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洪德:论古代文论的“文与道一”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8 次 更新时间:2015-03-01 20: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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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  

   文道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古人对文道关系有过多种表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到南宋朱熹,以他哲学家的深邃思维和敏锐眼光,发现这些表述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裂道与文以为两物”,不符合文道关系的实际,因而做了系统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此后的文章理论家经过百馀年的探讨,到元代后期,终于找到了“文与道一”这一理想的表述。与之前的种种表述,如“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相比,这一表述有两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其一,此前的各种表述,都只就文(文章)与道(理道)的关系立论,而“文与道一”,则既包含文(文章)道(理道)关系,也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前者是对文章的要求,后者是对文章作者以及作者队伍的要求。而只有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关系,文道关系的表述才是完整的。其二,就文(文章)与道(理道)关系立论,“文与道一”是在否定了韩愈、柳宗元以来建立在文、道二元(二本)思维基础上的“文以明道”等表述后,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对文道关系作出的精密思考和精当表述,它要求融会文理,以为“文之炳焕而晖,即道之贯彻而一”(吴澄语,出处见后)。就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立论,要求文章作者有道有文,要求将宋代分裂为文章家与理学家的两个队伍合而一之。这是在反思和批判宋代文、道分离之后文章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文与道一”说形成在元代,又是元人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以文章为“救世行道之具”,强烈的文学使命意识对文道关系提出的要求。

   要讨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文统与道统的关系说,要讨论宋元时期文、道分合的历史走向与“文与道一”说的形成。第二,就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说,要讨论“文与道一”与元代文人“救世行道”现实需要之间的关系。第三,就文(文章)与道(理道)关系说,要从哲学和认识论的层面,对“文与道一”的形成作理论的探讨,并与“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作对比的理论分析。由于讨论这三个问题所需篇幅不均衡,本文只好用前三个部分讨论第一个问题,第四部分讨论第二个问题,第五部分讨论第三个问题。就理论意义说,第五部分或说第三个问题,是文章的重心。

   一、文道之分:宋代道学家与文章家各为道统与文统

   中国人的统绪意识其来已久,有所谓皇统、道统、文统。道统,即儒家圣人之道承传的统绪。这一统绪意识孔子已有,《中庸》说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统观念的形成则在孟子,《孟子?尽心下》载其历数圣人之出世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他以孔子后继者自许,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直接使用“统”概念的是汉代扬雄,其《扬子法言》卷二有言:“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按照这样的观念,学术各家各派均有承传之统绪,只是在诸家则为学统,在儒家则称道统。其统绪之承载者或体现者,今天称之为载体的,是人与书。到唐代,韩愈排出了一个儒家圣学之“道”承传的统绪,说:“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以道统的承续者自任,说:“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死灭万万无恨”[1]。而完整的道统概念,是朱熹提出的,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开篇说: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文统的概念也很早就有,[2]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有言:“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但他这里所说,似乎与我们说的“文统”还不是一回事。元人袁桷诗:“道传莘野正,学比傅岩醇。帝运昌文统,师臣秉国钧。”[3]则无疑说的是文章传承之统绪了。清方宗成《桐城文录序》说:“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提出了维护文统之正的问题。文统之传,所传之正,这种概念也是早已存在的。总之,道统和文统,是古代文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无统绪则无学问,“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4]

   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道统说和文统说认为,孔、孟以上,文与道具,即文统与道统为一;孔、孟而下,文与道分,学术宗法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文章推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文统与道统之分出现在宋代。

   韩愈排列了道统承传之绪,但宋代理学家建立的道统中却把他排除了。韩愈没有明确谈论文统,在他的表述中,文统似乎附于道统,所以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5]后世文章家认为,韩愈在接续道统的同时,也接续了文统,为传古道而作古文。苏轼就高度肯定韩愈恢复道统与文统之功,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6]按照韩愈的理解,上古经传之文,载圣人之道,文统与道统一。在苏轼看来,韩愈既拯救了道统,也振起了文统,道统与文统体现于韩愈一身。这也是宋初古文家的普遍认识。唐宋人谈论文统与道统关系,都是为文道关系服务的。也就是说,他们追述文统与道统承传的历史,还是为当下的文章写作与圣道传续服务的。

   北宋中期以后,理学家与文章家互为敌垒,各自建立自己的道统与文统。

   理学家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将文章之学排除在儒者之学之外。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7]将文章之学与异端之学等视。文章之学与义理之学、文章家与理学家,从此分途。

   在这里不得不作说明:前文对文道关系历史的描述,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如果稍做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文道之分是其来有渐的。从王充到欧阳修,他们的言论中,都透露着文、道分立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韩愈还被朱熹指责“裂道与文以为两物”。[8]

   一般认为,宋代文道之分,形成了以周、程、张、朱一系承传的道统,和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统。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宋代理学家不仅建立了他们的道统,也建立了他们的文统;文章家不仅建立了他们的文统,也建立了他们的道统。各道其道,各文其文。只是,理学家的文统,文章家的道统,都不被后人认可。

   理学家的道统说影响深远。他们认为,圣人之学以心传心,自孟子之后不传。这千年不传之学,是由他们“体贴”出来的,他们自己标榜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9]明圣学于千年蒙昧之后,隔千载而接圣学之坠绪。南宋朱熹明确以周、张、二程继孔、孟,又以二程的继承者自居。其弟子黄幹作《文公朱先生行状》,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10]此说为后代理学家所公认。《宋史》作为官修史书,其《道学传序》排列了自孔子至朱熹这样一个道学承传的基本谱系:由孔子而曾子,而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接续周敦颐的是张载与程颢、程颐兄弟。“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这一谱系,影响很大。中国宗法观念中所谓正统之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以,在朱学后学看来,凡此统系以外的,都非圣学正宗。

   理学家们不仅关注道统,也关注文统,希望按照他们的观念来确认历代文章正宗,理学家真德秀花了很大工夫编成一部《文章正宗》,其选录标准是“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者辞遂工亦不录。”[11]继真德秀《文章正宗》之后,元代金履祥又编《濂洛风雅》。他们的持续努力,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文章家的、依附于其道统的文统。但他们所谓的文统,不能被后世接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文章正宗》提要说:“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在四库馆臣看来,“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分别承续道统与文统之传,不可强同。

   文章家以韩、柳、欧、苏相标榜的文统说影响更大。明确的文章统绪意识形成在宋代,但此前的韩愈,其观念中已经有一个不同于道统的文统,而非他自己标榜的文统与道统之一。在《进学解》一文中,他借弟子之口评价其文章,说他取法的前代之作是《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借鉴的有《庄子》、《楚辞》、扬雄、司马迁等。[12]这应该是韩愈心目中的文统,而明显不同于其道统。宋代的欧阳修很注重文章之传,他见到苏轼时说:“此我辈人,馀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3]说明他已经有建立文统的明确意识。苏轼《答张文潜书》所云:“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14]则不仅表现出传承统绪的明确意识,而且在努力张大阵营了。苏轼、苏辙兄弟排列出了一个文章承传的统绪,这个统绪除孔、孟、韩愈外,有陆贽、司马迁、李白。[15]苏辙有过较为详明的叙述:

   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识文武之道,其称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既没,诸弟子如子贡、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数传之后,子思、孟子、孙卿,并为诸侯师,秦人以涂炭遇之,不能废也。及汉祖以干戈定乱,纷纭未已,而叔孙通、陆贾之徒,以《诗》、《书》、《礼》、《乐》弥缝其阙矣。其后贾宜、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及公(按指欧阳修)之文行天下,乃复无愧于古。[1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是历举历代文章家,而是把这些文章家都作为孔子之“文”的承传者,所有的人,都贯穿在孔子之“文”这条线上。这就是他的文统。当然,苏氏兄弟也把自己贯穿在这条线上,自认为是欧阳修以后文统的承续者。

   在苏轼看来,他们这个文章承传之统绪,同时也是或说更重要的是儒道承传之统绪。他在为欧阳修文集写的序中如此说: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17]

   苏轼此说也有一定影响,元代文章家许有壬就说:“昔苏子以韩愈配孟子,而以欧阳子为韩愈,天下以为知言,后世不敢有异议者,韩也,欧阳也,推而达于孔子之道也。”[18]在苏门学者看来,苏轼是文章家,更是学者。只把苏轼看做文章家,是对苏轼的不了解甚至是贬低。苏门六君子之一的秦观就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合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19]在他看来,苏轼的价值,首先是性命之学,其次是经济之才,文章之在苏轼,乃最粗最下者。其思维,乃遵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三不朽”的价值判断。

一方面是理学家与文章家各以其道统与文统标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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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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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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