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贾磊:“中国梦”从“大同”梦取鉴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14-12-10 18: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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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贾磊  

   “中国梦”作为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之中的梦想,它诉说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活与发展的期待,高扬着黎民百姓奋斗的理想和奔向未来的希望。“大同”梦这一“中国梦”的古典表达,同样昭示着过往中国人生活的追求。然而,作为引领性的梦想,虽经近代康有为的极度发挥和孙中山的大力鼓吹,依然停留在文本层面。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仍有必要从中汲取对“中国梦”有所裨益的精神营养。

  

   一、孔子的“大同”梦

   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大同”的描绘,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人类理想目标的经典表述。详细的记载见于《礼记•礼运篇》和《孔子家语•礼运篇》。从后来传世的文献来看,《礼记•礼运篇》时常为人援引。就文字表述来看,前者记载详实些。至于孰先孰后,谁最可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高扬了“传统”中国两个层次不同的理想:“大同”与“小康”。《礼记•礼运篇》有“谓之大同”与“是谓小康”的明确指称。下面我们将《礼记•礼运篇》有关“大同”的描绘全引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绝对不是同一,更不是同化。汉代郑玄的注是:“同,犹和也,平也。”《说文解字》对“和”的释义为:“和,相应也。”因此可以说,“大同”就是“大和”,是万民相和,是人人协调和谐相处的一种状态、境界。“天下为公”之“公”又是什么意思呢?“公”是“公有”,还是“共有”?郑玄的注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唐代孔颖达疏云:“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姚中秋的理解是:“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作为治理秩序之根本和象征的君位,也为天下所共有”以及“实行‘揖让而授圣德’,把君位转移到天下最具有德行、最具有天下情怀的人身上”。(《天下为公:一个永恒的治理秩序意向——<礼运>“大同”章义疏》,《当代儒学》2011年第1期,第96-97页)

   孔子所谓的大同社会到底是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结合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思考了如下方面:

   (1)大同社会的通行原则到底是什么?是“公”,是共有,因此天下就是仁爱与财富的共同体。天下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共同体的观念,把个人的行为后果与它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不要忘了对共同体的责任。

   (2)在这个以“公”为通行原则的天下国家里,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关键在于选择有教养的治理者,具体说就是“贤”与“德”两种人。

   (3)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到底按照什么准则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呢?一是讲求“信”,一是致力于“爱”。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建立起互信关系,这是共同体存续的基础。在诚信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还要以爱来温暖人心、浸润世道,使这个共同体充满着血亲般的温情厚意。

   (4)既奉行天下通则“公”,又依循“信”与“爱”这两大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共同体的人们才可能善待彼此,才可能施爱于他人,才可能施爱于社会上的某些特殊人群,男女也才可能各安其位,各守其责。

   (5)一个社会如果按照“公”、“信”与“爱”来有序、良性运行,就能很好处理“货”(物质)与“力”(劳动)的关系。物质资料不必藏于家中,重要的是它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的使用未必是为己,重要的是它是否得以充分发挥。既然是这样,人们为非作歹的念头就被闭塞,盗窃掠夺的行为也不会发生。

   (6)构成天下这个最大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家”。人们之所以违背“公”,之所以不能“信”和“爱”,就在于他们念兹在兹于“家”。因此,观察一个社会是否诚信、友爱、和谐的直观方法就是看人们如何对待“家”。如果每一家都用不着紧闭门户,自然就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想社会了。

   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到底实现过没有?尧舜之世大抵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然而又无法确证。我以为,这个通行“公”原则的大同社会,并不能以“幻想”来否定乃至于攻击它。它无疑言说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理想期待。当后人品读这一理想时,往往会激发他们前行的精神动力。这个长期被作为“虚妄”来批判的“大同”理想,其实并非尽善尽美,我们可以从如下三点得出:

   (1)尽管通行“公”原则,但并不表示它就完全摒弃或反对“私”有、为己的观念。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可见。

   (2)尽管天下是共有的,是一个共同体,但是它并没有要求绝对的平等(同一)。从人有“贤”“能”之分以及对他人与亲人之爱未必等同可知。

   (3)在这个通行“公”原则的天下共同体中,并没有铲除贤愚、亲疏、男女、己他之别。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来看,它不必苟求去除治者与被治者之界域,更别说消灭阶级了。

   由此来看,孔子的大同社会,绝不是一种无实现可能的奢望,而是一种值得追求与应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二、康有为的“大同”梦

   孔子的“大同”梦被时人极度关注,与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有莫大之关系。康有为对“大同”极富想象力的描写,见于《礼运注》和《大同书》。概括地说,“他的大同计划是由幻想和模糊的观念结合成的,不受理论或政策方面任何限制的想像成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他所谓的“大同”是一种破除了“九界”后的理想社会。“九界”具体说是: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通、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无穷无尽,不可思议。”(《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上述“界”的存在,使人类长期处于苦海之中。他列举了人生面临的众苦有: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因此,康有为认为,“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具体就是:

   “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致极乐也。”(《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2-53页)

   康有为的“大同”与孔子的“大同”自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明确的联系:康有为对孔子“大同”范本的推崇是其“大同”构想的思想源泉。他曾如是说:

   “读至《礼运》,乃浩然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力,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无上之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6页)

   他在《大同书》中明确道出了他追求“大同之道”的缘由: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页)

   由此来看,“激发康有为著作大同书的虽是儒家经典的一段话,可是他的解说方法却采自佛教”(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从上述康有为对大同理想社会之设计以及他探求此理想之动机来看,我们应把握以下几点:

   (1)从人类的组成要素看,可以分为男女、民族种族、人兽等。去形界即为主张男女平等,去种界即为主张各种肤色人种平等,去类界可谓众生、众类平等。康有为所谓的“去……界”,并不是指消灭彼此间的差别,而是要以平等原则来调节客观存在差别的各种关系。

   (2)从人类的生存组织和方式来看,可以分为家、产业、国。去家界是说父子、夫妇、兄弟都是世界公民,仁爱他人与自己应一视同仁,但不等于要铲除“家”这个基本单位。去产界是说农、工、商各业平等,不能偏执于其中之一。去国界是说撤除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府,全球全人类应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是说完全消灭政府。可见,人类总是要存在与生活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之中。人类要努力做的不是去完全消灭组织,而是要改善组织的运作原则与方式,进而提升生活的质量与境界。

   (3)从对人类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评判来看,可以分为贵贱、治乱、苦乐。去级界是说人的身份地位不分贵贱、不分清浊,一律平等。去乱界是说社会秩序应实现公平、和谐。去苦界是说生活应追求最大快乐。这也可以说,人类抱怨生存、生活的状态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在于改善这些不公道、不幸福的状态。它指引着人类在现实条件下努力奋斗的期望。

   根据上述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超越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超越并不是泯灭各种“界”的差别,而是应以平等、公平、仁爱来处理“界”之关系,使人类最终脱离苦海,升入快乐无比的世界。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通行平等、仁爱的世界,是一个极乐的世界。遗憾的是,康有为所激起的人类生活的美好希望,并没有成为其推动维新变法与力主君主立宪的动力。当他陷入顽固的保皇派并为之奔波之时,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之梦,使其披上“保守”与“异端”的恶名。孙中山对大同世界的过分鼓吹,力图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继而进行革命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他为实现其理想的种种革命活动迭遭打击,为实现大同新世界而构思的种种方略也付诸东流。

  

   三、“大同”梦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

   依据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内容,“中国梦”的实现是基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历时发展、比较优势来说,实现了“中国梦”的社会,将是非常富强、非常民主、非常文明、非常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大公无私的社会,也不是消除了一切“界”即差别的社会,而是有尊严、公道而平安、幸福的社会。欲达到此目标,我们可从“大同”梦中吸取哪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呢?

   我认为,孔子、康有为的“大同”梦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主要蕴涵如下方面:

   (1)一个国家要实现永续发展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到底以什么信仰体系来应对天下(世界),以什么样的根本原则来引导该共同体走向未来,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们生存面临的种种难题。

(2)一个国家如何选拔使用治理国家的人才?不论古今中外何种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依靠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治理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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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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