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袁鹏:平社论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 次 更新时间:2015-05-04 09:20:24

进入专题: 平社   胡适   党治   人权   专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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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1929-1930年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仿效英国费边社,在上海组织平社评议时局议论政治。他们以“中国问题”为总题,展开了为期一年半的主题讨论,并发表政论,反对国民党的“党治”,倡导专家治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集权党治体制和纷乱政局,容纳不了知识精英的谠言,使平社论政无所作为犹如昙花一现。本文在对平社活动作基本梳理的基础上,对平社论政的内容与形式、成效和得失、思想及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  平社  胡适  党治   人权   专家政治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的完成及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表面“统一”的全国政权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民国历史由北洋时代转入国民党“党治”时代,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10月国民党公布《训政纲领》,打着孙中山“训政”的旗号确立起俄式一党专政体制,由党的宣传部强化了思想控制,集权专制的手向社会各层面伸延,言论自由受限制,“人权被剥夺到几乎没有丝毫余剩”。[1]此时国民党的最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以暴动武装割据的激烈形式进行了反抗。而居于上海的一批温和的“洋博士”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也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冶”的自由民主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时称“人权运动”。它“为此后持续20年的公民抗争设定了基本议题”[2]。1929-1931年也由此而成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处士横议”议论政治的一个重要时期。

   与“人权运动”同时,胡适等人还编辑发行《新月》杂志,并组织创立了“平社”这一论政组织。他们于平社之中讲演探讨,议论时政,并将所得文字发表于《新月》之上。可以说,平社和《新月》杂志是“人权运动”两个重要的载体。但与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新月》杂志及“人权运动”相比,平社却显得颇遭冷落,问津者鲜。[3]如与同样由“胡适派学人群”[4]所创立的“努力会”或“独立评论社”相较,平社不但所受关注明显稀少,甚至在参与者的回忆之中亦不见踪影。个中缘故,或许惟有重新审视平社活动及其思想主张,方能略窥一二。

  

   平社活动始末

  

   平社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相关史料的不足。目前可资利用者,主要是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5],以及胡适《我们走哪条路》一文“缘起”部分与潘光旦为《中国问题》一书所作“引言”的相关论述。这些文字虽不能复原平社活动的全部内容[6],却也能够从中梳理出其一年半活动的始末大要。

   平社的创立,应在1929年3、4月间。1929年3月,《新月》第2卷第1号《编辑后言》称“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出另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7]此处作为新刊物《平论》编辑发行机构的“平论社”,即是平社的前身。

   《平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六位海归“洋博士”联合筹划创办的一份刊物。但与一年前同样由他们参与创办,以发表“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 [8]为主的《新月》月刊不同,《平论》的办刊宗旨就是说“‘平’话”,即发表政论文字,实话实说,评议时局。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态度的变化。原本,僦居上海的胡适等人并无积极论政的想法,而只是努力于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然而事与愿违,时局的发展差强人意,随着国民党“党治”的扩展,他们越发感受到来自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言论、思想控制上的强制压迫,特别担忧自己在此种压迫下有“失声”的危险。而对国民党压迫言论,压制思想自由的反感又促使这批曾留学欧美的学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建立的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及其政治作为,由此也就重新引起了他们对于议论政治的兴趣。[9]1929年3月23日,胡适在同人推举之下,同意担任《平论》总编辑,并随即撰写了向当局要“我们的自由”的发刊词;29日,同人聚会,决定于4月10日出版《平论》第一期。[10]

   然而,事实上直至5月初,《平论》始终未见出版。[11]相反,《新月》第2卷第2号又发表《编辑后言》,在遗憾告知“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之后,一反上一期的口气,称“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即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缺人的见解”。[12]同期《新月》即刊登了胡适《人权与约法》及罗隆基《专家政治》两文,进而掀起“人权运动”。《新月》的转向[13],使另办一份政论刊物顿显了无意义,事实上即是宣告了《平论》的流产。

   而平社的活动,在此之前已经开展起来。4月21日,平社于胡适家中举行第一次聚餐。随后又曾举行两次聚餐。[14]《平论》的编辑工作或即聚餐的主题之一。但随着《平论》的不了了之,平社的活动也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5月11日,平社于范园举行第四次聚餐,由罗隆基介绍英国知识分子论政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历史。或受费边社活动形式的启发,胡适当场提议“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15]同人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各自选择讨论方向,很快形成了一份“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5月19日,平社第五次聚餐,即据“日期单”计划开始讨论。据胡适日记,这份“日期单”执行情况基本如下表[16]:

  

  

  

   1930年2月4日,平社于胡适家聚餐,确定下次聚会内容,即由罗隆基、刘英士辩论“民治制度”。2月11日如期举行的这次活动似将辩论这一新形式引入平社,但以目前资料论,这种活动形式并未延续。此后,3月1日于徐志摩家讨论伴侣婚姻,15日由潘光旦演讲天才问题,及29日由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演讲印度政治运动,这几次活动似乎并没有像1929年那样有通判规划。[18]

   直到4月初,平社再次恢复了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主题确定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同1929年一样,“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19]讨论从4月12日正式展开。据胡适及林语堂日记,1930年平社中国问题讨论情况大致如下[20]:

  

   根据胡适与林语堂日记,前后参与平社活动者计有20余人,其中可称为平社成员者15人。这些人均有欧美留学背景,且多为清华出身。[22]他们大多于1927年前后因时局变化,或自北方南下,或从国外归来,而骤至于上海,任教于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私立学校。随着北方局势的相对稳定,部分成员离沪北上;同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等人的迫害,使规模并不甚大也无固定居所的平社的活动受到不小的限制。原本即为松散组织的平社因此而走向终结。至1930年11月18日,胡适举家离沪,定居北平,平社活动实际即告停止。虽然此后罗隆基等人尚有恢复平社的打算,但由于得不到胡适方面积极响应与支持,最终亦只能不了了之。[23]

  

   中国的出路与专家政治

  

   在平社的若干次讨论活动之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系列讨论无疑为最大亮点。此讨论以“中国问题”为总题目,先于1929年以“中国的现状”为主题,而在1930年改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每一主题之下又复分列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若干方面。这与胡适向所强调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次则“提出种种的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而最终“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的思想方法正相符合。[24]

   依胡适原本倡议,平社的讨论当如英国费边社一般,悉予发表,并最终结集成书。现知关于中国问题的12次讨论,即有8次讨论稿成文发表。不过,费边社的讨论文章基本单独刊行,而平社的讨论则几乎全部发表于《新月》月刊上。[25]1932年,潘光旦将发表的1930年讨论文章总集为《中国问题》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26]这些文章即为探究平社论政思想及观念的基本材料。

   参与这些讨论者多系专业学者,对其所承担的各方面问题多有专长和研究,故在讨论文字中,也各据所知,各言其道。潘光旦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对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家庭和选举制度加以赞赏,以为未来的出路在“我们对于孔门的社会哲学,宜乎再加以估定和变通,而引为今后优生教育的初步”;而林语堂则大讲韩非“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为“一个自由强健的新民族崭露头角”,将由“孔教的尸身踏过去了”;罗隆基亦相信“国家的坏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因为“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27]显然,由于专业背景、思考角度等方面的不同,平社同人所认定的“我的主张”,亦存在一定的差异乃至矛盾。在1930年讨论开始之前,同人对此既已有所认识,故提议“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并推举“精神的领袖”胡适来作“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即《我们走哪条路?》一文。[28]

   胡适一开篇即明确表示,所谓“根本态度的决定”,也就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他又将其分为两个问题:“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及“究竟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前者即所谓“目的地”,后者即道路。

   对于“目的地”,胡适首先列出国民党、青年党及共产党的三种说法。无疑,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正在进行激烈对抗的三种观点。但胡适随即将其置之一边,因为讨论这三种说法“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笔墨官司”;而他则要“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胡适确认的目标为两方面:就消极方面而言,在“打倒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就积极方面而言,则在“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29]

“目的地既定”,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应该用什么法子,走哪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现有的选择有两种:一是“演进”,一是“革命”。对于“演进”的路,胡适似并不认可,因为他将这种“演进”冠以“不自觉的”这一限制,所指实则为放任自流的不作为,“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这自然不能为包括胡适等人在内的“不满意现状的人”所接受。而对于“革命”的路,他则更加反对。虽则革命实有和平与暴力两途,但在中国这样“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革命“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其结果则是“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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