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古老的诗歌总集。它内容丰富，其中有劳歌、恋歌、战歌、祭歌、颂歌、哀歌、怨歌等，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实为我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然而，到了汉代人手里，这部为情造文，情采并茂的诗集几乎每篇都被注解成了与历史上某王某公有联系，含有“经夫妇，厚人伦”政治内容的“信史”。这样不仅掩盖了许多诗的本义，而且完全失去其自然质朴、清新活泼的文学意趣。我们把汉儒这种说诗方法称为“历史化”。汉儒以历史化为手段使《诗》经典化，从而使之成为先王垂教的政治工具。产生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本文拟从文字学，诗史的作用，经史关系，先秦诗论及赋诗断章，治《诗》的动机等方面加以剖析。

第一，考察诗、志、史三字。先看“诗”字，《尚书》曰：“诗言志”，郑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说文·言部》：“诗，志也。从言，寺声。”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及王逸注《楚辞·悲回风》：“诗，志也。”古文“诗”作“”，从“言”，“耳”声。杨树达《释诗》分析说：“‘志’字从心，‘’声，‘寺’字亦从‘’声，‘’、‘志’、‘寺’古音无二。……其以‘’为‘志’，或以‘寺’为‘志’，音同叚借耳。”杨氏又从《左传·昭公十六年》“赋不出郑志”一语证明“郑志”即“郑诗”，古“诗”、“志”二字通用。闻一多《歌与诗》亦从文字学角度得出“诗与志原来是一个字”的结论。再看“志”字。考之古代典籍，知“志”有记录之义。志，古文识字。《礼记·哀公问》：“子志之心。”《注》：“志读为识。”识即记。《周礼·春宫·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注》：“志，古文识，记也。”段玉裁曰：“志，记也。”《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释文》：“志，记之也。”另外，志还可以作记载之书的称谓，《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注》：“志，古书也。”《国语·晋语九》：“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注》：“志，记也。”《春秋传》有“所谓《周志》”。这种意义可与誌通。在先秦古籍中引到“志云”的，可找到十几条，均指“记载之书”。班固用《十志》作为《汉书》的一个部分，这个“志”字作为文字记条“史”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其后各代史书均有此体例。可见，一切记载都是志，又是诗，所以《管子·山权数》则径称“诗所以记物也。”最后研究一下“史”字。《说文》中的“史”字是个会意字，许慎曰：“从又持中。”何谓中？章炳麟说“中”字的“｜”是以笔书。“□”象“册”形，“中”为本册之类①。此据《周礼》、《春秋》、《国语》等资料得以证实。史本义为史官，起初是一种宗教官，带有巫的性质。《尚书·酒诰》：“矧大史友，内史友。”《周礼·天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献曲，史献书，师箴，……瞽史教诲……。”又《楚语上》：“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均指史官，卜筮之官。在春秋后期，“史”也就用以称呼有关时事和历史记载。《太史公自序》：“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亦即文学记录。从以上资料考知诗即志，志即史，诗志史三者在“记载”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完全可以互训。因此，汉代以《诗》为史，恐怕与此认识有渊源关系。

第二，诗本来就是记载历史的一种形式。中外历史表明，在有文字之前，人们记录劳动生产和其它社会生活历史是编成诗讲唱的，以口耳相传。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们的记忆和思维能力未能充分展开，各种精神生产都是模糊的，对客观物象只停留在直觉阶段，还缺乏一种理性思索。在古代巫、史、诗等方面所反映的“观物取象”观念（如《周易》）即表明其时各种感知和认识都借助于“形”和声韵，目的在于表达、记忆和传播，以弥补没有文字时口耳相传容易走样和淡忘之不足。以此而言，古人所记之“史”具有诗的性质，史有时也不得不以诗的形式出现。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已证明。如《易·屯六》载：“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郭沫若分析说：“这是写一个男子骑在马上，迂回不进，他不是去从征，是去找爱人。邅班为韵，寇媾为韵。更加三个如字的语助词……”②这即是一段用韵文写成的简短历史。《尚书·洪范下》：“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按三十部上古韵，文中的韵脚为：颇义，歌部；好，道，幽部；恶，路，铎部；党，荡，阳部，平为邻韵通押；侧，直，极，职部。据《史记》载，武王克殷后，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此文为箕子告诫武王要处中正之道。故宋人蔡沈注曰：“此章盖诗之体，使人吟咏而感发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协其音，反复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惩创其邪思，训之以极而发其善性。”因此，其体为诗，其义为史。再如《礼记·郊特牲》中记录的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等都是古人以诗的形式记载的当时社会生活，其诗史的不可分割性也显而易见。

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诗歌产生也不例外，诗作为记载历史资料的形式也很明显。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九世纪流传的特洛亚战争，最初亦为口耳相传，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它们与更为古老的神话传说一起，屡经传诵补缀加工，成为许多零散的“荷马颂歌”，经百年的流传、丰富、发展，在口头传诵过程中产生了主题，形成体系，又经若干年的民间流传，创作，后经去古未远城邦时代的歌手荷马的及时融合而创作成极富艺术魅力的荷马史诗③。又如古代印度的诗集《吠陀本集》，“吠陀”古译为“明”或“知识”，可知它是印度知识的宝库，亦即历史材料，其中包括颂歌、祭歌和一些反映印度世俗的诗，很象我国的《诗经》。《摩诃婆罗多》被称为“历史传说”④。章太炎解释这种现象，说：“古者文字之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正名杂义》）正说明在人类社会文明发达之前，史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中外古典诗歌，一开始就兼有诗与史的双重性质。当文字出现以后，诗仍有着重要的记忆作用，所以原始的文章，训估、典章等皆成韵文。综上分析，汉儒可能又是从上述诗、史同源这个角度为《诗经》大多数诗篇寻找本事的。

第二，从诗史反映的社会内容方面来说，二者有相通之处。诗与史均具有反映社会内容的广泛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⑤，从自然到社会内容无所不包。孟子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在春秋以前，只有陈述各国政治风俗的诗才是史籍，诗与突出史实为特征的《春秋》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说明孟子在观念上是将诗、史结合，诗为陈述时事的工具。史的社会内容也涵容甚广，章学诚认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⑥又称“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氏的“史学”即指历史材料。更有人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⑦包罗自然和社会知识的《诗》也应囊括于史的范围，诗史包容社会生活内容的共同性，说明诗史本来是相通的。汉代有许多治诗者，均从史的方面着手，“四家诗”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及刘向撰《列女传》涉及《诗》也是这样，莫不把诗当作史来研究。这是汉代《诗》研究历史化形成的又一因素。

第三，从经史关系来讲，经史无别说明诗即史，要有助于我们对汉儒《诗》研究历史化产生根源的认识。在汉儒及其前人看来，六经之所以皆史，首先，因为“六经”为先王政典。《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在孔子之前本属“旧法世传之史”。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学术在王官，而掌之史者，六艺分掌（六艺，依《汉书·艺文志》注，即六经）。《诗》、《乐》掌于太师，《五礼》掌于宗伯，《三易》掌于太卜，《尚书》、《春秋》掌于史官。《庄子·天运篇》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伏羲至纯厚，造《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从这一角度说，六艺皆为史。《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太史公之意很清楚，是把《诗》当作包容先王政典的史料来看的。所谓先王政典，即先王之史。因此，汉儒把《诗》视为先王政典，从这一观点出发，把大部分诗篇看作与某王某公有关，并按照自己理解序义，使之历史化。

再者，“经”本来是相对“传”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记事与言事之理，体势相因。所谓记事之理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言事之理即后人阐述六经的道理。孔子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后儒皆仿效孔子，以注经而言理，于是有传的产生，有传才有经名的成立。“六经”本不自称经，可以说在《庄子》时代尚未有，其《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滑稽列传》仍未在“六艺”之后缀以“经”字，所以称经，一是相对传而言，另一则为汉代统治者及后儒对其尊称。经史实一。因此，作文六经之一的《诗》亦即是史。经史合一的观点，也是汉儒《诗》研究历史化的一个原因。

另外，经、史、文在古代也是不分的。《孟子·离娄》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庄子·天下篇》曰：“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之。”司马迁则说：“夫齐鲁之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儒林列传》）此与班固“邹鲁导经学，齐楚多辨知”⑧对照看，汉人及其前代人，没有把“文”与“史”相分离，甚至可以互训。这一现象或许对汉儒把《诗》历史化也有某些影响。

第四，先秦儒家诗论和赋诗断章给汉人说《诗》历史化的形成以认识、方法及诗义上的影响。儒家诗论主要是孔孟诗论，赋诗主要包括赋诗引诗和说诗。

孔子是我国论诗的开山祖，《论语》不止一次地论及《诗》。《为政篇》“思无邪”概括了《诗三百》思想内容的总特征。“思无邪”包咸注：“归于正。”认为《诗三百》的内容符合正统思想。孔子还盛推《二南》，在《阳货篇》中曾向弟子强调“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无比的赞美，给汉人认识《二南》以圭臬。如马融生发此旨，曰：“《周南》、《召南》，《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儒，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汉儒以为《二南》所体现的伦理纲常思想，是文王教化、后妃之德的结果，正是以孔子评《二南》为导向的。汉儒称《关睢》“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直接源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⑩。孔子论《诗》执“无邪”和“不淫”两端，汉儒顺此思路寻绎诗旨，否认了从《关睢》开始的有关爱情主题，凡涉男女两性关系的，均不敢正视，千方百计加以掩盖，不是转变为别的主题，就是指实为某王某公淫乱。所以《诗》研究历史化受孔子诗论影响不容忽视。

“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对汉儒《诗》研究历史化也有影响。“以意逆志”出自《孟子·万章篇》，是孟子与其弟子咸丘蒙谈论《小雅·北山》一诗时提出的。孟子本义是用诗中之意逆诗人之志，寻求诗人本义，不能按字面意思孤立地从一两句话来机械地理解诗义，而要整体把握。与此相联系，《万章篇》又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即“知人论世”观点。清人顾镇说：“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11)不过，“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诗方法，带有主观片面色彩，《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说服梁惠王要实行仁政，就引用《公刘》和《绵》，胡说公刘“好货”、太王“好色”，借以劝梁惠王“与民同之”，仁政就可以实现。其根据只是《公刘》中有“乃积乃仓，乃裹餱粮”，《绵》中有“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几句而已。所以，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对汉儒《诗》研究历史化以方法上的直接影响，凭主观臆测把《诗》牵合历史，削足适履。朱自清指出：“‘颂诗’与‘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世误将‘知人论世’与‘颂诗读书’牵合，将‘以意逆志’看作‘以意合志’，于是乎穿凿附会，以诗证史。”(12)

先秦用诗，无论是赋诗还是引诗，根本特点是断章取义。先秦在外交场合，或著书立说，有时“赋诗”，“引诗”，往往不是把握全诗大意，而是抓住片言只语，基本是为我所需。如《论语·子罕》，孔子引《邶·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赞扬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与子张论崇德，辩惑，引《小雅·我行其野》“诚不以富，亦祇以异”来证实自己的说法(13)。《左传·成公八年》载季文子饯韩穿，两人在谈话时，季文子就引用《氓》中的“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来说服晋对诸侯不要有贰心。又如僖公三十三年，载晋臼季向晋文公推荐冀缺，晋文公说冀缺父亲有罪不能选拨。臼季就引“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来说晋文公只要用他的长处即可。这些都是抓住诗中一两句话来孤立地理解《诗》义。如统览全诗，其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和所说诗义，直接为汉儒效法和取用。所以汉儒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捕见捉影片面的说诗方法，正是先秦断章取义之风的继续和发展。

第五，汉代《诗》研究历史化形成与汉代的政治思想和汉儒的治《诗》动机有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各项活动都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学术活动等，都是如此。汉代《诗》研究历史化是在浓厚的经学氛围里产生的，经学是在政治目的操纵下兴盛起来的，一切经书都成为政治的婢女，其中的《诗》也自然摆脱不了这种命运，它之所以被历史化，也正是这种目的所注定的。

经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是一分为二的，一是统治者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需要思想宣传工具；一是经生为了挤入仕途，必须按统治者的需要去治经，汉代《诗》研究历史化现象的产生正是二者的融合。汉初，国家提倡黄老刑名之学，无为而治，但不久，由于形势的发展，即被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所取代，其核心是宣扬天人感应，皇权至高无上的大一统思想。并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常秩序和仁德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作为这种思想的辅翼。这种思想贯穿并统治整个汉代。综观“四家诗”的历史化思想倾向也不外是仁德思想和封建伦常思想；正与汉代的统治思想相默契。《韩诗外传》特别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认为“在天莫明乎日月，在地莫明乎水火，在人莫明乎礼义。”“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认为礼是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系。礼的基本内涵是等级秩序，作为礼的内容，书中还提出要施行仁恩，如此“其民和亲而相好”。又说：“夫人者说人者也。形而为仁义，动而为法则。”这虽出自《韩诗》，但也是其它诸家说诗历史化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从以上分析来看，汉儒《诗》研究历史化中的思想倾向是与汉代的统治思想是一致的，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可以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共同为统治者服务。

其次，汉代通过传注来体现政治思想已蔚然成风。除“四家诗”外，最有代表性的是《春秋公羊传》。如该传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几个字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认为这每一个字都有重大意义，寄托着拥护大一统的大道理。又如《公羊传》在注《春秋》最后一条“（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又附会说：“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兽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以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解释都不是从实际出发，而且完全陷入推测猜想。这种附会方法，与汉儒把《二南》附会成文王后妃之德又有何区别？最后一条恰如《毛序》对《周南·麟之趾》的解释，均牵强之至，旨在表达其仁德思想而已。《谷梁春秋》也是这样，通过注《春秋》，突出宗法等级制度的建设，强化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的思想。所以在汉代一经说至百万言的附会风气里，经书都遭到这样厄运，这既是政治需要，又是汉代人思维方式决定的。《诗经》研究历史化也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汉儒为什么要通过《诗》历史化来传播其思想呢？这似乎与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于史实是一样的道理。汉儒说《诗》力求本事化、具体化，使人对其宣传材料信而不疑，以期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达到政治功利目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在汉代相继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在于他们以历史化作为运载礼义道德、封建伦常的手段，更具有说服力和欺骗性，适应统治者宣传的要求，因此取得尊位，说诗人也因之而显荣。《毛诗》在这一点尤为显著，加上郑玄《笺》的发挥。历史化更系统、更完备，其中的礼义道德，伦常秩序基本构成体系，较“三家诗”更为完善可行，此亦“三家诗”废而《毛诗》独传的道理之所在。汉儒《诗》研究历史化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而得到提倡，治《诗》者为了政治功利目的而把它历史化。两者相辅相承，从而促使历史化体系的构成。

我们从以上五个主要方面分析了汉代《诗》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充分认识它。从而作出更好的评价，并清除其不良影响，以推动《诗经》研究的深化。

注释：

①《文史》卷七

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6页

③茅盾《神话研究》说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以上内容均参考《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陈来生《史诗·叙事与民族精神》（上海社科院出版1990年6月第1版）。

④参考《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2月第一版。

⑤《论语·阳货》。

⑥《报孙渊如书》。

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⑧《汉书·邹阳传》引邹阳说。

⑨把包括《诗》在内的“六经”作为史来看，汉代以后不少学者也持此看法，如隋末唐初的王通，唐刘知几，宋陈傅良，明王守仁，李贽，清代章学诚等，相继提出“三经为史”、“五经亦史”、“六经皆史”的说话。可以作为认识汉代《诗》研究历史化产生根源的佐证。

⑩《论语·八佾》。

(11)焦循《孟子正义》引《虞东学诗》。

(12)《诗言志辨》。

(13)《论语·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