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女儿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接她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我：“妈妈，书上说小朋友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叛逆期。你说，到时候我会不会叛逆你呢?我会不会不听你的话呢?我们的关系会不会不像现在这么好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来得突然了，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有些懵了。

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家长和老师最常用来表扬小孩子的一句话，就是“听话”——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听话就是、才是，好孩子乖孩子。

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对这句话有着本能的反感，虽然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随着年龄稍长，我逐渐明白了我反感这句话的原因。家长和老师预设了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理，进而把自己预设为真理的掌握者，而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他们有权裁判孩子、学生的好坏——好坏，当然是以他们自以为的真理为尺度的。而孩子、学生，在他们的预设中，当然也就是无知无识的，不仅没有，甚至都不该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疑问，乃至自己的感受和喜好。

可是，我知道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其实也都是有限的存在。他们并不真地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也并不是完美的存在。即便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经验，即便他们的知识、经验还都是不易的正确，他们也不能因此代替孩子思考和感受，不可以剥夺孩子试错的机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听他们的话呢?至少，我不能不加思考和分析地听他们所有的话。他们的话也是真理和谬误共存的。他们的认识受限于自己的见识、知识、经验、感受，因此，并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之理，我怎么可以都听呢?

我对这句话有着近乎生理性的警惕和防卫。我既绝不迷信和崇拜任何人，我也不希望任何人迷信和崇拜我。

我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做好些师长那样自以为总是正确总是真理在握的妈妈、老师。因此，我绝不要求我的女儿、我的学生对我“听话”，我也绝不以是否听我的话为判断孩子、学生是否“乖”、是否“好”的标准，实际上，培养女儿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盲从盲信任何人，倒是我有意识在做的事。如果我的女儿、学生不加思考地对我言听计从，那倒是我要竭力避免的。而当我女儿、学生对我的话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感到的是由衷的欣喜。因为这表明他们在思考，有自己的想法。至于他们想法的对错倒是其次的。

简而言之，针对孩子的问题，我几乎从来不给她唯一的选项，而是听她的想法，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能的其它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利弊、代价、实现的条件等等，最后，得出一个共同认为最合理、可行的方案。

我没有要想孩子听我的话。我很谨慎地避免孩子对我的迷信。为此，我也会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我的无奈、我的可笑、我的失败、我的愚蠢告诉给孩子。

我不要在孩子面前做出总是正确的样子。我害怕孩子对我不加批判地相信，我认为那是我的失败，也是对孩子的误导，会养成她的惰性，约束她的成长。

正是基于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认识，对不同的认识持开放、接纳的态度，不固执己见，且不断去学习和吸取不同的认识，就成为我人生的使命。

我微笑着，用有些夸张的语气对女儿说，“那妈妈要好好学习!”

我的回答显然出乎女儿的意料。她睁大眼睛，疑惑地问：“为什么呢?”

我说：“你看，如果说你现在听我的话，那一定是觉得我理解你，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而如果说有一天你要叛逆我了，那一定说明你觉得我不理解你了，我说的话没有道理了，不具备参考价值了，所以，你才不要听，才要‘叛逆’我啊。那说明你成长了呀!我该高兴才对呀!为了跟得上你的成长步伐，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你可以倾诉的对象，是一个可以理解你的人，能够同你一起讨论问题的人，所以，我要好好学习呀!”

女儿不好意思起来：“妈妈，你咋个这么说呢?”

我认真地告诉女儿，“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是的，我是认真的。

女儿的问题对我是一个警醒。为了避免发生她说的“叛逆”出现，我想唯有不断学习，争取跟上她成长的脚步，我唯有不断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争取跟上她成长的脚步，并且在沟通方式上，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同她分享观点和想法，而不是命令、强加——这不仅是效果很差，甚至可能无效乃至有反效果。

进而言之，我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她的“叛逆”所代表的我的“权威”的丧失，而是担心自己因为知识过时、见识落伍，从而将不能在女儿的成长中做她的伙伴、没有能力理解她和陪伴她。

如今，女儿就快大学毕业了，我们更像是平等、互相尊重的朋友，几乎无所不谈，话题、想法、感受皆可放言，了无禁忌，不用担心批评、指责、纠正;纵然关山远隔，我们仍然保持着几乎无缝的交流，对于彼此，我们是愿意互相倾诉和咨询的主要关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