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体顺:新常态下的供应学派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5-01-30 09: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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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体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均取得10%的年复合增长率,但是近期种种迹象显示,其增长速度已有明显放缓,引发各方担忧。中国GDP在2012年放缓至8%以下,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7.4%,为过去24年中的最低点。市场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左右或更低。笔者认为,目前的经济放缓与近几十年来经济周期性的放缓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新常态”时期。

   何为“新常态”?从经济学理论来讲,“新常态”下的增长放缓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从供给角度来讲,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函数;从需求角度,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在“新常态”之下,走供给学派革命是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众所周知,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经过里根总统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

   从供给方面看中国经济变化,首先是人口变化。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2年通过转折点,自此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步下降和依存人口比例逐渐上升,这可能会对关键的和相互关联的增长因素,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资本边际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劳动人口正在呈现缩减趋势,15-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45亿人。“在2012年,我们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事实。”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如是说。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2012年中国GDP增速10多年以来首次下降到8%以下与该年人口拐点应该不会是一个巧合。

   众所周知,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以及体制和管理创新等改善,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通过将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以及后发者的技术追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量“低垂果子”已经被采摘,换而言之,经济增长方面容易的道路已经快要走完,劳动力过剩正在消除,低基数效应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正在消失,这一切表明了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将会放缓。

   同样的视角,其实也适用于制度创新红利。在过去三十年,通过加强产权保护、私营部门崛起、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举措,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份额提升,其红利所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情况今天也面临瓶颈,有可能经过三十年的繁荣后放缓。

   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中国经济不得不解决投资比例过高、经济体系杠杆过度及房地产价格及库存过高等潜在风险,未来投资增长将势必减速。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达到46.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对比之下,美国的12.8%,欧盟的17.8%,日本的21.2%。再看房地产市场,这一行业占2013年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30%,但其销售量和价格在2014年放缓,随着在未来几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脆弱的大众承受能力,这一放缓趋势会继续持续。最后,中国的整体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提高到2014年的241%,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该数据低于160%,这也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中负债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从出口来看,尽管向价值链的上方移动可以帮助中国维持,甚至在某些领域扩大市场份额,但出口增长将来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显著增长的贡献力量,因为中国本已有较高的全球贸易市场占有率和一个可以说是竞争力较弱的货币。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978年微不足道的0.79%和1998年的3.4%已增至2013年的12.6%。中国的贸易总额仅在2014年增长了2.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正在轻微失去市场份额。国内消费应该在投资和出口相对温和下对推动整体经济增长起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通常消费与与名义收入会保持一致,中国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为像美国一样由消费导向型的经济体。

   笔者认为,“习李”新一届政府一方面反复强调“新常态”的主题,同时落实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因素的政策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会方全会以来系列政策变化也展示,新政府的重点是更加注重根本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从依赖需求方的因素,如通过撬动了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提升投资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维持长期增长。

   正在进行的改革之中,下面四个领域的变化值得关注。首先,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旨在将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和社会权利合法化,这将有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减轻不利的人口趋势的影响,从而提高潜在增长。其次,政府的高调削减繁文缛节和减少官僚作风的举措应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消除法规和私营部门进入某些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壁垒,实验和扩大自由贸易区(FTZ),以及在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内通过的“负面清单”投资政策应进一步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鼓励私人投资。

   第三,由政府的殷切努力,鼓励创业和创新应可通过创造性破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让更高效的企业茁壮成长、扩大,并最终使效率低下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有据可查的经济文献中,行业进入与退出,企业的扩展与收缩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提升可以解释三分之一到一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在这方面,如果中国采取适当,审慎和果断的改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这一点应该不是不可想像的。最后再看金融部门改革,通过包括利率、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的逐步放开,简化国内IPO上市机制和并购过程中的审批,通过2014年引进“沪港通”进一步对国际投资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并可能在2015年实现深港通,应该都预示着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对比世界经济,面对疲软各自应对不同,欧洲日本走是改善需求的道路,通过发债、宽松等道路改善经济,美国则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也就是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下一步,应该走欧洲日本的道路还是美国的道路?目前来看,显然后者效果更为明显。虽然中国增长可能放缓至7%左右,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可以提供政府更多的空间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为更高的品质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

    

   (作者为前高盛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现亦为开域资本总裁及高级策略师,开域资本是一家专注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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