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中国语境下的“大师”追问:一个批判性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7 次 更新时间:2015-01-12 16:26:56

李涛 (进入专栏)  

  


   摘  要:“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命题的非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很少严格界定一个命题自身的内涵,很少对命题的中心词汇有一个共识性的明确认定,很少追问一个社会命题生成的本体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同时又人为屏蔽和虚拟制造命题生成的假逻辑与假事实,命题自身缺乏严格的确定性规定与边界性厘定,从而模糊了基本命题与有关命题之间的意义特指,进而导致错误的命题意义嫁接;另一方面,我们很少及时动态地去检讨命题展开过程中的诸项误区,很少在命题生成的本真社会逻辑中展开前提性追问,进而难以构架命题诠释与设问之间的真实回应。同时正常的公共命题又被恶意嫁接和暴力赋值,从而公众被诱惑着去抽象解构命题生成的国家、政党体制建构等根本性前提。似乎这种宏大的“元体制”一解构马上命题就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国家与政党制度架构本身并不天然衍生命题。

  

   关键词:中国语境  大师  共识认定  赋值

                      

   一、导   论

  

   2011年10月3日,新一年的诺贝尔奖陆续公布。此前9月12日因获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医学研究奖而被中国公众知晓的药学家屠呦呦被国人寄予厚望,因为该奖被认为是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奖,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被中国媒体普遍认为距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2011年10月3日下午5点30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揭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颁发给了加拿大、美国和卢森堡的三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再次与中国无缘,由来已久的中国诺贝尔奖情结再次沸腾。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钱学森之问”乃至“李约瑟难题”等命题再次被中国媒介追问。在五花八门的回答背后,诸多评论者依旧将命题答案抽象地归责为“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①]事实上,如果对此类命题仅仅作如此简化处理,将注定无法跳出宏大叙事的归责陷阱。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群公众在面对不满且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难题时,几乎都会将问题根源抽象归因到“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等宏大因素方面。进而诱惑公众去解构命题生成的国家、政党体制等根本性因素,并主观将之理解为“公民不服从[②]”。然而,这种状态的“公民不服从”实践显然并不符合实质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理论,这仅仅是一种被简化处理的命题置换与解释不足,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命题的存在本是诞生于其本土社会结构之中,如果对本土社会结构存在的根本性体制架构予以否定,确实此命题能够自然消解且不复存在,但事实上全新的社会根本性体制架构又会徒生诸多其他难以预料的新命题,难道此时,我们又要再次否定这些根本性体制架构前提?因此,要解决一个社会命题必须要从命题本身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试图彻底移植另一社会根本性体制架构进而否定当下体制,从而以宏大叙事的妄想来解决此命题。

   笔者旨在通过对“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流行的大师追问进行全面反思,证明其内在的非法性,进而剖析出命题背后需要高度警惕政治意义的恶意嫁接,坚决反对那种以“大师”追问命题为借口,妖魔中国改革成果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进而妄图假借“造就大师”和“学术自由”的名义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体制之实。笔者通过对大师追问的“反追问”式解读,进而明晰大师追问中被隐藏的真实非法意图,试图将此命题拉入到真实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

   “大师”追问的非法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其大师概念的滥用;二是大师生成的内在逻辑混乱;三是大师认定的外在标准混乱。在此基础上,需要将该命题的提问方式与提问内容予以严格纠偏与合理限定,笔者在对大师做多方位概念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中国认定,从而有效规避当前中国大师讨论中的概念混乱,进而在将“大师”与“杰出人才”内在概念与培养逻辑严格区分基础上,反对将“钱学森之问”与“大师追问”简单同质化的误区,防止假借名人效应而独断“中国体制培养不出大师”从而为顺利否定中国体制,妖魔中国成就开路。同时,笔者在厘清“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命题真伪评定的标准基础上,指出此命题从本体论上是一个伪命题,而该伪命题之所以能够被造就出来从发生学上讲是与相应的社会生态匹配的,三十年中国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有机化[③]、中国学者群对中国公共责任承担能力的集体退化、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三重关系处理上的现代性困境等等都是当前“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伪命题得以流行且被恶性曲意赋值的根源,“中国大师”追问需要高度警惕其非法的意义嫁接,防止其从单一公共话语到隐性曲意赋值的恶性过渡,防止公众在正常的讨论中被恶意诱导着去抽象解构命题生成的国家、政党体制建构等根本性前提,事实上,这种对根本性前提制度的抽象责难仅仅是具有理论回应非法性的命题移情与诠释不足。

   鉴此,“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等一系列命题存在如下尴尬:一方面,我们很少追问一个社会命题生成的自身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同时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命题确定性规定与边界性厘定,从而主观模糊了多种命题之间的意义特指,导致了恶性的命题意义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很少去检讨诠释命题之间的直接契合性与意义关联,从而导致公众总是热衷于抽象地去解构国家、政党体制建构等根本性前提,以为这些前提一解构马上命题就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这些根本前提本身并不天然衍生命题,而导致命题形成的真实根源并不外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只是我们从来不会有意识对此展开内部自省与批判。

   笔者由此对中国语境下“大师”追问命题展开了系列思考,撰写了相关文章并引起学界共同关注[④],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语境下的“大师”追问展开深入解读。

                                 

   二、当代中国大师追问中的人为屏蔽区:非法性与虚拟性

  

   今日中国语境下的“大师”追问并非建基于严格合理论证之上。事实上,今日中国大师追问一出现即被标签化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固化结论:“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基于此,这个被固化的结论直接导向公众最为熟知的一个公共命题:“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此命题显然是一个荒谬独断的伪命题,原因有三:一是大师自身的概念界定多元;二是大师生成的内在逻辑多元;三是大师认定的外在标准多元。鉴此,今日中国大师有无的追问注定陷入到众说纷纭的无共识争鸣之中,故独断的讲“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显然是一个非共识性的伪追问。而可能有意义的追问应该是在严格界定大师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论证得出今日中国到底有无某种类型的大师,由此再进一步深化追问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某一种类型的大师?当然这种追问方式在逻辑上讲比笼统追问“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更具有形式合法性,故这种命题追问在形式上才可能是真命题。然而是否确实是真命题还需要从命题本身意义上加以考察,这就需要将命题本身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去论证其合法性与否。

   由此可见,破解中国大师命题追问的首要工作当是形成对“大师”的共识性界定。当前学术界对“大师”的界定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与大师有关的思想讨论在进一步深化展开时遇到了难以避免的混乱,从而致使中文学界有学者在展开大师系列思考时却在文中专门注明不使用“大师”一词,如沈登苗在其最近的四期连载长文《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⑤]中无不尴尬地写到:“本文实际讨论的是新中国为何难出学术大师。考虑到当今大师满天飞,为了不混淆此大师与彼大师,就用这标题”。此前崔平在《老师与大师——中国学术大师确认潜规则的现代破产与未来显规则》[⑥]一文中即提到:“原创性学术贡献是学术大师的客观条件。相对原创这一学术大师标准,中国传统的学术大师称号掺杂过多的社会主观因素”。崔平在将“大师”无意识地设定为“学术大师”之后,尚且发现“学术大师”标准的主观混乱,更不要说内涵更广阔的“大师”了。由此,王华以“大师”一词为中心,撰写了《词语滥用引发词义贬值》[⑦],他认为正是基于不正确的语言使用观,“大师”称号被越来越多的人享用,故其已经出现很大贬值。然真的是贬值了吗?伴随着“大师”一词在当代中国满天弥漫,“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热门公共话语也在中国社会中大肆流行。大师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师到底是被授予过少还是被授予过多?一时间,我们一方面在哀叹今日中国缺乏大师,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埋怨大师被使用得过多过频而导致贬值。显然这就涉及到大师被认定的主体合法性、标准通约性、规则普遍性以及社会认同性等系列问题。可见,“大师”追问是一个系统而庞杂的政治社会学工程,它绝不仅仅关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宏大体制性背景,同时还关乎诸多技术性细节式的并具有相当社会认同度与合理性的“冒”规则。事实上,81岁的“三无”(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经历、无两院院士光环)教授屠呦呦,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40年之后其成果才在国外获得公认,而国内公众由此才知道中国科学家也有如此大师人物,(其获得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这一典型事件实质上正折射了当前中国“大师追问”中诸多被有意无意屏蔽了的命题盲点,如:因国家战略考虑而有意保密的大师成就;“大师”甄别机制的不健全;中国院士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⑧]的检讨等等,而正是这些盲点实质上隐藏了中国“大师”命题破解的真实答案。当然与自然科学领域“屠呦呦”事例类似,还有人文科学社会领域内的“战国策派”以及其他类“战国策派”大师人物,正如李钧所论:“中国20世纪文化思想史上并非没有大师,只是我们对他们缺少了起码的尊重”[⑨]。这也正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社会中诸位优秀大师尚未被我们熟知的缘故。事实上,我们不了解大师其当世存在时的本真生存状态,而大师的生成多是隔辈的,且在大师有生之年因其杰出思想与理论贡献而带来当世容光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思想大师尤其如此。诸多真正的思想大师在其生前多是默默无闻的,此方面例子不胜枚举,如让·雅克·卢梭、亚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列奥·施特劳斯等等诸多在后世看来星光璀璨的大师皆是如此。

                  

   三、何为“大师”: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中国认定

  

要准确而全面地定义大师并非是一件具有可行性的工作,但是,要形成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基本认定是否可能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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