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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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增进本国自身的安全——经济持续、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就有必要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同时兼顾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文章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作用力、影响力此消彼长,经济国际化、一体化与各民族坚持本土化、民族自主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碰撞与摩擦,安全关系和安全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而这些变化都加速了国际规则推广和国际关系重塑的全球化进程。


当世界各国即将进入21世纪时,经济的全球化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过程。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扩张,用难以阻挡的力量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它不仅令各国迈上新的台阶或陷入新的困境,也给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的变动趋势。目前仍然没有止息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影响的最新印证。有关这场危机的经济和技术层面,人们已经谈了许多。笔者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层面以及国家外部的国际关系层面,探讨危机的后果及影响,揭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难题,观察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由此出现的新变化。


一、 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

90年代以来,“全球化”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和国际舆论界的一个“日常词汇”。人们以极大的关注,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界定。(注:有关全球化概念的不同定义,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在对它们做过初步的综合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对其要旨得出以下结论:

——全球化首先是、也最有力地表现为一个经济的过程,或者说,效率第一的过程。它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无可比拟地突出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当代信息网络的主导性作用,使利润、效益和资金回报率等典型的“资本概念”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成败的主要度量衡;它在当代所衍生的一系列工具或途径,如统一货币、金融体系、贸易集团、簿记制度、电子交易、远距离交往等,体现着作为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逐利渴望”。对于各国来说,它既意味着更大的贸易机会、更多的投资吸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有效的综合国力提升方式,也潜含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无情淘汰的残酷逻辑;它还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进入这一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和信息开放的过程,便再也没有机会与可能回复到封闭时代可能具有的相对安宁与缓慢演进的状态。对所有国家,优胜劣败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较发达国家当然较不发达的国家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更多的资金拥有量、更灵通的信息网络、更优良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更加精明强干的专业人员、对“游戏规则”的更加熟练的把握等等);尽管这种位置——历史地看——是相对的、并非不可变换的,例如,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拥有特殊的“赶超优势”,如新的资源发现、新的发展模式或新的“学习”方式,然而一般地讲,当较不发达国家与较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发生高强度的“碰撞”时,弱劣的一面会更加凸显,在“博弈过程”(尤其是一开始)中常常可能吃更多的亏。

——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或者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有关外部世界现代性合理性的各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也随着民众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同时表现为实行新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定新的社会公正标准,争取更广泛更有效的个人自由,推进合乎时代特点的法律程序的建立,消除各阶级之间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以往时代不同,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它不仅要解决传统的社会矛盾,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多数民众不得温饱,饮水质量低劣和大范围文盲现象,更要应付新的、也许更加复杂和易变的社会矛盾,如不同阶层对开放或改革速度的不同意见,新的、可能比过去更严重的个人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等等。在这里,全球化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好处与期待;另一方面,急促的现代化又加剧了变化过程的不稳定和各种失落感,在决策层、各种制度和法律没有能力充分整合它们的条件下,不稳和失落便酝酿成不满甚至动乱。总体上看,社会的个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在同步增加。同理,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收入差别现象,但在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识字率较高和接触外界机会较多的城市阶层,在失落感和受挫感最强烈的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上层腐败现象)造成的不满的情绪更易出现也更可能酝酿成社会麻烦和真正的骚乱。总之,在对外开放的幅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迅速变革的发展中国家,“曲线”的波动往往最明显。(注:有关“现代性造成稳定,现代化带来动乱”命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7~6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全球化因而还自然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一词是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它不仅指政府的运作、上层权力的角逐和各种政治家的演说,而且特别包括了发展战略的设定、社会矛盾的处理、对机遇与挑战的估计、开放的时间表和进入的时机等决策内容。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也随着各国社会由此而来的起伏震荡,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政治不能不调整或改变旧的议事日程,不得不充实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内容,例如:当一个国家置身于开放的、趋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时,这个国家的决策层及其战略是否对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与可能的混乱有足够的准备;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迅速“起飞”的阶段时,这个社会的主体(多数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是否具有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均衡、稳定和安全共识?在需要并且时机成熟的时候,决策阶层能否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官僚体制改革,解决因经济改革推进、社会层化过程与政治现代化各个进程不同步不均衡的难题?再比如,当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工业的效率提高和(或)濒临破产时,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同时承受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好处和(或)诸如更严重的失业状况的双重后果?当各阶层各种人和各地区的收入落差急剧扩大时(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完全合理),当某些新矛盾急剧突出时,多数人和决策层能否继续保持沉稳自信的心态?当生态环境的保护日益成为国际上的一种强烈呼吁时,亟待发展的国家(或者发展目标优先的国家)怎样对待所谓“可持续性”问题?在面临新的、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麻烦时(如信息大量涌入、边界作用下降、地方主义泛滥等等),在国际合作及国际制度要求限制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范围时,如何既保证必要的“融入”与“投入”、又坚持民族利益和主权、捍卫国家安全尊严?这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明显具有了与传统的闭关锁国时代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人们又一次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发生在从世界上欠发达、发展中、较发达的各个地块各个角落,没有哪个国家(包括最强盛的超级大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进程具有特殊的难度与“摇摆性”——比较完全封闭的国家和更加发达的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应对更多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再譬如说“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增进效率与保持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入国际社会与反对强权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明风格的本土化”等有一定矛盾的不同战略目标、需求和资源配置方案之间,凭着比较有限的力量和经验,在制度不完备、时间较短暂的条件下,做出困难得多的选择、平衡和实施。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给各国送来的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剑”,可以用来披荆斩棘,也可能伤及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建立“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所谓“三位一体”的安全,指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同时兼顾的安全。首先,它当然有经济安全的内涵,即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趋于开放和一体化时代的发展与稳定,包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态、危机和麻烦,熟练掌握和运用全球各种经济网络(货币、金融、贸易、投资、资源开发等等),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它有社会稳定的成分,即一个国家在融入开放的国际经济的进程中,能够恰当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差别,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克服短暂的社会动荡现象,能够及时地修正政治体系和管理机构中存在的与现代性不相符合的因素(如腐败、冗员、低效和官僚作风)。最后,它还应有政治和谐的规定,即不仅国家现行政策和总体战略得到政治精英和各决策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政治体系下的多数民众和阶层能够理解和认同,这里的前提当然是一个高效、廉洁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一个非全球化的时期,例如欧洲中世纪或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安全可以是单一的和封闭的,就是说在基本上不顾及外部情况的条件下确立和实施;而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市场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考量便不能不是一种综合的、包括各个层面的事务,不能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安全评估进程。

很显然,“安全”在这里是一个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首先安全不仅是军事学和外交学中所指的安全(如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国家民族统一、避免战争打击、解决外交纠纷、防止军事对峙等),尽管这种安全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还应当包含经济和技术的安全(里面又可分出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大的起伏和周期,拥有更强大的竞争手段和能力,掌握信息时代的各种要素等等),社会的安全(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保持各阶层的安宁共处,给民众以秩序和稳定感,建立效率与公平的合适“度”,把各种犯罪、贫困、腐败、无知等消极现象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等等),政治的安全(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使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其次,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一个相对的范畴,而不是封闭状态下的自我保护(“蜗牛式的安全”),它也没有绝对不变的“界线”。换句话说,在封闭状态下被认为是安全的东西,在开放状态下未必视为如此,反之亦然;何况,有的时候,某种局部的、低度的和可控的系统内紊乱,可能预示着新的功能形成或新的跃进到来或新的和谐出现,它也可能是更高阶段上的稳定与安全的前提,而一些短期内趋于自我封闭或内部抑制性政策的“安全”,倒容易导致更大的麻烦。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和这个国家自身体制所包含的时代进步性多少相联系的,这是理解“三位一体”的安全观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亚洲金融危机的最新印证

从去年7月开始,一场货币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 随后又严重波及到东北亚的几个工业化国家。它暴露出经济成长最快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缺陷;它属于总的发展过程中的突发性挫折和阶段性停顿,未来的结局将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建立其顺应时势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架构的全面努力,其中,纯粹经济的甚或金融货币的因素是次要的,而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枢纽。

此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当然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才可能出现的经济现象。

几乎所有人都正确地指出,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近半年多来遭受的经济动荡,起因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集团的金融投机活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估计,存在并且游离于全球各地金融市场的,有价值20万亿美元的银行资产,2万亿美元的保险费用和1.2亿美元的日常外汇交易额,这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受国际投机资本集团直接或间接操纵的。(注:这一数字是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的。在1997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约70 个国家就开放全球金融市场达成协议。见美联社日内瓦1997年12月13日新闻稿)这种实力远非一般国家能够匹敌的国际投机资本和其他游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目标,追求“资本的最大效益”。但一部分人没有说到的是,国际投机资本集团所以成功,乃因有“机”可“投”——被捕获国本身有严重的问题。比如:该国的债务很高,特别是短期债务比重大;该国的金融结构不健全,银行系统不恰当膨胀,含有大量呆账、坏账,资金周转不灵;有可能被拆借,也就是说可以用你的钱来和你博弈;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因而该国的汇率可能随时波动。多数人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强调)的一点是,动荡和挫折恰恰发生在近几十年来经济成长最快、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受重视和得以解决的东亚地区——既非处于全球化更前阶段的欧美较发达国家,也不是处于前现代化时期的亚非欠发达国家。十分清楚,这次危机范围所以这么广,程度所以这么深,根源并不仅仅在货币金融方面;即便从纯粹经济角度讲,问题也要比金融体系的弊端多得多。它们可能牵扯到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如国家的“赶超战略”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政府长期实行的“倾斜式投资”及其理论依据,决策层和战略思想家们对国计民生的考虑,近些年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及政府的形象设计,从普通人到专家对国际游戏规则的知之甚少,对国际市场利弊权衡的失当,古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误导等等。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亚洲目前仍在经历的既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又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它们展示着全球化的不同侧面、不同影响。

与世界许多地方不同,在多数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威信在最近一二十年是建立在与从前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简单说,过去的政治与政府由于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不管是由于外部条件还是自身原因所致),一直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信任,而近些年这些国家和整个亚洲地区却以经济繁荣而闻名,它们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欧美国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经济发展(例如,危机爆发以前,韩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 万美元,而60年代初却仅有100美元左右;印尼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是1000:60)。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及各国同它的“接轨”,就不可能有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政府及其政策由于把本国社会经济带入国际经济的开放进程并且充分享受由此造成的好处,逐渐使其在民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有所改变。尤其在印尼、泰国和韩国等国,由独裁的军政权向民选的文官政权过渡的进程中,紧张的政治转换是由快速的经济增长促成和维系的,每届政府和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比前任更高的增长目标和承诺。而社会及民众也不自觉地被经济景气所吸引,人们为很短时间内突然膨胀的个人财富和国家能力所陶醉,在经济利益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他们容忍了官员的腐败、任人唯亲和限制个人权利的行为,也容忍了暴发户、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平等等现象;多数社会阶层对未来抱有越来越高的、其中许多未必是合理的预期,并且事实上鼓励了“企业大集团”、“贷款大手笔”和“政府大口号”(同时没有去深究其中的合理性、现实性)。

与此同时,是危机成分的增长,它们积聚到一定时候,遇到适当的“导火索”,便出现了真正的麻烦。由于汇率大降、股市暴跌,国家的外债问题突然间变得极其严重,普通人的存款因货币贬值而在一夜间损失一半甚至更多,物价却一个劲地飞涨,经济奇迹造就的中产阶级转眼间就沦落到“无产阶级”行列,更多的劳动者和职员因为不景气而失业或半失业,各种社会矛盾立即变得极端突出。假若光是贫穷也罢,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受挫感。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他们也不曾想过本国经济会受外部巨大压力和国际组织的严厉干涉;社会一下子变得动荡不安,到处怨声载道和怨气冲天;原先对政府发展战略的某些不同意见,对官员腐败现象的某些不满,对富人和暴发户的某些嫉妒,对政治家先前许愿的某些怀疑,对外国势力的某些批评,对不同种族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敌意,全都由潜在状态转为公开事态、由细小的抱怨转为强烈的愤懑,并且成为那些受到货币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的新危机源。

不难看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各阶级层的整合,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条件下,不仅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也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这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新阶段,它显示了对传统封闭时代的重大超越,也暴露出与更发达地带的明显差距。这也是一个曲折行进的艰难时期,很难说有关国家在经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是调整后的复苏并且迈上新台阶,还是出现暂时的停滞甚至倒退。

从政治学角度透视,我们现在讨论的亚洲危机,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危机,或者说,是全球化条件下对国家的政治战略、政府的应变能力和政治家的智谋胆识的一种严峻考验。

首先,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新设计问题。理论上讲,它属于国家最高决策的内容;现实中看,亚洲有关国家不得不将这种设计部分地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存在一个恰当地把握两者关系,既争取急需的外部援助(尤其是资金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援助),又保持必要的主权权利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最危急的泰、韩和印尼三国承诺了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但前提条件是上述国家接受该组织开出的药方——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全面紧缩(如降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提高利率等),进一步对外国开放(如降低进口关税、放松对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购买本国银行等),重点改革金融体系(如修订银行法、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关停部分金融机构、大幅度减少呆账坏账比重、要求商业银行达到国际上的贷款与准备金的比例要求等)。正如有的报纸评论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硬着陆”。(注:《解放日报》,1998—01—10(3)。)一方面,它的针对性很强,援助数额不小;另一方面,这剂“猛药”能否让已经经受了严重震荡的国家接受并使其经济逐步复苏,仍然存有不少疑问。笔者以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别人能够开出什么药方,而在于吃药者的态度和身体状况。就泰、韩、印尼三国而言,关键在于它们的政府和民众如何看待和对待IMF方案, 以及在今后一段时期落实有关的改革步骤。是封闭门户、中止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还是继续开放的同时注意趋利避害?对于政治家来说,理论上讲比较容易判断,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困难和麻烦却颇费思量,甚至因实际的问题而迷失正确方向。

这涉及到“政治危机”概念的另一层含义——“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民众的信心”问题。(注:参见Charles Morrison,Domestic Ajustmentsto Globalization,the paper for GLOBAL THINKNET PROJECT.这篇论文的打印稿,是笔者在参加1998年2 月初东京“全球化研讨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中心主办)时获赠的。)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汇率的崩盘。就是说,本来银行系统尚能按通常的汇率正常兑换外币与本币,一旦人心浮动,开始抛售本币的无休止过程,真正的崩溃就出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信心问题。同样的资源、资本和经济水平,保持信心的社会与缺乏信心的社会可以给出截然不同的画面。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比可能是一个事例。社会信心的有无与政治领导的强弱是分不开的。即使同样陷入危机的国家,社会信心和政治领导的状态仍然决定着走出危机泥潭的不同时间。韩国和印尼的比较可能是又一个典型。政治领导的强有力,不只表现在中长期战略的选择取舍上(比如是否与何时进入金融自由化进程,是否与何时使低效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与何时使本币直接与国际硬通货挂钩等等),在亚洲目前情况下,还特别表现在对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和(广义地讲)政治体制进行勇敢的和有远见的改革上。经验表明,改革的能够推行与否,是与社会的共识与支持不可分的,而社会共识的建立与对政府改革措施的支持,又同公众对现有改革进程和分配过程的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如果政治家和政府仅仅让公众在危机面前做出牺牲,而自己却不肯“出血”或对明显不良的结构加以改造,公众的支持是很难获得的,即便暂时获得了也不会持久。

以上,仅从亚洲一些国家应付金融危机的层面,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对各国国内政治的深远影响。重要结论之一是,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增进本国自身安全,不管是经济持续、社会安宁还是政治稳定,需要的是长远目光、好的战略、大胆改革,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位一体”的统筹与协调,是与时代进步性的吻合。


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变革与摩擦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给各国内部的治理过程带来一系列挑战,也给国际关系造成许多含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加速了国际规则推广和国际关系重塑的全球化进程。亚洲目前情况完全验证了这一论点。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见到如下趋势:

第一,类似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类国际金融管理机构,以及索罗斯这种个体性的国际投机资本(也算是一种“ NGO”,即国际上所讲的“非政府组织”),对于各国的经济改革方案和解决危机的出路,对于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贸易活动,起着日益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的行为和规则,同时产生了更大争议,引起世人和各国对它们的更大关注。这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及NGO )作用力、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最突出表现。

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一种发动援助、组织实施、设计改革方案、推动全面市场化的“救世主”角色,它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不只是一种援助性质,而且涉及复杂的结构性改造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任务,牵扯到国际货币基金本身、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许多私人投资银行家、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多国大银行,所及援助超过1000亿美元,所及内容包括被援助国的宏观经济全面紧缩、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重点改革金融体系;其后果含义极其深远,甚至现在都无法充分估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就像联合国90年代以来的维持和平行动(PKO )通过自己的“灭火”行动在全世界获得的影响一样。

由此提出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十分敏感的问题: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显然,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并不希望各国都坚守原有的主权观念,因为那样意味着许多方案无法在被援助国实施;对于被援助国来说,也不打算完全固守旧的一切自主的方式,因为这将意味着目前的危机可能变得无法应对。但是,也许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用激烈的言词所形容的那样,对于新兴的发展中世界而言,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有时可能滥用市场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新帝国主义”,“严重否认了独立国家的权利”,“对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问题在于,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尽管从作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但它们的设立和推行往往是主要西方强国意志的反映,更多代表了发达地区的要求和水平,所以,虽然国际组织的许多方案是有道理的,从经济专家的角度看是正确的、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但对于不得不接受它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的援助计划和改革方案仍然像“一剂苦药”。

第二,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与各民族坚持本土化及民族自主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碰撞和摩擦;表现在亚洲此次危机过程中,便是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滋长或加强。这是国际关系在全球化时期面临的又一变量,它给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带来严峻的课题,也使当代的国际政治更加复杂多变。

从印尼、泰国和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近期的情况分析,由于国际货币基金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严厉的改革方案,不仅涉及金融业本身的重组,而且要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在此背后,更还隐藏着援助主体对受援助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某些批判性态度,所以,像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且不说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失误,就是在正常履行IMF 建议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发潜藏在亚洲一些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的“激进民族主义”。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在这些国家本身,确实存在制度性结构性的缺陷,比如,在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后面,证明了金融管理方面的混乱、不透明的政府—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腐败的“金权政治”、产业结构的低层次等问题,因此国际上援助的附加条件多半与对这些问题的消除有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消除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欧美人的眼光和时间表进行,比如,就泰印韩等国而言,若在目前已经萧条的基础上再大大抽紧银根,势必加速衰退和失业过程。因此,人们不难见到,几乎所有受援国政府都提出了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适当放宽贷款条件、放宽改革期限等条件。而西方某些舆论的傲慢和幸灾乐祸,某些政治家的出言不逊(如美国国会议员经常表演的那样),则加剧了两方面的紧张摩擦。这是深刻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最困难之处。笔者曾经指出:“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332~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亚洲金融危机的目前阶段同样未能逃避这一逻辑。

亚洲目前某些地方的反美情绪所以与对国际制度的抵触态度联系在一块,乃由于美国处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核心位置,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主,还是当今最“全球化”的国家。美国在当代的世界霸权,与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霸权”方式(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工业优势、尤其是“船坚炮利”的优势之上)不同,更有别于日本或德国在二战时期各自侵略占领的范围内的惩罚性威慑的“军阀恶霸”方式;美国有其自身的时代进步性,不只是技术、器物层面的先进性(如航空业、军火业及各种重工制造业),也不光是经济、政治层面的领先性(如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断创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还包括美国人始终对“科学”力量的执著、对世界事务的“裁判式”强权(包括经常在外人看来不必要、不合理甚至不讲理的干涉),包括它所能够给予世界其他国家、向其他人提供的东西(如先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或如货币体系和强大的军备援助),以及对所谓“不良国家”的改造或“修理”能力(如二战后对德日、目前对两伊)。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其重要性在于,它把今天的国际关系锁定在美国定位的框架内。因此,无论是好是坏,在全球化的现阶段,美国起着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不管是没有陷入危机的国家,更不用提已经陷入危机的国家,均把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牢牢锁定为最重要的国际双边关系;各国真正有眼光的战略家决策家,无不根据对美政策的考虑确定本国的外交态势——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明显亲美的国家,到世界大部分持中立和不结盟态度的国家,直至激烈反美的利比亚、伊朗、朝鲜和伊拉克,很少找得出例外。这一点,亦是理解现阶段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要紧之处。

从目前亚洲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看,凡是那些采取或试图采取反美政策的地方(印尼、一定程度上包括马来西亚),民众情绪的激发,或政府强硬言词的宣示,多半出于政治领导暂时的策略需要,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的情绪可能滋成动乱后果;而那些审时度势、谨慎回避IMF 和美国的批评锋芒、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结构改造上的地方(韩国和多数东南亚国家),虽然国内亦不乏反美的火种,但没有蔓延成更大的不可控的社会问题。笔者的一个结论是,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不合理不公平之处,但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余地却很少,它们只能先加入进去,在自强的过程中图谋长远的改革;“另起炉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能还会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安全关系和安全观念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来的实际情况观察,这一地区正在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政治安全新动向,给区域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前景增添了未知数;无论如何,人们常说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渗透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在各种政治和安全新动向中,下述事态可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a.传统军备的角色相对弱化,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受到更多推崇。世人注意到,由于汇率剧变、经济危机和政府开支紧缩,东南亚各国普遍削减了军事预算。结果是,原有的一些武器采购合同(包括军用战斗机、直升机、坦克、潜艇和军事侦察卫星等内容)被迫放弃或推迟,军事现代化进程放慢,东南亚这一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军火市场急剧萎缩。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庞大的军备并不能够阻止危机的发生或有助于危机的缓和,相反它可能成为经济的某种负担;印尼便是一个事例。当然,这并不说军队现代化目标不重要,或者已经被放弃,而是说,它们被放到与国力相称的位置上并且(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与这一现象并行的,是综合安全观的广泛承认或被意识。在亚洲各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通过这次危机的教训,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安全概念被提到更靠前的位置。一定意义上,它应验了“坏事变好事”的古老格言。

b.与欧美为主的国际制度(如IMF或联合国)不同, 亚洲自身范围内建立的一些区域制度对付危机的能力较弱,危机迫使完善它们的任务提上日程。其实,早在这次货币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对于柬埔寨内战冲突新的升级迹象的无能为力,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东盟对于印尼形势毫无办法,对于苏哈托只有私下抱怨却不敢有任何建设性作为,更证明制度化水平的低下可能造成的问题(有时它也看成是一种优点,就是说,给成员国很大自由和灵活性)。亚太经合组织此次表现亦不佳。如有的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它的部长间聚会只在11月举行,对危机难有准备,反应相当迟钝;这一组织仅关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部长们开会时脑海里多与此有关,而且,参会的主要是外长和贸易部长,他们与财政部的同事交往甚少;财政部长们单独开会,与首脑会晤没有多少联系。……亚太经合组织本身被证明缺少应对(金融货币)危机的机制。”(注:见Charles Morrison,Domestic Ajustments to Globalizat-ion,the paper for GLOBAL THINKNET PROJECT.)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看,它也说明,亚洲国家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迈上新的台阶,现在又开始吸取新的教训(比如,需要建立综合安全观及其操作机制),但现阶段仍然处于一个不成熟的位置上。地区性国际关系的整合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尤其与欧洲联盟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危机再度把大国位置推向前台,美日中三个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调整和作用发挥十分重要。美国自然扮演了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时美国并不积极,一段时期内甚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但随着危机的深化,尤其当威胁到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美国“世界警察”的形象时,“山姆大叔”才介入援助过程,并且像在世界其他热点地区一样,起着组织和协调的霸主作用。对于美国人来说,目前阶段尤其关心的是:亚洲地区会不会出现激烈的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印尼所发生的严重爆炸性事件将对它的邻国和整个地区产生何种后果?政府财政预算的吃紧会不会影响日本韩国对美国驻军的经费义务?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亚洲的既有地位?(注:1998年3月11日下午, 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Curt Campbell), 在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组织的中方专家学者(笔者是其中一员)举行座谈时,列举了上述担忧。)日本现在自身也面临严重的财政金融麻烦,泡沫经济的问题逐渐暴露,社会公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越来越严重,战后几十年来支撑日本经济模式的信念和做法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看来,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官僚体系改革也势在必行;问题在于,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国之一,尤其对于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无论从经济利益或政治角度考虑,日本都会对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日本在1997年提出的建立“亚洲基金”的倡议,虽然由于美国等国的不赞成而夭折,但它反映出日本人内心的有深刻含义的某些想法。估计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消除危机进程的深入,日本的内外政策会出现一些重大调整,并且给本国和周边地区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避免了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打击,但中国经济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海外华侨的投资占了外资的绝大部分;目前印尼等国的社会骚乱已构成了当地华人的直接威胁……这样一些原因使中国不能不极其关注亚洲危机的进程及其克服,不能不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一些内外政策的调整),预防它对中国的危害。可以认为,中国在此次亚洲危机过程中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和壮大自身的机遇。美国、日本和中国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的高层密切互访和磋商关系,显然含有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的考虑,而美日中三大国的政策和战略动向,更直接关系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消解前景,影响整个地区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


原文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8年第05期 第6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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