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后现代方法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5-01-16 2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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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一、解题

   我们一直以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很快引起世界瞩目,并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泛文化思潮,而且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大众性话题转化成一个人文科学领域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论题,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声势浩大,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系列新颖的思维方法,一场学术范式和思维理论范式上的方法性哥白尼式革命。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指出:“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3页。)因而本文后现代方法从指称意义上讲不是指时间性、操作程度上可视的手段与方法——现代方法之后的具体有形的方法,而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一种新颖独特的方法模式,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体系,因为从原初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一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所谓“范式”既指“一种世界观,又指这种世界观所蕴含的用以指导我们生活的伦理观”(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意味着传统法学研究范式所荷载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上的转向,即必须应对后现代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挑战进行必要的价值取向、精神旨趣上的修正和完善,但绝不简单的放弃,恰恰相反,它们应当互相参照、融合,共同走向后现代。正如格里芬先生所言:“要想走向后现代,我们就必须去发展和培养现实地存在于或潜在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王国中的实践和意识。”(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二、后现代主要方法概览

   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和反省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境中产生的,是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撞击和兼容,反叛和承续,因此有学者断言,后现代主义从定义上无从把握,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这意味着,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后现代方法性抉择是在一种反叛和背离现代主义的情绪上进行的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本身“并非一种特有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因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现代的反面,非中心、消解、非同一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多元论、解“元叙事”、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摒弃决定论,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从而完成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并进行自我证成和自我创新的后现代转变。但这些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后现代方法论途径实现的:解释学,解构,语言学转向,系谱学方法。

   (一)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释义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当这种方法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其目的在于说明研究历史和社会领域需要运用与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各种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文本”(text)作为社会存在、历史经验、社会生活方式的表达,其意义不能用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式去注释或诠释,而应通过对被表达对象的“体验”去揭示。在19世纪,解释学主要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出现,20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人类全部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反思,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如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释义学不仅是所谓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哲学的一种普遍方面”,“它关心的是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注: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方法论性质的思潮,解释学有这样一些特征:(1)注重理解的历史性,其中语言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他们将语言看作是理解的中介桥梁,认为语言与文本意义存在一种紧密的关系,并尤为重视理解过程中的语言的多义性和自我联系性。(2)注重理解的创造性,强调理解要对传统开放,对解释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理解是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理解具有无数的可能性。(3)注重解释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认为理解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是带有时代氛围、个体历史、个人心境等色彩,因而理解显示出明显的主体性特性。而且,就理解的现实意义而言,每一理解都含有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含有运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解释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

   当代解释学的头面人物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Habermas)。他们在主张把解释学推行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这一前提下,因对解释与传统和语言的关系理解不同而对如何具体运用解释学方法持有不同见解。伽达默尔认为,在谈论人如何理解世界和人如何理解自己之前,必须首先考察理解本身和理解的可能性条件。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人的理解能力。而人的理解能力是传统赋予的,也必然受传统的制约,理解需以传统为立足点,理解就是历史地平线上的一种开放的、不断更新的“接合”。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的历史变化规定着人的“前理解”,因而也就体现着人的历史性变化和规范着人的历史性发展。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必须理解语言的意义。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理解不能超越解释者与传统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强调对传统保持一种批判的、思考的态度,因为传统可能是曲解交流过程的根源。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认为那种一味对传统开放的哲学解释学态度是不足取的,相反应在对历史的敞开中对传统加以质疑;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语言因袭传统的重负而对人产生消极作用。他还指出,理解不能单纯地从对文本的理解出发,而要把理解上升到人和社会的意义。人的理解受社会的制约,因而批判地重建个人和社会过程比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解释更重要。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认为,解释学的方法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分析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关于法律这种制度事实的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即某种关于因果律的知识),它是由在规范所提供的框架内对客观事件的解释而形成的;对于象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这类人类现象的描述必须包括对所描述的情况的理解,就象要解释和理解其行为的行为人对情况的理解一样;单纯从外部行为的观察是不可能认识法律的。例如,当我们看到某甲将一笔钱交给某乙时,我们不能仅仅从观察得知他是在还债(履行义务)还是在行贿(违犯义务)或者在赠与(没有义务)。在法学领域,“陈述的正确有赖于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释,即按照人类的实践和规范性规则对事件作出的解释。”(

   “这种解释学方法的特点,是它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立场保持相对的距离,以及它致力于解释主体对事物的看法。当我们采取这个方法时,我们认识到社会群体中人们遵守的规则与人们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规则的价值而采取的态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我们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些价值。”也就是说,力求理解法律的理论家或法学家在描述规则时应当采用“内在的观点”、使用“应当是这样”的语句,去说明法律规则的客观存在,即使他本人用不着致力于他力求描绘或描述的法律秩序或道德秩序中内在的价值。例如,应当了解,当人们面对规则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会持有某些看法。在典型的情况下,人们必定对于遵守某些行为模式持有极强的偏好。但是,理论家要描述任一规则的存在,或者要描述一个特定的规则(如“当交通灯变红时要停下”),却不必与行为人持有同样的看法和偏好。

   (二)解构

   “解构”(deconstruction)作为一种后现代的分析方法,最早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destruction"一词,意为分解、消解、揭示各种等级结构,从中把意义发掘出来,并使之得到显现,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拆解一个文本以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和假定,使所有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的观念“问题化”,从而摧毁所有建构之物,但绝不改善、修正或提出关于该文本的一个更好见解。因为那样做依然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仍然无法实现后现代的转向——摆脱形而上学的泥潭。

   众所周知,后现代原本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概念,意指将多种历史建筑、风格样式镶嵌式地构筑在一个建筑物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多重风格的折衷式的建筑,基于此,利奥塔德将之隐喻为分散的现代知识状态,从而表达一种对元叙事、元话语的怀疑。解构与其同质性在于:作为一种注重否定性批判的方法:“它既破解了某文本的神秘,又拆开了那个文本以揭露其内在而又任意的层系和它的前提的意思。它展示了某文本的缺陷及其隐藏的形而上学结构。”(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也就是说,“解构这种批评活动是把统一的东西重新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式部件。其情形犹如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根本无法重新组装。”(希利斯·米勒话)

   遵循这样的理路,我们不难发现,解构主要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解构,刻意强调差异、矛盾和冲突,摒弃旧有的二元逻辑对同一、统一的迷恋,因而其考察的对象是文本的各个边缘而非文本的核心论题。按波林·罗斯诺的理解,“一个解构方法考察的是溢出文本之外的东西,未被命名的东西,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和被遮蔽起来的东西。”(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并以此肢解现代性的核心。

   遵循这样的理路,我们还可以发现,解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崇尚一种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权威的理性和逻辑,相反只存在多重等价的、不稳定的和任意的层系和前提。换言之,没有固定的结论,只有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意味着“某人被驱逐到一个‘无限的广延’境地,在那里他摆脱了被过分限定的研究项目上的智力方面的浅显,以及对它们的充满陈词滥调的捧场文章,即‘常规科学’”(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知范式和司空见惯、不言自喻的思维模式,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体验世界。

   (三)语言学转向

   后现代方法论范式还诉诸于“语言学转向”的分析方法。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sticturn),在本真意义上指原来仅被认为是传达“意识”、“观念”的媒体的“语言”,本身反而规定构成了“意识”、“观念”的内容,因而语言本身开始成为理论考察的对象,并被视为是所有理论的出发点,这样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整个人文科学便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点,通过语言学哲学的分析向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发起了挑战,从而真正消解和颠覆了形而上学,重新把哲学问题表述为“语言逻辑”问题,“语言”取代了传统哲学中的“经验”而占据哲学思考的中心,并以此为契机,将语言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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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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