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史原》编辑之托，为第二期的出刊说几句，荣幸之至。我因职务之故，已为前一期《史原》写了复刊词，所以本来推辞再三。但承蒙编辑的善意，并念及创业维艰，持续更难，想来第二期的出刊实应得到更多祝福，也就再为这个刊物说几句话。我常觉得刊物中的“主管的话”多卑之无甚高论，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历史学家能为一段历史留个见证，也是乐事一件。

从复刊开始，我就强调《史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刊物”。所谓研究生刊物，是指由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编辑，限研究生投稿、刊载研究生作品的学术期刊。我们期许《史原》之复刊，可以具备以下三个意涵。

一，成为年轻学者的发表园地。由于没有作过实证的分析，研究生刊物的整体水平是否比一般学术期刊差，我不敢说。但即使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学术界仍应提供一个年轻学者可以发表的园地，毕竟发表本身是一件好事，且研究生需要的是“训练”，而不是业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须鼓励研究生竞相去投稿所谓一级、二级期刊。研究生刊物当然也要遵守学术界关于期刊的常规与标准，学术之为一个discipline，某些共同标准是要严守的。然而，为了教育与训练的目的，不妨让学者年轻时的青涩作品有机会发表，这种研究生刊物期刊所应承载的功能，亦不容忽视。《史原》的论文的确有习作的意义，而学界应该对此有若干包容，并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话说回来，研究生刊物的水平真的比一般期刊差吗？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史原》的第二个意义，是完全由研究生组织、办理编审业务。学术期刊之为学术期刊，自有其共同的编审标准，如编辑委员会的决议制度，以及同行审查等。《史原》是一份公开征稿的期刊，不是所谓的同人志，须有明确的编审规范，并且确实执行；但我们仍可以在学界的共识下，决定自己的编审原则。有编委问我，《史原》是否要参加国科会的优良期刊评比，我的态度是：随缘吧，我们不需要过度改变自己的传统以应付目前的优良期刊的标准。近年来，台湾的学术期刊在“国科会”等单位的规划与规范下，虽有长足的进步，但或许受限于华人文化中的“科举精神”，对于“外部”与“客观”的原则却有过度强调之虞。如我们相信“外部”的专家审查才是正义的，故稿子一定要送“外审”，要匿名甚或双匿名，我们也以外审意见作为可刊与否的判准。我知道一些期刊甚至要求二位审查人都在审查意见上勾选“同意”的文稿才可以刊登，这样的审查制度，忽略了peer review的精神，让审查变成一场游戏，或者赌局。最严重的是：它抹杀了“创意”。人文研究应重视创意，但有创意的论文，其命运通常是“修改后再议”，投稿人也只好主动撤稿。这样的审查制度，其实就是鼓励作者以论文形式为重，如繁琐的注解、铺天盖地的参考书目。我在学院工作，当然支持审查制，但审查的原理是学术社群内的讨论机制，而不是作可否刊登的决定而已。历史学家最清楚何为大势所趋，期刊分级、审稿制度，都有它的时代脉络，有时也势不可挡。但《史原》作为一份研究生刊物，不用顾虑其所刊登论文是要用来当作新聘、升等的法定著作，故可以跳脱这股大势，为未来的编审制度作出一点新的尝试。

第三，《史原》可以提供一个契机，让我们思考如何做一分“迈向未来”的历史学专业期刊。相对于一些体制化的期刊，背负着许多使命，要尽它们应尽的功能，但《史原》则有更大的自由与弹性。我经常异想天开地跟研究生谈一些愿景，如我自己会在平板计算机上看电子书，因此我想象《史原》将来以电子书的形式在网络上贩售。我也开玩笑，若让大家下载，一本期刊卖0.99美元，搞不好“赚翻了”。其实这也不是玩笑话，新时代真的来了，历史学势必要有所因应。《史原》做成APP形式或许还是遥远的路，但电子期刊化则是当务之急。我不讳言，省钱是期刊电子化的目的之一，以系的力量去支撑一份期刊的印刷、寄赠费用，在财务上是很吃紧的，但这只是消极面。在积极面上，《史原》要争的是“影响力”。在网络时代，所谓影响力，就是在网络上可以被检索到，进而在在线阅读或被下载。目前期刊电子化的工作的确在做，多数的期刊也有电子版，但目前所谓的电子化只是将纸面论文转成pdf档等形式，只是阅读载具的不同。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如何跳脱纸本思维，真正将历史学期刊电子化。因为印刷的进步，历史学论文已可以图文并茂（虽然成本很高，多数期刊仍做不到），但在电子期刊里，我们还能进一步地在论文中置入影音档案。又好比现在的注解形式是像“《史记》卷110《匈奴传》，页2879”，然而在电子版中，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按引文或注解而连结到中研院的汉籍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样的注解也有更好的参考价值证据性。更进一步想，期刊之“期”也是不必要的，一旦完全电子期刊化，定期出刊也是纸本时代的旧思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尖端前瞻的发展，要靠年轻人众志成城，研究生期刊正可以尝试领风气之先。

总之，我对《史原》期待甚深。我深信年轻人有更多的创意，可以引领台湾史学界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最后，我也恭喜《史原》第二期的出刊，大家真的辛苦了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