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1 次 更新时间:2015-03-19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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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进入专栏)  


我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人文精神的大学是最不负责任的大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

杨振宁先生近日在乌鲁木齐发表谈话,断言中国大学的教育非常成功。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一片反对声。有趣的是,以杨先生的巨大名望,也几乎无一人真正为他辩护,至多只是以他说的是“客气话”替他解嘲。

我把这看作民意的一个可靠检测,表明国人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普遍和不可调和的地步。

杨先生赞美中国大学教育的理论依据,是他对大学责任的看法。虽然他宣称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我不认为全世界在如此复杂的价值观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因此宁可视为他的个人看法。他把大学的责任归结为三项,即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我想稍微做一点儿分析。

杨先生说,他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为大一学生上物理课,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努力,比如三角方程式能够脱口而出。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根据这个“亲身体会”,他断言:“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又进而断言:“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

杨先生显然是在赞美中国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当然有其效用,即知识的灌输量大,知识的短时记忆牢固,可是,据此怎么能证明基础教育的成功呢?应试教育所牺牲掉的那些因素,比如好奇心的保护和培养,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应是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方面,都被杨先生忽略掉了。因此,即使把“教育年轻人”这个角度局限于智育,杨先生对智育的理解也有舍本求末之嫌。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来说,其科学研究水平与基础教育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基础教育的缺陷必然会在科学研究中反映出来。智育的目标定位于特定知识还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在的自由,怀特海所说的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的能力,结果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实赖于对于人的智力品质的尊重,对于超越于功利的纯粹智力活动的热爱。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的差距悬殊,杨先生无法否认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由于他回避从文化传统上寻找根源,便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了。

关于大学为社会服务这个责任,杨先生笼统地断言:“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这一点不容置疑。”恰恰这一点遭到了最多的质疑,质疑集中在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公平性上,尤其是学费猛涨导致的对于贫困阶层的歧视,这种歧视每天都在制造悲剧。

我还想从另一角度提出质疑:与社会的尺度相比,教育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大学诚然要为社会输送人才,问题在于输送怎样的人才。杜威有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就是说,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应是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生长。事实上,倘若坚持这个标准,大学就能为社会输送本质上真正优秀的人才,无异是为社会最好的服务。

相反,如果用急功近利的近视眼光看待为社会服务,结果就会像今天这样,把大学办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

其实,上面所说的道理皆是常识,杨振宁先生长期受西方文明熏陶并做出了巨大成就,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因此,我宁可把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赞美看作一时失言。他的失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的现状,未必不是好事。我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人文精神的大学是最不负责任的大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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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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