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当代学术史研究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5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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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目前学术界关于1840年至今的这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分期,通行的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三段法:即近代、现代和当代,“近代史”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段,“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当代史”则指1949年直到今天。一种是两段法: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年至今为“现代史”,在“现代史”内又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段。另外,也有学者按照朝代更替的办法,将这段历史分为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无论按照那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构成一个独立单元。

就我个人已往的研究兴趣而言,主要是在近代史这一段,且偏重于思想、文化这一方面,上个世纪随着学术史研究“热”的兴起,自己也涉足近代学术史。迄今为止,可以说我没有碰触当代史,甚至教学中也不敢触及这一段。我之所以未能涉足当代史研究和教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材料不易搜集,研究历史的材料纵然很多,但最核心的材料或最“硬”的证据应是档案,遗憾的是,当代史的档案材料按照现有档案法的规定,它还处在未解密的阶段,除非你拥有“特权”(特许的权利)或在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可能接触和阅读原始档案,一般学者几乎无法接触原始档案材料。二是是非难辨,当代史中运动不断,“事件”很多,今是昨非,内中的许多内幕后来人很难涉身处地的把握,故不易作价值判断,现有的评判标准一般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至少编辑在处理你提交的论文或著作时会以《决议》的精神为标准。三是敏感领域多,因而“禁忌”亦多。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研究、对“文革”十年史的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形。二十多年前巴金先生曾呼吁设立“文革博物馆”,迄今不要说“文革博物馆”未见,就是开展“文革”史研究也是困难重重,出版“文革”史著作更是难上加难。实际上,我所提示的这三重困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所有当代史分支,包括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困难。

《云梦学刊》开设“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我感觉这是很大胆、也是颇具探索意义的一个创举,我很佩服该刊敢于进入这样一块充满荆棘的领域。以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研究“当代学术史”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它们不可避免地是这一领域将要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是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是学术史的外部问题,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因为它几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活的主要方面,故它一度“内化”为一个学术史的主要问题。在共和国五十六年历史上,前三十年政治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政治压倒一切,政治冲击一切,政治是中心,学术服从政治,学术依附政治。历次政治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洗心革面的“改造”和规训,意识形态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将学术研究纳入它指定的轨道。这样一种情形,自然很难说有独立的学术研究,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学科的学术研究,如考古学研究,在“文革”时期,只要有新的出土文物发掘,也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来宣传。我们视为权威的国家级学术刊物,据说除了《考古》这份刊物外,在国外其它刊物都不被同行当作学术刊物来看待,而是作为透视中国学术界“风向”的一个窗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但在所谓“冷战”时期,学术的政治化,或者说学术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如此,苏联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西欧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是“冷战”时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所谓“冷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之战,这是它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不同之处。如何认识这种世界性现象的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蕴含许多经验教训。政治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消耗极大,对这样一个复杂历史问题,我们应该谨慎而冷静地处理,对于材料不足或尚不成熟下结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先做些搜集材料的工作,客观呈现历史原貌,悬而不断。

二是学术史研究与各学科发展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代史领域,是否有必要划出一块独立的“学术史”领域?这一领域与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分界在那里?我们搞的学术史研究与学科学术史是否同一或者有区别?这些都是值得推敲的问题。现在出版了各种名目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通史》一类著作,古代可以这样做,近代也可以这样做,但我个人以为如写作通论性的当代学术史则似不宜。古代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国学术有其独立的特征,故对它作学术史的处理不能不考虑中学的独特性。近代之所以有一个“学术史”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存在一个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与交融问题、一个所谓“国学”的生存问题,一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学术转型,也就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际上也就是接受和应用西方的学科概念),大体上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以学科研究为主,西方式的学科体系在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中已得到制度化的肯定,这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一个规范。因此,今天我们开展的当代学术史的内在研究实际上主要应该是学科发展史研究。我们如能对自己从事的本专业学术研究有一种“史”的意识,并对其中存在的“学案”做一番历史性的清理,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学术史”的最佳切入。

凡属于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整理,学术史研究也不例外,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时,我们须有“抢救”史料的意识,趁一些知名的老学者还健在,请他们写回忆录,或做口述史学;对于那些已入档的文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亦应进行文献整理工作,以弥补现有公开的“文本”史料之不足。

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最年轻的一支,当代学术史研究也许又是当代史中最年轻的领域,这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以预见,研究这一课题有着广阔的前景,愿学术界同人来加入这一拓荒的行列。


来源:《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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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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