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浅谈“专”与“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5-01-24 1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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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  

   如以大海比学问,我的发言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小杯水。

     合则双美

   文献学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学科。进行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熟悉本专业的有关文献。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献极为丰富。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典文献学者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只能是空谈。张岂之先生说:“前人作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史研究,没有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的。”(《知止老人论学》代序)古代文学当然包括在内。

   下面从“专”与“通”的关系说起。

     鉴往知来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

   张舜徽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点放在扬州学派,还著有《清代扬州学记》。他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吴学“其失也固”,徽学“其失也偏”,“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张舜徽学术论著选》)梁氏说扬州学派的特色是“广博”,不如张氏指出扬州学派的特色是“通核”。如焦循就号召“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与刘端临教谕书》)他研究《易》,以数学和训诂学为钥匙,终于打开了前人未能打开的千年秘笈之锁。

   王国维之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陈寅恪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句话说出一个“通”。一指考古学与史学之沟通,二指其他民族记载与汉文记载之沟通,三指海外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之沟通。陈氏以《宋元戏曲考》为王氏第三目之代表作。王氏《宋元戏曲考序》则曰:“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王氏所云为“直通”,陈氏所云为“旁通”,直通旁通而后才能“会通”。

   显然,王国维之“通核”,比清代扬州学派又有了进步。扬州学派之“通”,基本上是汉文典籍、华夏传统观念之贯通;而王氏之“通”,扩大到其他民族的记载及海外文艺理论了。

   谈陈寅恪的人很多,如周一良先生说他“古今中外,博极群书。”又有“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纪念陈寅恪先生》)王永兴先生说他“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西方学术文化之精华。”(《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两位先生都说出一个“通”。陈氏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是其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是陈氏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部书,有其明显而独特的学术个性:“一、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陈氏写作《柳传》,参考过的典籍,在1000种以上,可称“博考”。他将300 年来有关柳如是的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对柳如是具同情者(其中又分几种情况:1.可信;2.可信,但需进一步考证补充;3.可信,但非第一手资料;4.隐讳;5.疏舛),第二类是对柳如是怀恶意者。一一甄别,可称“慎取”。以上说明陈氏撰《柳传》在古典文献学上所下的大功夫。“二、笺释诗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古典指解释词句,即旧籍之出处;今典指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只知字面而不知实指,不能“发皇”诗词作者之“心曲”。以上说明陈氏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三、发现钥匙: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陈氏发现,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这是当时的风气。他运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别人无法打开的锁,使柳如是一生所用姓、名、字、号,以及她与“吴江故相”、“陇西君”、宋征舆、“云间孝廉”、程嘉燧、谢三宾等人的关系,大白于世。没有这把钥匙,80余万言的《柳传》不能写成(拙文《读〈柳如是别传〉》)。为什么唯有陈氏能发现而别人不能发现这把钥匙呢?说到底,在于陈氏对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文学之融会贯通。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可以互通。(《钱穆与新儒家》)

   缪钺也提倡文史互证。他指出,研究文学史者,必须熟悉历史。只有熟悉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只有了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才能体会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的特质与风格。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人也如此。(《冰茧彩丝集》)他在《论宋诗》中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贵蕃艳而贵朴淡,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浓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不十分熟悉宋史的人,不可能对宋诗有这样精深的理解。于此可见文史兼通之可贵。

   回忆1959年学术界有一场《胡笳十八拍》是否蔡琰所作的讨论。刘盼遂以《十八拍》“拘守唐人官韵”说明其非蔡作。王达津提出,《十八拍》有“戎羯逼我兮为室家”之句,“‘羯’名是后起的”,“建安时代是没有这名称的”,否定了蔡的著作权。不精通音韵学、文字学的人,是想不到、提不出这些理由的。

   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第25回,贾宝玉“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宝玉亦发拿刀弄杖,……。”王熙凤“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砍进园来,……。”但不知道是患了什么病。郭沫若说是猩红热,《红楼医话》说是狂躁型精神病。只有懂医学的人,才能作出回答。

   我举这些事例,绝非苛求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具备各种知识,而是说明各种知识对研究古代文学都有用处。不“专”固然无用,光“专”也还不够,“专”而能“通”才能大有成就。文史哲贯通是崇高的目标,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结合是起码的条件。

     温故知新

   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高等院校培养人才,强调“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不免产生知识面窄之弊。在举国上下强调“专”的日子里,范老口授给我“专通坚虚”四字。为了准确地解说范老所指示的“专”与“通”的关系,这里引用他文章中的几段话。

   “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下同)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历史,对研究文学也是适用的。

   “说到要了解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以及比他们较次的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困难更多,不先了解孔子以来的全部思想史,几乎将无从入手。”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思想史,对研究文学史也是适用的。

   在讲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时,范老说:

   “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

   “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

   我从范老这些亲切的教导中,领悟到“专”与“通”的辩证关系。以文学和史学这两门学科来说,他是主张“兼通”的;不得已而分家“也不可分得太截然”,是对青年学子提出的要求。因为,“文史兼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开拓和深入。我从低要求起步,向高标准迈进。

   范老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深的造诣。早年就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书,晚年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文化(尤其是文学)部分,写得特别精彩。范老永远是我的老师,“专通坚虚”四字是我终身奉行的格言。我以“文史兼通”自勉,以文史结合授徒。我指导的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如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景凯旋《唐代小说史论》、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许云和《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研究》,以上几篇论文,都能有自己的见解,或有所发现(指新问题),或有所前进(指老问题),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力求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他们都遵循文史结合(胡君是文史地结合)的原则。至于跨学科的研究,各种先进方法(如分类统计、定量分析等)的运用,则因题而异,因人而异。如果不是“专”而求“通”,以上几篇论文达不到现有的水平。

   我所看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如赵生群君《春秋经传研究》、范子烨君《世说新语研究》、李浩君《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都是文史结合、“专”而求“通”的佳作。林叶青君把“诗言志”的理论运用到“曲言志”,把“诗证史”的方法运用为“诗证曲”,撰成《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颇有新意,可以说是在治学方法上求“通”的可喜收获。

     新世纪展望

   “述往事,思来者”。人们关心的是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内容、治学方法怎样?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之后,接着说:“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这就是说,跨学科的研究、多种语言文字的运用、海外学术观点与方法的借鉴——“通”,仍是今后的“轨则”。在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专”而能“通”的原则,不但不会改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更需要“通”。“通”的学术内容,将更为加广;“通”的治学方法,将更为增多。

   一个人不能“兼通”那么多,怎么办?我想到1992年任继愈先生在韩愈故里的讲话:“比如韩愈,它不是分别体现的,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研究可以分工,研究的结果还得汇总,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韩愈。”可见,对自己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应抱残守阙,而需集思广益,汲取别人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所谓“汇总”,也就是“通”。只要能如范老所说的“虚”,(即看到别人的长处,知道自己的不足)任先生所说的“汇总”,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专”而求“通”的途径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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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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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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