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过后，榆树在叶子没有完全长出之前就结出一串串的榆钱。所谓“榆钱”， 又称榆英、榆实、榆子、榆仁、榆荚仁，是榆树的果实。榆树在春天回暖的时候就长出一串串形状圆薄如钱币的东西，故而得名“榆钱”。又因为它与“余钱”谐音，于是人们就有吃了榆钱可以有“余钱”的说法，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做梦都想“余钱”，都想过上富足日子的强烈愿望。
榆树是农村常见的落叶乔木，榆钱性平，味甘，微带辛味。在三年大饥荒中，榆树救了不少人生命，包括本人在内。榆树是饥民的恩树，我一直对榆树充满感情。
在大饥荒年代，榆树把自己身上的一切都献给了饥民。首先是榆钱，因为清明节后，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榆树结出的榆钱便成了饥民首选的救命之物。榆钱吃完了便吃榆树的叶子，榆叶吃完了，便吃榆树的皮。饥民在开始还是用刀子把榆树皮剥下来，切碎放在锅里煮，嚼皮喝汤。后来饥荒越发严重，有的饥民饥不可耐，干脆抱着榆树直接啃树干上粗糙的树皮。榆树皮啃完了，饥民便挖榆树的根吃。榆树为饥民真可谓毫无保留、粉身碎骨了。
一个村庄，榆树毕竟是有限的，把榆钱、榆叶、榆皮和榆根都吃光了仍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只好再寻觅其它东西作为充饥之物。除榆钱、榆叶、榆皮和榆根之外，本人还吃过槐树的幼芽和叶子，味道比榆钱、榆叶差远了。最难吃的是柳树的幼芽和叶子，既苦又涩，很难下咽。从地里刨出茅草的根虽然微甜，但吃下去拉不下来，要别人用树枝或手指往外抠，人饿到一定的程度，只求拿东西充饥，哪还顾得上做人的尊严！
我的老家是皖北一个由两个小庄子拼成的一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在三年大饥荒中算不上重灾庄，竟也饿死了一二十人，几乎平均每户都有饿死的人。东院堂弟来义、来乖都在10岁左右就被活活饿死。西院晋伦嫂子三个儿子饿死两个，大的叫小辈，小的叫小季；晋书哥与唯一的儿子小虎和庆林叔与幼子小海两对父子都被饿死。由于饥饿，前院李姓孝伦哥给他的幼子取名叫“小饿”，这个小饿终于也被饿死。我本人的祖父和伯母也被饿死，祖父临终时嘱咐我母亲：“大瑞的娘（我大姐的乳名），日后有了吃的，你们蒸几个馒头送到我的坟上……”。只比我稍大一点的五叔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西安的姑母闻讯来接他。由于当时画地为牢，公社、大队对人外出控制极严，姑母根本不敢到老家去，否则消息暴露，五叔不仅走不掉，姑母也要受牵连。所以，姑母只能到刘套我大姐那里落脚，由我偷偷地通过别人给五叔通风报信，我们叔侄在陇海铁路北边的一条沟渠旁边见面，再到大姐处跟姑母商量离家的具体事宜。那时候买火车票要证明信，是大姐托在公社当文书的远亲徐家训给开了个证明才买上票背乡离井到西安去的。
前年单位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到西安旅游，姑母、五叔与我在小姑家欢聚一堂，把酒叙旧。回顾大饥荒年代，我们都热泪盈眶，感慨不已。五叔说：“我当时饿得筋连着头，再过一二个月不走，必死无疑。”小姑对我说：“你五叔刚到西安时，饿成那个样子，我们看着都害怕。开始几天，我们不敢让他多吃，怕吃多了撑破肠子。”五叔在西安有了吃的，身体恢复正常，后来应征入伍，在青海格尔木等地当了几年兵，后来转业到西安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几年了，过着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
大饥荒期间，庄上几个堂弟和堂侄十来岁的年纪，都饿得直不起腰，走不动路，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拄着棍子。东院三叔和西院晋奎哥都忍痛把爱子（前者名叫双铃，后者名叫刚铃）送给徐州附近的人家，以求活命。前后庄许多姑娘都到临近的徐州近郊的铜山县求活路。因为那时候徐州所在的江苏省虽然也“左”，也有饿死人现象，但不像安徽 “左” 得那么厉害，饿死人那么多，所以成为老家乡亲们的奔趋之地。那时候为了活命，老家的姑娘们都不讲究择偶标准了，不管对方什么家庭、也不管其年龄、长相、性格脾气和人品状况，只要能有口饭吃，就跟对方过了。既不要办理什么手续，也不要举行什么仪式，简单得很。曾经与我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三家，其中两家即叔叔家的小华姐和杜姓家的小拐姐都是那个时候饿得没有办法嫁到徐州近郊铜山县的张井和王庄的。
至于人相食，不堪回首，我就不具体说了，因为食者是一位曾经对我非常关爱的异姓长辈，他的大儿子只比我大1岁，是光屁股时的小伙伴，前几天我们还打电话叙了10多分钟。我实在不忍心书写那段那惨绝人寰的详情……
前年春上回老家探望，乡亲谈起这些往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都说当时的情况如果再持续几个月，庄上的人就所剩无几了。
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〇〇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他们说：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有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吴德荣只是说了一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
资料披露，这个小小的生产队“一百二十人中有七十二人饿死”。这72位死者的名字都被刻在碑上，其中有46人的名下注明为“绝户”！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把饿死上千万百姓的三年大饥荒轻描淡地说成是“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孙经先则否认大饥荒中饿死那么多人的史实，诬蔑别人的研究是“重大谣言”。还有人以所谓披露“真相”为名写书歪曲、掩饰历史真相，而且给敢于说真话的人无限上纲，戴大帽子。我不知道李慎明、孙经先等人良知何在？现在和将来何以面对那些被饿死的真名实姓者的冤魂？
我不止一次说过，榆树是饥民的恩树，也是我本人的恩树，她身上的榆钱、榆叶、榆皮乃至从土中挖出的榆根都曾经滋养和救护过我等的生命，其恩情当不在母乳之下。我一直对榆树的恩赐充满深情。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榆树，我必然趋之近之，在树下驻足良久，抚摸那纵裂、粗糙的树皮，像抚摸母亲劳苦终生的身躯；仰望那高大、浓郁的树冠，像仰望母亲历经风霜的慈容，久久不愿离去。
今年清明过后，我又像例行公事和看望亲人一样到淮河岸边和小区一角拜访榆树。大地回暖，榆树开始吐芽，春风把榆钱吹落下来，白花花的一片。看到满地的榆钱，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年代。回到住处，热泪盈眶地连夜敲出这篇《榆钱满地忆荒年》，目的旨在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