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哲学教育的灵魂: 经典阅读,还是论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0 次 更新时间:2014-12-01 2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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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  

    

   摘要:汉语哲学界普遍认为,掌握西方哲学精髓的最可靠路径就是经典阅读,而这里所说的“经典”,又被普遍地等同于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哲学大师的著作。本文将指出,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西方哲学经典的庞大数量和身处中国的学习/研究者的有限精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并在客观上模糊了哲学和文献学、思想史等辅助性学科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乃是掌握进行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方法,而不在于掌握大量的关于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知识。前者是求智慧的道路,后者则只是求博学的道路。而要走上前一条道路,我们就必须适当减少经典阅读在哲学教育中所占的权重,慢慢提高“论证训练”的权重。为了能够比较系统地引入“论证训练”的教学程序,笔者建议国内有条件的高校适当引进英语世界顶尖哲学系所使用的大学本科/研究生哲学教材,由此努力缩小在哲学教育流程方面的中外差距。

    

   在我国目前的哲学学术讨论中,“如何设计一个比较合理的哲学教育流程”,乃是一个比较边缘性的话题。在一些同仁看来,和前沿问题研究相比,对此类问题的讨论显得实践色彩过浓而理论色彩不足。但在笔者看来,至少就哲学这个专业而言,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本身就不太合理。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考虑是纯理论性质的。哲学和一般的知性学科不同,不同的哲学学派关于“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与之相比较,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化学家,却不会在“何为化学”这个问题上产生根本性分歧)。用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元哲学分歧”(metaphilosophical disputes)。很显然,持有不同的元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在设计哲学人才培养流程的过程中,往往就会把本派的想法掺入其中(因为他们很清楚,哪种教学模式占据了传播学优势,秉承了相应哲学传统的学生就更可能会在未来占据学术舞台,并将自己的学术范式继续传播下去)。由此看来,不同的哲学教育流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往往反映了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之间的冲突,因此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背景的。

   第二点考虑则主要关涉到了我国哲学界的现实。概而言之,我们目前的哲学教育模式,和西方差别太大,彼此的课程表交集过小。众所周知,我国哲学本科生教育的课程是按照“马”、“中”、“西”三大模块来区分的,即以哲学学派和哲学史为分类的主要依据。但在哲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1】 ),哲学的核心课程却由以下诸模块构成:形而上学、知识论、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这几大模块中,前三者都在我国的哲学分类体系中毫无对应位置。换言之,人家教材里教的东西,我们很多都不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我们的学生要申请获得普林斯顿、匹兹堡、纽约大学等名校【2】的“博士候选人”(对应于我国的博士研究生)资格,难度会非常之大(遑论学成以后报效国家),而我们的非“海归”教师要在西方重要哲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其难度则可能会更大(很多人误以为这是语言差异导致的,其实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学术范式差异)。这也就是说,恰恰是哲学教育流程之中外差异,构成了阻碍我国哲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主要瓶颈。

   那么,在中西(尤其是中美)哲学系课程表设置方面的差异背后,又体现出了怎样的元哲学分歧呢?

   概而言之,中国的哲学教育,特别是西方哲学教育,强调的是如何熟悉哲学史,特别是如何熟悉哲学史上公认的经典。其背后的元哲学预设无非就是:哲学是通过哲学史的运动来展开自身的,因此,对于哲学的把握,就必须通过爬梳哲学史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结晶——经典——来进行。一言以蔽之,“哲学就是哲学史”。我把这种教学思路称为“以经典阅读为纲”(由于笔者的专业方向的缘故,本文将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人才培养流程)。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海外名校的哲学训练,强调的是提高学生批判、构造哲学论证的能力,而不刻意强调对于哲学经典的熟悉。其背后的元哲学预设就是:哲学活动具有一个超历史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地和亚里士多德、康德讨论哲学问题,而不必在意他们各自思想体系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哲学史就是哲学”(在这里,我把第二个“哲学”视为哲学论证的同义词。系词“是”在这里表示对于一个本质属性的引导)。我把这个思路简称为“论证训练”。

   那么,两个教学思路,孰优孰劣呢?这个问题马上就牵扯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两种相应的元哲学观点之间,到底哪种更有道理呢?不过,不难想见,若马上就一头扎进元哲学层面的讨论,很多根深蒂固的学派偏见就会立即付出水面,这样理性平和的讨论也就难以展开了。因此,我们不妨就采纳这样的讨论策略:我们暂且搁置元哲学分歧,而来讨论这样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怎样的哲学教育流程,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学生的学习能力现状,更好地符合一些基本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规律,更好地满足我国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对高校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很显然,如果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能够得到确定的答案的话,那么相关的元哲学观点也就能顺带地得到辩护。

   本文的阐述将分为以下两步:

   在第一步中,我将对“经典阅读训练”的含义进行澄清,并辨析以此为纲的哲学教育程序所带来的利弊。

   在第二步中,我将对“论证训练”的含义进行澄清,并阐明论证训练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可能带来的优势。

   一、经典文本阅读训练利弊辨

   从非常抽象的角度看,读哲学当然要鼓励读经典原文,这就像看电影当然要鼓励看正版碟片一样。但本文所说的“经典文本阅读”却是有特定涵义的。不难想见,这首先和“什么书才算经典?”这个问题相关。

   在中国哲学范围内,“经”是和“史”、“子”、“集”相对而言,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明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公认为哲学经典的文献数量也比较有限(比如,专业的马哲学生都要求精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却未必要求去精读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他的一些政论性社评)。但西方哲学则和前二者非常不同。光一个柏拉图就读不过来了,你读了《国家篇》,但凭什么说《会饮篇》不是经典?读了《会饮篇》,为何不读《巴门尼德篇》?那么《智者篇》、《蒂迈欧篇》呢?又比如,读黑格尔,要先读《小逻辑》还是《大逻辑》?是要先读《精神现象学》还是《法哲学原理》?读胡塞尔,是先读《逻辑研究》还是《大观念》?《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呢?总之,西学经典何其多、何其难,人生又何其短,若不在经典之中加以遴选,整个“西学经典阅读计划”就根本不可操作。

   而我和目前主流观点的差异也正在于此。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读经典就得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大哲学家的最有名的著作。这个观点包含了四层排斥:

   第一,排斥所谓“二三流”哲学家,而主要是阅读“大师”的著作。而汉语哲学界最追捧的大师级哲学家,主要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我当然不想否认这些哲学家的重要学术地位,但我还是想提醒读者注意,他们的书都非常不适合新手入门。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详谈。

   第二,排斥论文。由于大师必须是过世若干年的人,而活着的哲学家往往更喜欢用论文的形式来表达思想,因此对于大师经典的吹捧必然会导致哲学论文阅读的边缘化。

   第三,排斥哲学史教材,也就是说,通过原著,而不是对于原著的二手研究资料来学习西方哲学。

   第四,排斥哲学教材。哲学教材和哲学史教材不同,其目的不在于教哲学史,而在于如何向入门者引介哲学问题本身。但由于很多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哲学教材不属于老经典,自然也被排斥掉了。

   但做出这四重拒斥的理由呢?现在比较流行的理由包括:

   第一,影响大的哲学家思想往往更深刻,“法乎其上,仅得其中”,因此学哲学一定要和高手过招。

   第二,之所以读著作,而不读论文,是因为著作的思想包容性和体系性都比较强,因此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哲学家的思想;

   第三,哲学史教材本身往往带有编写者的偏见,因此研究哲学史,就得读原著;

   第四,哲学教科书往往歪曲哲学问题的实质,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图解哲学家的思想,贻害无穷,因此不可读。

   我觉得这四点理由都站不住脚。

   第一点理由是错误的,因为此论忽视了哲学入门者的基本素质。哲学老经典有一个特征,即写作方式不但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隔膜巨大,而且和现代西方人的隔膜也很巨大。仅举几个例子:柏拉图用对话的形式写哲学,核心观点往往暧昧不清,概括起来难度很大;康德的德语晦涩难懂,现在的德国学生阅读其著作也会参照英译本,更何况中国人;黑格尔的辩证法式的写作方式神龙见首不见尾,初学者很容易看迷糊;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使用的术语量惊人,光掌握那套特定术语就得死不少脑细胞;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高度利用德语中的语义关联,就连以德语为母语的读者有时候也觉得他是在卖弄(尽管胡、海二人都是二十世纪哲学家)。总之,即使是具有非常高智力的学生,若以这些哲学家的书作为入门起点,也会觉得不适应,更何况我们哲学系学生的平均素质并不是很好(至少相比照金管类学生的平均素质而言)。

   第二点理由是错误的,是因为:直接以原著为教材进行哲学教学,很可能反而会导致学生无法把握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貌。原因很简单,这些原著的篇幅往往都很惊人,会超出教学容量的上限,因此读原著,最后肯定会变成读原著片段(有教学经验的同仁都知道,指导学生精读《纯粹理性批判》,业内是很少有教师能够教到后半本书的)。因此,要获得思想家体系的全貌,最好的途径还是读哲学史(参看下一条反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经典阅读对于哲学论文阅读的片面排斥,也就等于排斥了学生学习论文写作程序的机会。古典哲学著作的写作格式往往和现代论文的格式有重大出入。比如,现代论文基本上不鼓励使用对话形式,而柏拉图却是写哲学对话的高手;现代论文都需要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用尽量清楚的“公共学术语言”来阐明观点,而使用自创的哲学术语却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癖好;现代论文也都要求作者严格按照引用规范(如国际上当下流行的“芝加哥格式”)来做注释,但维特根斯坦写书却几乎不做注。很显然,如果片面排斥论文阅读,学生在开始自己动手写论文的时候往往会陷入茫然。他们要么会选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他们读的哲学原著往往研究的都是大题目),要么就会故意使用很晦涩的语言(因为他们读的那些经典文献的说话风格已经深深映入了他们的大脑皮层),要么就会在学术规范上屡屡犯错(因为他们读的大量文献,本来就是形成于现代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形成之前的)。这也就是说,以“阅读经典为纲”,必将拖累整个哲学系的学术训练的正规化进程。

第三点支持经典阅读的理由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条理由预设了:“即使不受二手资料偏见的影响,读原著也是可行的”。这一条预设在理论上似乎说得通,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原因很简单,西哲经典往往是用古代西方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或非常难懂的近现代语言(如康德、黑格尔的德语)写成的,不借助译本,学生根本就没有办法读。但译本本身就是二手材料,因为翻译本身就掺杂了译者的思想,不是原汁原味的。比如,你分别用李秋零的译本、邓晓芒的译本或古伊尔(Paul Guyer)的英译本去读《纯粹理性批判》,感受就会非常不同。另外,即使是读译本(甚至是质量很好的译本),学生在学习哲学史的时候也会产生大量的知识盲点。原因很简单,一部伟大哲学著作的形成往往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而没有关于处在此背景中的二三流哲学家的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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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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