解,或者发现自以为知其实不知的某些地方,你就越不敢下独断、做结论;尤其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通常你的专业就决定了你对人类具有的共同问题──如生态保护、人口增长、军备竞赛、种族歧视、文化差异等──有更多的了解和忧患,你可能因此而很少做出一副“惟我族类”的俨然,相反,总希望自己成为或起码看上去象是一个能够避免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通常这就有了某种“国际主义者”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论你如何对外部的东西开放、明理和宽容,你毕竟是特定国家特殊民族的一员,你脱离不了生你养你的土壤和文化,你的父母妻儿在你的祖国用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语言文字和习俗方式与你生活和交谈,你熟悉这种语言,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中国的传统强调“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林风骨,更使你在研究中时时受到“不忘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提醒和(有时的)自责。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和不可回避,以致于我认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看待你研究的对象和提出建议,是当一个古道热肠的“体制中人”还是客观淡泊的“第三者”,真真是一个“首要问题”。无论别人怎么说“并不矛盾”,“可以辩证统一”,我却常常为此而自扰,并且多半不能释怀。外国学者好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依我看,以《大国的兴衰》和《为21世纪做准备》等著作蜚声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保罗·肯尼迪教授象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以《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等作品扬名的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大概可以划入“民族主义者”的范畴;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也有可能(这里仅仅说“可能”)在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有名者如哈佛的国际政治学家、“相互依存”学说的创立人之一的约瑟夫·奈伊,前些年他当教授时看上去“国际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近年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后,所做所为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模样。作为一个学者,是稳坐书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客观描述”世界风云,还是主动参与、积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我看对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抉择问题。其复杂和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曾经赋予期望的事情让人失望时,比如说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国家在光冕堂皇的名义下行使毫无道义的霸权或谋取偏狭短小的私利,你可能会对常常坚信不疑的“共同利益”闪过一丝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加重了“民族一员”的意识份量。或者,当你的同胞你的国家表现出老也斩不断的劣根性和与人类进步格格不入的东西时,你可能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体制、风习和追求增加钦羡之情。我不知道如何说明自己的取向,但必须承认在这些方面有些问题尚未梳理明白。就《析论》一书而言,它大概是矛盾的混合体,总的讲我希望它客观一些、平和一些、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局限。

出发点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目标和具体动机,造成这样那样的差异。笼统地说,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实力有成就的学者可分两类:一类人在以往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后,常以“发建言”、“济天下”为已任,论文或报告总不离对策和建议之类。另一类人数量上比较少,他们大部分时间埋头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做出来的成果“阳春白雪”,往往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与前一种学者对比,这种人“国际主义”意识更多一些。自然,道理上,“国际主义者”也可能提很好的政策方案,如罗马俱乐部的几份著名报告、联合国学研究者的部分建议等,“民族主义者”同样可以“坐而论道”、专攻学理,如伊斯兰世界的某些经典考据者、亨利·基辛格的早期著述。在中国情况下,尽管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形,比较常见的情况则是,不少以“做学问”自诩的研究者不屑论策,宁愿把自己关闭在学院式的圈子里,而担当“智囊”的人士只看重理论的实用性,视政策需要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造成这种局面的,首先有客观的、非学者自身能够应对的因素,如政治风、商品潮、出国热等等。当时下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一股呼吁学者参政议政的浪潮时,当某些积极进言的研究人员受到重视并因此而闻达时,当多数靠微薄的工薪度日的学人四下为寻找课题奔忙时,你很难要求研究人员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艰苦长期的非盈利性研究工作。这当然对学术研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总起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关系理论近10年来,虽然有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长足进展,但学术性、理论性、逻辑严谨性仍严重不足,国际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常常为完成‘上面’交待下来的‘任务’疲于奔命,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和在清高淡雅的学院书斋里殚精竭虑、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的气质和氛围。我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服务”,也不反对一部分有志向且有能力把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依据或发展战略的同仁去实现他们的抱负;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包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一部分学者从事纯学术探索的同时,总有另一部分人(其中不乏大家,如二战时的本尼迪克特,今日的基辛格)努力使理论与政策衔接。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前一种人实在太少,而且不受鼓励,后一种人往往成效甚微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这是有目共睹,无须讳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急剧的开放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当然需要学者出谋划策;研究机构靠政府预算拨款,人事上保持‘上下一条线’,在当前的商品化、市场化大潮面前,捉襟见肘的学术单位和生计窘迫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下海捕鱼’,只好饥不择食地‘抢领任务’;在研究机构和大学,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中间不少是‘半路出家’,专业不对口,难免被迫或主动使自己适合于‘剪刀加浆糊’的角色,造成‘研究成果’与要报、通讯、新闻综述之类的东西无异的局面;最后,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反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有关‘济世’、‘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今天仍根深蒂固,这种实用主义的和政治本位的东西当然不无用处,但距为学术而穷究诞理的科学精神毕竟甚远。”(《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刊《欧洲》1993年第5期)这一困境既非短期所造成,更非一夕所能解,只能从两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学术外的环境,一是学术内的环境。学术外的环境重在切断非学术因素对科学精神的干涉,这牵涉到各方面的改革,恐不是学者所能及。学术内的环境则重在学者的自觉:对环境的、人格的、知识的、学科的自觉。在《析论》里,我尽量使文字从容一些,用比较温和的态度,研究一些问题,揭示某些困惑,说明情况的复杂性和单一判断的不易。有人或许读出一点东西,甚至“发现”为政策所需的某些根据也未可知,但它基本上没有对策建议,不是教科书,性急的朋友可能看不了几页。我希望它是朝着更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方向上的一种努力。

再价绍一下有关的内容。

首先是书的名称。

这里,“析论”只是非教科书的一种别称。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有“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不少地方自编了讲义,其中不乏有意义的和优秀的成果。不过,设计自己这本书的框架时,我想还是自由一些为好。具体做法是:选择自认为比较重要又没有现成答案的一些问题,分专题地加以讨论。析论不是定论,不是结论,不是导论,只是作者个人的分析,很可能是不成熟的有缺陷的甚至有错误的分析;它是一管之见,缺乏教科书所具有的系统性,没有循序渐进的台阶,但有心的读者会通过它了解作者想些什么,认为何为重要何为复杂,对他来说哪些课题有待深究有待发掘;甚至,我可以说,贤明而通达的读者可能从作者提供的材料中得出远比作者高明的论断,发现作者研究工作的弱点和盲点。

“国际政治”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但理解上又有多义:一种是指国家之间的政治,英文里叫“politics among nations”,道常是指代表不同民族的政府之间的政治,如外交、国家贸易、势力均衡、相互宣战等;国际政治学的不朽经典、摩根索教授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讲的便是这套东西。另一种是指存在于国际社会并且作用于这个特殊社会的各个国家的政治,英文为“international politica”,它与前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这种政治的重点不在国家(政府)层面,而在世界共同体(国际社会);还有一点不同是,它的参与者较多:不止有国家、民族、政府,更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恐怖主义等超国家和跨国界的集团与势力。我们不妨将前一种称作狭义的国际政治(又叫“国家间政治”),后一种则为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可叫“世界政治”)。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主要研究狭义的国际政治,把外交、军事等视为所谓“高级政治”,而把广义国际政治学的某些内容(如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现象,跨国公司现象,环保、难民、毒品和核扩散等日益严重的全球现象)称为“初级政治”。这不仅是理论的偏狭,也反映时代的局限: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时间里,政府,以及由政府代表的民族国家,的确是国际间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相当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交往等等)涵盖了国际政治的整个画面。所以,并非令人奇怪的是,摩根索、基辛格、阿隆等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自己的后来被人推崇的作品里,把19世纪前后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的纵横捭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有关思想言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说,这种被称作高级政治的东西仍是任何一位国际政治学家的理论基础。但是,基础不等于全部,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由于科技及信息业的进步和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主体对外交往能力的增加,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过程加速和边界作用的下降,由于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的日益活跃和重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曾经被人看轻的“初级政治”在逐渐扩大影响和作用的范围,占据了国际观察家的更多视野。虽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许多区别(如,前者有统一的行政权威和令行禁止的法律,而后者则无法这样,至少实际上各国不予认可),但它们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表现出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利益和偏好的彼此竞争的互为消长的关系。由此给出了研究者相互借滥的可能:比如,以往在研究国内政治时,主要注意力放在各级政府和决策者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上,现在则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民众的政治心理、投票行为、经济人和法人专业活动中的“政治”等)有了更多的兴趣。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在我看来,它是国际政治理论前进的强大推动力,是新思想新学说的实践源泉。基于这种考虑,我在书里以传统的思想政治命题(如地缘政治、地区冲突、集体安全、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构筑基本框架的同时,增加了对新现实新趋势(如科技进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的动力与机制、“太平洋时代”的端倪)的讨论,力求不偏废、不轻视任何一方。

所谓“当代”,一般是相对“古代”和“现代”而言的,但国际政治学与文学、史学等学科不一样,作为一门反映现代世界体系诞生后国际关系内涵及沿革的学说,它只有现代和当代之别,并无古代一说。现代的国际政治──大体从17世纪前后欧洲民族国家出现算起──基本上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政治,研究者相应地以国家间外交、军事、贸易和其他交往方式以及列强的兴衰成败为分析对象。国际政治的当代阶段通常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标志,讨论内容放在战后以来的发展变迁上。粗略地讲,当代国际政治有如下几点重要特征:第一,它完全是一个科学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技因素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左右着国际关系的结构和国家力量的对比;第二,它是一个经济因素相对于军事因素不断上升的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突出起来;第三,政治、外交和军事等“传统”因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没有、也不可能消失,但它们日益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形式和作用途径;第四,国家的角色几经起伏,大致定位于既非仅仅“守夜人”(象亚当·斯密说明的那样),又不象是一味计划和强行干预的“父亲”(如斯大林为苏联所规定的那样),而是它们之间的某个位置,这个位置仍处于国际关系的中轴线上(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讲,国家仍是权力与效忠的核心,它们筹集并支配一个社会的大量产品,拥有一个讨论政策的审议系统和一个实施政策的指挥系统),但它受到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第五,生存、发展、进步、道义的概念与经典解释相比有许多改变,变得更加复杂和细致,人类对自身与地球关系的思索有质的飞跃。这几个方面合起来,统筹着笔者对“当代”各种国际政治事态的把握,潜移默化地指导着全书文字的运通。

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演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的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岐同学术分岐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拙作并不刻意追求“特色”,只是一方面借用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写一些国内外学者都关注的题目,另一方面淡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把中国既当成我的祖国、又看成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有份量的和日益重要的大国加以对待。

写一本书,象研究问题一样,除了总的指导思想外,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法论。这方面,笔者亦有几点粗浅和想法;它们中间,有的或许变成了书中的文字,有的仅仅属于个人的追求:

第一,应当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的传统分野。以往,国际政治研究者多半不大关心或理解经济,而搞国际经济分析的人又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仍然分设“国际政治系”和“国际经济系”,国家教委有关部门仍把世界经济划入经济类学科,国际政治算进政法类学科。研究机构亦如是之,例如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就是按“经济片”、“政法片”、“历史片”、“国际片”等设置课题、专业考评委员会和招考研究生。这固然有其道理,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规律之一似乎也是越分越细,如今的确不大可能再要求出现历史上那种包罗万象的大知识家。然而,这种方法和设置也容易造成学生和研究者视角的狭隘和知识的单薄,使人看问题或做学问有片面性,并且同发展的新趋势不符。别的领域不熟悉,据我所知,在国际关系中,已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互动互融势头。美国打海湾战争,表面上是为了帮助维护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细细捉摸一下,不难见到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见到中东的特殊地理位置,见到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复杂联系,见到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恩恩怨怨的交往历史,见到冷战后“世界警察”的“新战略”,见到许多单用政治学或经济学无法分析和解答的问题。再如,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母国苏联顷刻瓦解,几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你能说它仅仅是一次或若干“政变”的结果吗?或者,你能仅仅用“经济体制的缺陷”和“管理战略的失误”之类的话打发听众或读者?连中国“复关”这类事体,都不能以单纯的贸易逆差、关税壁垒、市场份额或知识产权纠纷等引起麻烦的“经济”问题加以解说,它实际上涉及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70年代末以来中国巨人前进步伐的评估和它“闯入”既有的国际势力领地的恐惧,涉及到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动向,这里面包含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大政治”。

第二,应当不局限于国际问题和国内事务的传统分野。按通常的习惯,研究国际问题的人把他研究的对象(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这个对象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系相互作用;他不研究、也不必考虑这一对象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问题。至于那些以个别国家的个别领域(譬如说法国农业、索马里部族、墨西哥政府、韩国近代史、新加坡银行体系)为毕生专业的研究者,确切的称谓应是“国别专家”或“某某领域的专家”,而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习惯自有其道理。一般讲,你不能苛求摩根索或基辛格通晓墨西哥比索与美元的复杂汇率及其形成原因,正象你无法让“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说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指导思想、机制及其成败一样。然而,一个好的国际政治研究人员,不应当以习惯为借口,拒绝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内政治,除非当这种扩展显得十分必要、非如此不能说明问题时。试以国际冲突问题为例。我在书里曾列举数字,指出,当代国际冲突的绝大部分源自于各国内部,起因包括各种天灾人祸,其中,国内社会动乱和战争是最主要的祸根;相形之下,各国之间的领土、边界、水域及领空方面的争端虽然数量不少,但真正由它们引发的战争却不多,原因是,多数国家的政府宁肯将争端诉诸非暴力解决,如调停斡旋、和平谈判等,它们知道──凭借所谓“战争理性”──一旦真的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负,双方都比不打仗会遭受更多更大的损失。而国内冲突引起的国际战争则不然,这种战争包含更为复杂和难以遏止的成分。譬如说当权者利用对外战争转移民对现状的不满,或者国内不同民族、种族、部落之间的仇杀逐渐扩大以至外溢,或者各阶级阶层的收入差距激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并最终致成危及邻国的,有的只是激化矛盾、加剧冲突的逻辑。回到此际的话题来,我们可以认为,单纯分析国家间争端导致的国际冲突,虽然也不失为必要的工作之一,它却不能给出当代国际政治的最主要画面,无法解说读者或听众耳闻目睹的多数事件。所以,这种解释起码是不充分的,论点涵盖面是不周延的。根据这种估计,我在为各章准备材料时,有意地尽量多选取决定、影响、约束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方面的内容,力求将对国际事态的讨论与对国内事态的分析结合起来。例如,在“主权观念及其制约”那一章,为了展示制约主权行使范围的各种因素,我除了列举“族际界线与国家边界的不重合”、“跨国公司的扩张”、“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国际组织的活跃”、“政府腐败黑暗”、“民众不予信任”和“国家动乱不已”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在那些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它们多半位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带,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主权论题”。

第三,应当不局限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的传统分野。依照国际政治学的通常做法,搞理论的是一摊,搞历史的是又一摊,连老师授课都是各教各的,学术界有关学会的活动亦如此分开。对于研究人员,这种分法可能弊大于利:其一,理论若缺乏历史知识的支持,象干巴巴的教条,对读者没有吸引力,对作者自己也没有好处;进一步讲,空洞的理论在内容上往往预测多于实证,它不适合国际政治这门有鲜活的时代特征的学科。其二,历史是一面镜 子,理论则好比镜框,没有镜框的镜子,只算一块没有切割、没有磨边的玻璃,照出的事物或有象无形,甚或支离破碎。余生也晚,中小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史学国学底子没打好,上大学和做研究工作后零七碎八地补了一点,前些年从事各种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研究,主要以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为案例,那时忙于“恶补”其它方面的知识(如政治权力理论、经济改革理论,国际共运史等),尚未觉察一般历史知识贫乏的缺憾。近年来随着研究重心的迁移,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往往感到功力不逮,透视不深,许多题目粗粗地写一写尚可,与国内外同行中一些学问大家相比,只能望其项背。差距不止在文字表达的洗炼程度,更体现为历史视野的宽窄和穷究事理的能力高下。比如,同在我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李慎之先生、陈乐民先生,分别以其对全球化现象的宏观分析和《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等著述享誉大陆国际关系学界。在作为学生晚辈与他们不断增多的接触中,我常能领悟到观察问题、思考现实的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是单单读几本历史或哲学名著、写若干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文所能具有的,更非仪表谈吐方面的深沉状和训人口吻所能发散出来的;拜读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总对为什么好的国际问题研究不能没有哲学思考的支配和历史知识的支持的问题,有新的了解和感受。这儿,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专门作为一点提出来,并不是说本人在《析论》中贯彻了“结合”的精神甚至做得不错,恰恰相反,我是在谈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值得改进的方面,旨在与读者共勉。

三方面综合起来,说了一个意思,就是:研究国际问题,象做其他学问一样,应当不偏狭,不以“死守善道”为由拒绝新知识,不拘束自己读书和研究的范围,小心谨慎地不搞唯我独尊、唯我流派独尊。这样,才有可能使自己学术品位不断提高的同时,让被分析对象看上去具有“立体影象”。这当然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哪怕再有天赋,再勤奋,你的知识也肯定是有限的,学科专业是有侧重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即使想读点原专业之外的东西,各种书籍却汗牛充栋,不胜其读,以悲观者论,如船山先生所言,“知无涯,学无涯,而吾生也有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可是,我觉得,既然走上了国际问题研究这条路,而它又非多学科知识的支持不能做好,就不可不要自己至少朝此方向努力。此外,为了建立“开放的知识和信息来源”,还应努力做到:不轻易否定,不去下断言,不与有别于自己观点的知识人“抬扛”,“三人行,必有吾师”。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象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象一位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论是自由进化论,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沃伦斯坦的世界系统论,以及国际历史社会学、批判性国际主义理论、全球范围的后现代主义,等等,总之,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


注释:

①《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王逸舟著,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同时出版。此文是作者为此书写的自序,本刊发表时略有删减,标题亦为编者所加。──编者。


原文来源:《欧洲》(京)1995年第03期 第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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