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三论经济新常态:四项改革要进行到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1 次 更新时间:2014-12-2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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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去几年我们的超高速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它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以及相关媒体的专访中,多次集中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外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变等作出新的独家阐述。

新常态本质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第一个代价是资源加快枯竭,第二是生态破坏,第三是产能过剩,第四是低效率。除此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弊病,就是错失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技术创新的机会。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

厉以宁指出,在新常态下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百分之六点几,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而结构合理了,则将大有利于今后的稳定增长。

为此,厉以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要做出调整。他认为,不要再给经济增长率规定硬性指标了,而应采纳软指标。比如说,过去定下8%GDP增长目标,全国上下都为8%而奋斗。发达国家是用软指标的,软指标是预测值。比如,经济增长率预测为5%,但是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以后,可能完不成,就调整预测,预测降为4.6%左右。实践证明,采取软指标有很多好处。硬指标则形成了给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压力,结果可能会弄虚作假,或者不顾成本拼命地增加产值。

中国经济中有两个指标比增长率更重要,一个指标是失业率,另一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失业率可控制在4%~5%,超过5%,一定要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在3%~4%或者以下,社会可以承受,过了这个线也一定要想办法。

四大理念误区待转变

厉以宁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理念也亟待转变,他着重指出四种发展观念误区。

首先是对出口和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过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赚取外汇的目的,出口越多越好。但出口和进口应该是基本平衡的,你老出口,别的国家怎么办?这种贸易关系不能长久维持。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主要是要用得好,如果不会用,就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调整的观念。

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这是过去长期的观念,觉得高就业就必须有高投资,高投资,然后才能从里出现就业的新岗位。厉以宁说,“这些看法渐渐不灵了,我在外面调查,很多厂现在正忙于投资,我问他们会增加多少人?他们说一个人都不加,还要裁员。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用机器人,用新技术,还有我们重产品的质量,也重人才的质量,人才质量这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有劳动力如果在技术创新以后、工厂设备跟进以后,还要再学习,如果他年纪大了就退了,因为他不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所以,高投资未必高增长,这是第二个应该转变的观念。

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时候高利率有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会有,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给不足,短缺部门没能跟上去,这种情况下高利率有什么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业的困难,而通货膨胀如果在成本推进的条件下,结构失衡的条件下发生,那唯一的办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导性的让供给短缺的部门转移,让它把结构调整搞得更好,这一点也是未来经济观念里一个新的观点。

最后,中国经济需要“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非常重要,而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整,靠的是法律法规政策,而且政府调节是起着引领的作用,起着规划的作用。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道是有形又无形,因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设,靠乡规民约来实现的。自律是一种无形调节,如果是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这都是有形的,而第三种靠的是自律和文化调节以外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口头上存在,也可能写成了文字。总之,有了道德力量调节,我们的两个底线就出现了,一个是法律底线,大家在依法治国的学习过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个底线就是道德底线,人不能违背法律底线,也不能违背道德底线,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应该把这点看得更重要。

四项改革要进行到底

中国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还要改革配套。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厉以宁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四项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这个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应该确权。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牧民农产品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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