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叙述在否定中展开

——------ 四句破,符号方阵,《黄金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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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试图论证叙述情节推进的动力是否定性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情节逻辑,上半篇可以用佛家的“四句破”来解释,其中的否定已经非常复杂。但是情节的进一步展开需要更加根本的否定性,格雷马斯方阵提供了一个静态的多重否定方式。但是《黄金时代》的叙述逻辑证明,有必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在纯否定中运动的开放过程。在多层往复的否定运动之后,就有可能穿透文本,看到历史运动留在叙述缝隙中的痕迹。

关键词:四句破,符号方阵,叙述,否定性

Title:Negativity in Narrativity:Tetralemma, Semiotic Square and The Golden Age

Abstract:The essay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narrativity is constant negativity. The logic behind plot of The Golden Age, however unique,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Buddhist conception of Tetralemma. Bu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calls for a more radical negativity. The Greimas Square provides a scheme of multiple, but static, negation. The plot strategy of The Golden Age proves that the semiotic square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dynamic process of pure negation. When negativity is carried far enough, it is then possible to penetrate the text and, in the fractures of the narrative, reveal the traces left by the movement of history.

Key Words: Tetralemma, Semiotic Square, narrativity, negativity

1.

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可以分成两半,上半篇是王二与陈清扬“搞破鞋”的前前后后,下半篇是两人为此罪名遭到农场军代表“革命群众”等批斗写交代认罪的经过。故事相接相扣浑然一体,只是从情节逻辑上可以分成两段来分析。

王二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开始,农村医生陈清扬来找在云南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王二。陈清扬已婚但独居,在附近一带群众中有“破鞋”名声,她要王二“证明”她是无辜的,不是破鞋,王二却想用行动证明她是破鞋。陈清扬开头很生气,后来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经常来往。“自从她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我是她的野汉子后,再没有人说他是破鞋……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王小波,15-16)连陈清扬自己也觉得得到解脱,“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34)

小说第5节,他们被抓获关起来。军代表要王二写交待,不断指责王二细节写得不够详尽,而且“只写出我们多么坏”(42)王二只好把一次次“非法性交”的经过详细一一道来,弄得人事干部个个抢着读,然后一次次把他们捆起来“斗破鞋”。但是陈清扬不在乎,“她对这罪恶一无所知”(48)。王二写了很长时间交待,领导总说交待得不彻底,王二觉得他会一辈子用于写交待。最后陈清扬写出一份交待,承认她爱上了王二,“这是真实情况,一字都不能改”(54)。由于爱情“比一切都坏”(54),领导找不到惩罚如此严重罪行的办法,只好放了二人。

王小波的作品之所以迷人,相当重要一个原因是:他的叙述逻辑是暴露的,也就是说,他在小说中公开讲述他的小说依循什么逻辑展开情节,有什么必要添这个人物,加那段叙述。这个做法,在别的作者笔下会成为炫技,或是画蛇添足,“甩包袱”过多。但是在王小波笔下,叙述的魅力不仅在于情节,而且在于情节的构筑与分解:小说中的所谓“生活”,裂为各种元素,分解成环环连接的表意行为。

这种叙述描述叙述自身,以情节构筑为主题的小说,我们往往称为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但是王小波写的不是一般的“暴露叙述痕迹”的元小说,而是关于叙述规律的讽喻。当然,也正如一切讽喻,喻的对象一旦过于直明,总是枯燥而抽象,比喻本身才是作品的兴趣所在,而《黄金时代》中的元小说主旨,深深隐藏在有趣的情节后面。这也形成一个奇怪的局面:一直没有人讨论王小波作品中的“叙述寓言”。而读不出这层意思,恐怕不能说真正理解王小波,也不会明白究竟为什么王小波自己说《黄金时代》这篇不长的作品,是他的“宠儿”。[1]《黄金时代》可以被读成一篇典范的叙述寓言,本文依据这篇小说来解析推动叙述展开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从本文开头的简要情节复述,可以看到,这两段情节都卷入否定,而且是连续否定,累加否定之后情节被推入新境界。黑格尔式的“正题-反提-合题”,即否定之否定演变成肯定,在这里似乎不适用,因为在《黄金时代》情节展开中,没有任何肯定,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不断在否定中展开的叙述逻辑。

2.

为了给叙述的否定展开寻找分析工具,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佛教中观派哲学大师龙树(Nagarjuna,生卒约公元3-4世纪)著名的“四句破”(梵文catuskoti, 此词佛经中译名各别,另译有“四句分别”,“四歧式”,或“四句门”等,西语一般译作Tetralemma)。龙树借佛陀之名而推广的这个逻辑方式,把传统的二元对立,被分解成四元:纯肯定,纯否定,复合肯定,(佛理称为第三俱句,或双亦句);复合否定(佛理称为第四俱非句,或双非句)。观察同一事物的这四种完全对立的立场,可以总结成如下图式:

A+B既正又反

A正 -------------------------------------à B(即-A)反

-A+(-B)非正非反

这四句破,完全突破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不能既反又正)和“排中律”(不能非反亦非正)。佛理中对任何二元对立------有与空、常与无常、自与他等等------均亦可依此四句加以分解。

佛教诸经论中,常以此四句法之形式来解释各种义理,如《俱舍论》卷二十五“厌而非离、离而非厌、亦厌亦离、非厌非离”,[2]《成唯识论》卷一有:“一、异、亦一亦异、非一非异”,[3]《法华文句》卷三云:“权、实、亦权亦实、非权非实”,[4]《发智论》七卷云:“有正智非择法觉支。谓世俗正智。有择法觉支非正智,谓无漏忍。有正智亦择法觉支,谓除无漏忍,余无漏慧。有非正智亦非择法觉支,谓除前相”。[5]

如果这些说得比较抽象,《华严经》举了一个切实易明的例子:如来世尊灭后,究竟是否在世,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四种看法:“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如来灭后亦有亦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6]这个说法非常精彩,而且恐怕是唯一说得清楚的看法:可以说如来灭后既在世又非在世,但最适当的看法是双否定:非有非无,根本不能以在世与否论之。

《黄金时代》上半篇中王二与陈清扬的关系的变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四句破关系。

王二的思考方式,非常“理性”,尊重亚里斯多德式的形式逻辑。陈清扬要求王二为她“证明不是破鞋”,王二就动脑筋从逻辑上证伪这个命题。这个二元对立在人情上虽然怪异而幽默,在逻辑上却很清晰。但是一旦卷入“生活事件”,形式逻辑就不中用了,对他们俩的新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四种观点立场,小说中的各方各执一词:

既净又秽

(王二认为陈清扬是破鞋又非破鞋)

净 ------------------------------------------------------------------------à 秽

(陈清扬原非破鞋)                            (大家公认陈清扬是破鞋)

不净不秽

(陈清扬认为自己非破鞋亦非非破鞋)

四句破破坏了二元对立,与黑格尔提出否定之否定(即正题-反题-合题)对比,可以看到四句破复杂得多了:除了对立二相的综合(既承认肯定又承认否定),现在出现了双重否定(既不承认肯定,又不承认否定)。“第四俱非句”的双重否定,提出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超越了是非之上。破鞋的定义是“偷汉子”,如果不“偷”而与某个男人有染,“明火执仗”搞破鞋,就进入“俱非句”,由此陈清扬精神上得到解脱,“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22)。这种理解最为大气:无论周围人们对“破鞋”如何理解,如何鄙薄攻击,一旦她否定这个定义之有,也否定这个定义之无,她就站到概念的抓捕训罚范围之外。

但是,四句破关系式还不是纯然的否定,只有两个半否定,也就是说,有“第三俱句”,体现在王二身上,就是既有自己的看法(陈清扬不是破鞋),又被迫接受俗见(陈清扬是破鞋),结果是依违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无法自辩。

而且,随着《黄金时代》情节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发现钻石式四句破中的肯定否定,缺乏展开方式,四项之间缺少互相转换的渠道。没有各项之间的互动,情节单元就无法向前推进成叙述。

后世的佛教教理,在龙树的中观论基础上发展得很远,实际上龙树自己也一再强调四句破,无法把握真理,因为真理在无而不在有,在空而不在色。空无无法仅用此四句分辨而把握之,因其为空不可得。因此马鸣(Asvaghosa)提出“百非”否定式改造四句破:“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无相,非非有相非无相“。[7]

但是如果一切从“非有”开始,就不仅无肯定项可言,甚至无起点可言。没有起点(陈清扬是干净的)的肯定,否定也就失去了依凭,进一步的否定也就落在空无上了。无起点,同样就无叙述,因为整个否定运动缺少了开始的推动。

3.

此时,符号方阵(Semiotic Square)的图式就可能更有用。符号方阵,又称格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8]这是出生于立陶宛的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首先提出创用的,他改造欧洲思想史上几种逻辑图式,[9]看来也包括四句破传入欧洲化成的钻石图式(Diamond Schema),提出了这个符号图式。

这个方阵的图式有四基本项:(1)A正项;(2)B负项两个对立项;(3)-A负正项与(4)-B负负项两个否定项。在这四项之外,有六个连接:(5)AB正对拒连接;(6)-A-B负对拒连接,(7)A-B否正连接 (8)B-A否负连接(9)A-A负正连接(10)B-B负负连接。两相组合。这样合起来就形成十元素格局:

(5)AB负正连接

(1)A正项  ------------------------------------(2)B负项

|                                     |

(7) –BA负否正连接 |          (9)A-A否正连接             |   (8)B-A否负连接

|       (10)B-B否负连接            |

|                                     |

(4)-B负否项  -------------------------------------------(3)-A否项

(6)-A-B否负否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解释不是格雷马斯原用命名法,也不是他的理解:格雷马斯自己并不认为各项连接全是否定,他对符号方阵的解释一直是静态的:他认为B-A连接与-BA连接是“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ety),也就是说,-A与B, -B与A之间互相补充,并不是互相否定。[10]格雷马斯派符号学家,经常使用这个方阵,他们也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纯然否定的关系图式。

我参照龙树从四句向“百非”延伸的意图,把这个这个方阵理解为否定方阵:表面上符号方阵似乎只是取消了四句破的俱亦句,分开了俱非句。实际上,方阵中不仅任何相关项都是否定,甚至所有链接也都是否定链接,由此把一对二元对立,演化成10种因素:在一个正项上,可以一层层累加否定,否定成为延续递进变化的基本构筑法。

而且,符号方阵不仅取消的二元之间妥协的可能,而且展开了一个流程,把简单的二元对立,变成十个因素的否定互动。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就是“让每一个项产生起逻辑否定,或‘矛盾’”(杰姆逊,1999,240),从而“开拓出实践真正的辩证否定的空间”(杰姆逊,1999,38)。经过屡次否定后,从-B不可能再转回原来的起点。因为逻辑展开有个因果级差,正如叙述展开则有个时间级差。本来,在叙述中,时间链与因果链实际上是无法区分的:一个过程在时间中被连续否定,其轨迹就无法回到初始原因的地位。因此这是一种无限否定图式,方阵无法找回到肯定项。

应用符号方阵的领域很多,尤其在逻辑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学科中,但是本文对把符号方阵应用于小说叙述研究特别感兴趣。这方面有很多人做过杰出的努力。例如刘海波用来分析《祝福》,[11]李春青用来分析三国演义中的曹刘孙玉其他军阀的对抗关系;[12]蔡淑玲用来分析杜拉斯《情人》的爱情与种族关系;齐泽克用来解释性虐与同性恋;[13]杰姆逊对对格雷马斯方阵情有独钟,从他的成名作《政治无意识》用来分析巴尔扎克和康拉德小说开始,一直到在北大演讲用来分析聊斋故事中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14]他一直坚持在方阵中寻找辩证法的新解。

但是所有这些应用,都是把两元对立,变成四元对峙,最后形成一个结构:用杰姆逊本人的话来说,应用格雷马斯方阵,“故事开始时是为了解决一对X与Y的矛盾,但却由此派生引发出大量新的可能性。而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了之后,便有了封闭的感觉,故事也就完了”。[15]杰姆逊并不认为格雷马斯方阵可以产生不断延续的否定运动,他每次用格雷马斯方阵,都列出全部10项,取得对小说意识形态分析的结论。刘海波描述祥林嫂如何“挣扎在格雷马斯方阵中”,也是把这四元对峙看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封闭系统。

我则希望把这个方阵变成一个不断运动展开的过程,而且为了适应叙述本身的多变,不至于落入封闭结构,方阵的任何一项都可以作为起点,而且情节发展可以走任何途径,因为只要每一项都否定连接所包围,任何运动下一步必然是否定,叙述就能在运动中走向任何新的环节。换句话说:这个方阵可显示一个不断籍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程:只要叙述向前推进,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态。这样理解,结构封闭的格雷马斯方阵,就成为“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叙述逻辑,为理解“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提供了有趣的思路:王二与陈清扬被抓回农场,军代表布置农场当局对陈清扬进行“斗破鞋”,而王二则被勒令无穷无尽写交待,“有罪”与“无罪”可以作为向前推进的第一对立面。

(2)王二只写坏事

(10)罪行过大

(1)无罪  --------------------------------------(3)有罪

(11)只能当作无罪                           (9)大罪

|                                           |

|               (8)陈清扬交待爱情       |   (4)被批斗

|                                    |

(7)非有罪  ------------------------------------(5)非无罪

(6)陈清扬对罪行不在乎

1.    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本来无罪。

2.    王二写交待只写坏事,

3.    把自己写成有罪,档案袋巨大。

4.    于是他们被不断批斗。

5.    陈清扬挂了破鞋准备被斗。

6.    但是她“一点不在乎”,满足于在并非无罪,

7.    也并非有罪的局面。

8.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最后陈清扬写了一篇交待,“从此以后再也没让我们写材料“,一切批斗也结束了。陈清扬在二十年后告诉王二,她写得是她“真实的罪孽”,就是爱上了王二。

9.    “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

10. “谁也不允许这样写交待”,因为爱情是罪上之罪,罪行过大。

11. 谁也无法处理如此大罪,只能放了他们。

最后一个否定,是《黄金时代》画龙点睛的一笔:陈清扬借大罪否定有罪,叙述回到起点,陈清扬的交待材料被抽了出来,回到无罪纯净状态。王二诧异地看到陈清扬“她那破裂的处女膜长了起来”。(52)

这一篇叙述结束了,这文本的意义却没有终结。情节已经不可复原,只是貌似回到无罪原点而已。经过这样复杂的否定推动,经过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破坏,有些东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4.

《黄金时代》写的是文化革命吗?我们免不了要疑问。这些知青未免日子过得太逍遥,可以耽迷于“搞破鞋”,可以逃亡进山,可以捉弄队长;哪怕无穷无尽写交待,至多不过是“像个专业作家”;批斗会虽然被捆的紧,还可以“继续犯错误”。这样的性狂欢情节,在文革中绝对不可能发生,尤其不可能发生在被批斗对象身上:我们体验到的文革酷行,完全无法写成如此酒神式狂欢叙述。王小波吧文革写的如此轻松,完全是扭曲历史。

在这个方面,王小波一直是一个谜:他不屑“反映现实”,他鄙视“历史事实”,但是他比任何作家都洞察中国文化的真正运作规律,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式。《黄金时代》的故事的确荒唐,语言狂放恣肆,这种荒唐恣肆远远不仅是为了增加小说的乐趣,王小波写的是讽喻小说:他讽喻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中藏的很深的一些东西。

全篇上半部分,是主人公违反社会道德“搞破鞋”的经过,可以读成在讨论违规之“行”的可能;下半部分,是交待与批斗,可以看成是各种讲述权裁判权的决斗,是达到违规之“知”的过程。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违犯社会之规的“行”还是有可能,违规之“知”,即挑战话语权,是绝对禁止的。有权者对事件的讲述权,是非的判决权,概念的定义权,郑重其事地当作权中之权加以看护。

《黄金时代》中,“犯”公认道德之行,表现为性违规之行,只是“生活”的狂欢;而 “犯”公认道德之言,才变成了叙述的狂欢。于是小说从“四句”,进入“百非”,不仅坦荡地暴露狂野否定之行,更是恣扬地挥洒尖刻否定之言。

对于社会规范而言,只要是“犯”,都必须严防,必须训罚,不然规范就会崩塌。但是《黄金时代》中点出来了:“做这事和(说)喜欢这事大不一样,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54)“行”之违规,到顶不过是“干破鞋”,批斗,肉体惩罚,社会边缘化,把他们赶进深山,都是有效的惩罚办法。借不断否定而叙述违规,最后堂而皇之把“干破鞋”叫做“爱情”儿予以彻底颠覆,这才是《黄金时代》的深长意味之所在, 这才是这个不长的中篇发出的真正冲击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应用符号方阵描述叙述,远非一项机械的技术操作,方阵没有预设结构,没有画地为牢。分析者在文本中,只是选中一对可能的关键概念(例如我为《黄金时代》选中“罪-非罪”),然后在无尽延伸的语义场中进行多重否定,找出叙述运动路线。而叙述在各种否定连接中运转时,经常是不对称的,关键概念选得比较好,整个叙述在运动中就会反复回向源头概念,导致源头概念被不同连接数次否定。

但是我承认,可供选择的这对出发概念,虽然是主题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从“偷汉-恋爱”这一对立面出发,那时否定逻辑走的路线会很不同,方阵揭示的意义也会不同相同。

在上面的分析中,一开始“无罪”被“破鞋罪”否定,但是最终被“爱情大罪”否定。此时的无罪,已经不是作为出发概念的无罪,而是超出“犯”之上的“善心所作,甚非犯”。到这个境界,道德从心,由心而生。此时,可笑荒唐的就是“斗破鞋”之类的社会规范,而不再是男女主人公的的恣意违规。

陈清扬不仅行其所行,不惮“破鞋”之罪名,她不仅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而且在王二不断交待检查(即同水平否定)时,对“知”(社会基本共识)提出挑战,直陈爱情。这就是佛家说的“作而非犯”,“不作而犯”之间的区别。[16]她在更高的层次上否定了“破鞋罪”,回到无罪。这样回到原点,就是对公认意识形态提出了全面的否定,就像如来普济众生后,回到非生非死,不仅对神圣提出了全新的定义,而且颠覆了俗世的生死观。叙述者说对陈清扬“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48)就是说,她像苏格拉底一样,把罪恶看得透彻极了,只是不愿直说给愚人听而已。

王小波的作品,常常是对女性的颂歌,但他不是从男性角度赞美女性的某种品质,而是女性在各方面都比男性洒脱。《黄金时代》中的这一对,正如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女人比男人高明:女性本能地摆脱执着,达到“双非”境界。无怪乎杰姆逊称这个双非项“经常很神秘,开启了跃向新意义系统的可能”(Jameson 1972, 39), 格雷马斯本人也把-B项称作“爆破项”(Explosive Term),[17]无独有偶,汉传佛教译为四句“破”,几乎用词都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符号方阵就不再是一个“结构主义”式的封闭系统分析,而是一种充满批判精神的开放文本图式。

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对这个符号方阵的理解,就经历了一个变化。在1972年的《语言的囚牢》一书中中,他认为这个方阵只是重申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此模式的发展,就成为对失落项的寻找……这失落项不是别的,就是否定之否定”。(Jameson 1972, 166-167)但是十年后,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强调指出,应用在文学研究中,这个方阵依然会引出文本无法控制的表意能力(informing power):“文学结构,远远不能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完全实现,因此强力地倾向于‘非思’(impense)或‘无言’(non-dit)的底下(underside),也就是政治无意识,此时被意识形态封闭格局模式(他指符号方阵------赵注)重构分散开的意义元,会坚持把我们引向各种力量和各种对立的表意力量,而这是文本无法完全加以控制或主宰的。”[18]

应当再次指出,杰姆逊本人一直静止地使用方阵,他没有用方阵找出叙述展开的轨迹。即使这样,他依然能得出结论:深入意识形态的否定,才是永恒的否定之真髓。例如在巴尔扎克《老姑娘》中,杰姆逊发现“潜在的意识形态矛盾显然可以通过历史的思考来表达”(杰姆逊1999,152);分析康拉德《诺斯特拉姆》时,他发现资本主义来到,造成“真实的历史”“拉丁美洲的本质”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正是《诺斯特拉姆》的终极叙事内容”。(杰姆逊1999,265)。但是杰姆逊在分析《吉姆爷》时,杰姆逊看出静止的四元对峙不够了,因为他不仅找出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活动-价值之对立------而且他指出“这种模式不能弥合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深层结构与逐字逐句的生活之间的裂隙”。(杰姆逊1999,242)

杰姆逊认为《吉姆爷》可以读成一个“得天独厚的……元文本”(meta-text),即是能揭示文本内在结构的文本:“《吉姆爷》中的事件,是对事件的分析和消解”。(杰姆逊1999,243)。《黄金时代》更是这样一部“得天独厚的文本”。要读懂这篇小说,引向超越文本的阅读,必须坚持寻找叙述的否定运动。因此,符号方阵最后被打开了。在不断否定的压力下,叙述形式产生裂隙,从而给我们窥视的机会,在表意的裂隙之中,在文本的底下(就是杰姆逊认为可以找到“政治无意识”的地方)找到历史运动。

《黄金时代》对文革的残酷暴力的欢乐消解固然是一种“性爱乌托邦”幻想,但是它犀利的讽喻,指向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实实在在的更残酷暴力,即话语控制权。在格雷马斯方阵的否定游戏中,话语控制变得可笑荒谬,因为任何项,不管是肯定项还是否定项,都被三种否定连接位所包围,叙述不可能从任何肯定的路线逃遁,任何保卫话语权的努力,都落在不间断否定的摧毁力之中。

讨论到这里,我们自然想起法兰克福学派提倡的“否定辩证法”。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理性是一种颠覆力量,否定力量,在理论上实践上建立人和物的真相----这是人和物得以构成的条件“。[19]而阿尔多诺雄辩地说:“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占了优势的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即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赵注)……如果整体是否定的,那么对概括在此整体中的特殊物的否定,就仍然是否定的”。[20]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只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用不断否定才能摧毁,他们并没有发现这种不断否定只能发生在小说中,因为只有虚构客体才能有意丢落元语言。

《黄金时代》证明:小说叙述的本质,是一个连续否定的过程,叙述即否定。

在《黄金时代》结尾,陈清扬承认爱情后,“对我也冷淡起来”,爱情本身否定了性,乌托邦式性狂欢,也只能就此结束。符号方阵最终把否定游戏结束在一个更高的回归上:纯净的无罪状态已经不可能恢复,破裂的处女膜只是在幻象中“长了起来”。

当我们解开四句破或符号方阵,撕开叙述形式,此时只剩下一种可能,佛家常说的话头,就是“离四句,绝百非”:跳出肯定之后,也要跳出否定。之后,《黄金时代》的否定游戏推演出来的,就不再是历史事实的再现,而是再现之不可能。在连续否定造成的张力中,叙述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正是历史车轮的沉重擦痕。

引用文献:

王小波《黄金时代》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9月

Frederic Jameson, 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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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银河“写在前面”,《黄金时代》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9月,1页

[2] 。《阿毗达磨俱舍论》玄奘译,《大藏经》1558,29册,6页

[3] 。《成唯识论》,玄奘译,《大藏经》1585,31册,卷1,1页

[4] 。《法华文句记》,湛然述,《大藏经》1719,34册,卷3,151页

[5] 。《阿毗达磨发智论》玄奘译,《大藏经》1544,26册,卷9,918页

[6] 。《大方广佛华严经》佛驮跋陀罗译,《大藏经》0278,9册,359页

[7] 。《大乘起信论》实叉难陀译,《大藏经》编号1667,第32册,586页

[8] 。格雷马斯在1966年出版《结构语义学》(Semantique structurale)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方阵图式,在他1970年的名著《论意义》(Du Sens)中又改造了这个矩阵图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的译本《论意义》下册译自《论意义》1980年版本,其中包括了格雷马斯在七十年代写的若干论文,其中反复使用此方阵,而且用来分析一些小说作品。

[9] 。格雷马斯自己说他提出这个方阵,是改造了R. Blanche的逻辑六边形,数学上的Klein群,心理学上的Piaget群等等。(见格雷马斯《论意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上册,142页)

[10]。Winnifried Noth,ed.,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8; 也有学者称-BA轴为“正相”(Postive Deixis)。

[11]。“挣扎在格雷马斯方阵中的祥林嫂——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5期

[12] 。李春青《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7页

[13]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与因果性六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4页

[14]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大学术演讲丛书之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0-130

[15] 。同上,119页

[16]。《菩萨戒本宗要》,太贤撰,《大藏经》1906,第45 册,915页

[17] 。See Timothy Lenoir, “Was the Last Turn the Right Turn?” Configuration, Vol.2 (1994), 11, p. 165

[18] 。参见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8页。这段文字经过本文作者重译。见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p. 49

[19]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tional Men, Ark Paperback, 1964, pp. 123-24,

[20]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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