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工子女是一个禀赋了农村文化血缘又试图融入城市文化脉络的庞大群体。就历时态而言，他们和所有城市人一样，要经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变迁，完成现代化；就共时态而言，他们要跨越城市人不必跨越的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城市化。他们承受着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转型压力，同时凸现了中国城乡社会“断裂”的裂痕。对这个未成年群体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推动其融入城市，并要求大众媒体发挥正面引导的社会教育功能减少社会排斥，对于促进城乡“断裂”这一社会裂痕的融合、保证未来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保障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代际差异/城乡隔阂/媒介素养教育/大众媒体

一、引言：生存在媒介社会边缘

我们现在正置身在一个媒介社会里，媒介已经成为社会运行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以电视、电影、电台、报刊、电脑、电话、手机、网站、BBS 、QQ等媒介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媒体几乎能无限制地满足人们的视听感官需要，媒介传播的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就像空气一样处处弥漫时时笼罩，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媒介与信息已经无所不在地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全过程。

在学界话语中，这一理论假设往往只是限定于生长在城市环境中的且有经济条件使用上述媒介的未成年人，各家文章著作研究的对象也大多是城市居民的子女，鲜见以进城农民工子女为议题的论述。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进城农民工子女是一个生存于媒介社会边缘的群体，各种媒介虽然近在咫尺，他们却碍于经济拮据无力消费，媒介与信息和这个群体的关联微乎其微，难以进行学术建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媒介与信息作为当代未成年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背景，必然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或当前或未来地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社会化的全过程，这是笔者立论的客观依据。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乡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差距日益拉大，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的说法是城乡已“断裂”为两个世界⑴。由乡村来到城市谋生计的农民工，既是这一社会裂痕的凸现，也是融合这一社会裂痕的契机，跟随他们进入城市的子女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直接关系到社会各阶层能否和谐共处和中国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已成各方共识主题的当下语境中，探讨媒介与信息和农民工子女的关联，有助于促进这类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实现以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理念，这是笔者立论的主观动机。

因此，本文以城市的媒介社会为背景，选取了近年报刊中有关进城农民工子女生存状况的报道，分析阐释媒介与信息对农民工子女社会化过程的意义和作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深入。

二、历时态：代际差异与成长动力

社会学认为，家庭是个人社会化极为重要的因素，“从儿童一出生起，家庭便赋予他包括种族、阶级、宗教、经济状况、地区等在内的多种社会特征，而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对他日后的社会化发生有力的影响。”⑵农民工子女，就是一个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由出生的家庭规定了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特征的“先赋性角色”，也由此决定了这类未成年人必定要和父母一起在城市社会的底层经历种种艰难坎坷。在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中，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个群体独有的社会认知。

请看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农民工子女）作文中的表述：

——“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

——“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

——“他们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

——“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很爱学习，如果学好考上了大学，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他们每天在外边赚钱给我们上学。……学好了，将来在哪个地方干活，也有些才能。我的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别象他们一样每天在外面干苦活。我爸爸妈妈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有时间就教我学习，给我复习功课。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去打工，因为我上学，家里也没钱，我也很想上大学。”

——“……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水电房费就没了。……我也想考上大学，学好本领，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他们扫马路、打扫卫生了。”⑶

显然，这些农民工子女的身上寄托了父辈们改变贫穷命运的梦想，他们已经形成了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与父代到城市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不同，子代想的是“考大学”“找份好工作”，明显地表露出留在城市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先赋性贫穷的屈辱和自致性幸福的希望构成了他们的成长动力。在2004年底举行的首届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作文《给政府的一封信》更清晰地表明了这个代际差异：“政府你好，我叫胡竞。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地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四海宾朋聚北京为了什么，不就是想远离家乡的那种贫穷的生活吗？难道我们一代代的人就要这样吗？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他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的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到（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人差，我们知耻而奋发，会比他们更强。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 （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⑷

然而，农民工子女这个“先赋性角色”要想通过主观努力获得理想的“自致性角色”，必须经过一个艰巨的社会化历程。如同他们的父辈，要想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必须经过一个艰巨的再社会化历程。

作为父代的农民工为了进入城市谋生，获得种地务农无法满足生存之需的经济收入，大多从事着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险、毒的工作。他们在给城市人的生活提供着方方面面的便利的同时，却常常遭受着城市的政策歧视和市民的态度歧视，有些农民工还遭遇到拖欠克扣工资一类的劳动盘剥和非法拘禁刑罚一类的人权侵犯，甚至找不到主持公道的机构。面对种种困境，农民工宣泄苦闷和忧伤、表示不满和失望的途径因个人素质的高下出现了不同的选择。从媒体报道看，有少数农民工精英已经开始利用媒介传播的力量表达这个群体的思想、情感及利益诉求，如联系媒体记者报道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独立开办关于农民工话题的专题网站、组织打工者艺术团进行专场义演、开通倾诉心灵烦恼的民工热线等等。还有少部分的农民工，选择了酗酒、聚赌、斗殴作为宣泄精神苦闷的通道，甚至走上了偷窃抢劫违法犯罪的道路。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则是选择了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自我压抑。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正是段京肃先生从传播学角度定义的弱势阶层，是指“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⑸这个群体除了因劳动繁重、收入低微、媒介传播的内容与他们距离太远等原因很少使用媒介外，还“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的传播观念，缺乏接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⑹所以，在遭遇社会不公之时，除了沉默中的忍受，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作为子代的农民工子女，应属于进入城市的第二代移民，在其从未成年向成年长大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第一代移民不同的人生经验、生活追求和心理预期。这里，赵树凯先生介绍的美国学者对于美国社会的移民研究结论可资借鉴：“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程度，或者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对于原来生活的经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缺少父辈那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感，相反，他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更多的歧视感和剥夺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对于面对的不平等缺乏忍受性，因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解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意或者平等要求。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犯罪率较高。”⑺事实上，在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中已经出现这一不良倾向。如近日《南方日报》报道：“珠海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正呈大幅上升之势，据香洲区法院有关部门透露，去年未成年人犯罪宗数和人数分别比2003年上升了128％和71％，而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的子女和无业人员。”“香洲区有关政法人员分析，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的原因很复杂，但疏于管教和被社会边缘化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外来未成年人的父母很多本身忙于外出打工，根本无暇管教自己的孩子，而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后的农民工孩子很多无力继续求学，又无法进城打工，在无书读、无工做、无钱花的情况下，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另外，社会罪恶的黑手也开始伸向孩子，利诱、威逼、控制这些孩子犯罪，成了一些社会黑势力‘赚钱’的途径。”⑻

因此，为了避免进城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在感受到社会不公时采取激烈的社会对抗行为，笔者认为，应该针对其开展“使用媒介”为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浅显、活泼多样的方法向这类未成年人晓谕使用媒介为人生带来的种种益处，帮助他们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的传播观念”，培养其“接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技能技巧。这种针对特定教育对象的以“使用媒介”为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缩短他们和城市居民的“信息鸿沟”以至长大成人后的“财富鸿沟”，有助于支持他们利用媒介信息平台宣泄精神苦闷表达利益诉求，有助于促进他们在社会化的成长历程中健康发展。当然，也许受限于其父辈微薄的经济收入效果甚微，但媒介素养教育至少为他们展示了一条加速融入城市社会的捷径。

三、共时态：城乡隔阂与成长危机

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接受义务教育，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优途径，也是实现宪法权利要求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各级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让城市的公办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然而，当农民工子女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公办学校时，城市居民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冲突日见明晰。

请看新华网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

“‘蜈蚣！’42岁的薛全礼操着浓浓的豫东口音帮女儿补习普通话。女儿第一天上学回家，没有早晨送她上学时的兴奋，蔫头耷脑坐在屋角不说话。一问，原来同桌小朋友文具盒上的蜈蚣被她说成了‘龙公’，这个在老家完全没有异议的叫法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结果，开学第一天，小姑娘便得了一个豫东口音的绰号：龙公。

这是一个‘有幸’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所遇到的尴尬。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乡下来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办学校里，独自品尝着那一份孤独、自卑和尴尬，以及城里孩子对他们的陌生和不理解，甚至还有歧视和欺负。“⑼

《新京报》曾经报道过一个来自安徽的农民工男孩侯战强（9岁）的诉说：

“刚来北京的时候，爸爸让我去了一家公办的学校上学，说是那里教学条件好。刚去的那几天，我挺高兴的。

可是有一天，突然有几个北京孩子围着我，骂我是乡下人，让我回老家，后来还动手打我。我没有招惹他们啊！我告诉了老师。

后来，那些北京孩子老找我麻烦，说谁让我去告诉老师、打小报告。后来爸爸看我老受人欺负，就让我到现在的学校（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⑽

在《新京报》记者进行的一个有关农民工子女失学状况的调查中报告说：

“调查数据：共调查120人，有效问卷107份。

在被调查的孩子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有过和北京城里孩子或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接触的经历。他们大半对城里孩子的生活表现出羡慕，有人羡慕他们有很多玩具，有人羡慕他们有很多吃的，也有人羡慕他们穿的好，有些孩子感叹‘他们太有钱了’！

但也有部分孩子说，‘城里孩子待人太傲’、‘自私’、‘瞧不起人’、‘老买东西，但也老扔垃圾’……和他们接触感到不自在，甚至害怕。在接触中认为自己会被城里孩子看不起的人有51名，占总数的47.66％。在被调查的孩子中，37人称曾有被欺负的经历，占34.58％。数据统计显示，在有过被欺负的经历的孩子们中间，有95％以上认为在以后的交往中仍然会被看不起或是再次被欺负，因此而不愿再与城里孩子交往的占不到60％，另有10％的孩子尽管从没受过欺负，但也主观地排斥城里孩子。“⑾上述报道显示，在未成年人中，由于家庭出身的城乡之别带来的经济状况的富贫之别、行为方式的洋土之别，构成了他们相互的隔阂、排斥乃至冲突。而且，在城市居民子女一方，伴随着理性不成熟阶段的未成年人的凌弱侵犯冲动，表现出城市文化的优越感对相对落后的农村文化的自然歧视倾向。因此，禀赋了农村文化血缘的农民工子女通常成为其中受攻击的弱势一方。

此类现象的存在，已经给进城农民工子女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成长危机。正如郭之纯先生所分析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使本地学生经常会从他们身上寻找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于是民工子女的‘眼神里大多数是羞怯的、躲闪的、封闭的’。故此，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不愿意去公立学校就读，而宁肯选择条件相对差一些的打工子弟学校。应该说，这种恐惧，对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而言，是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扰和压力。”⑿

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的父母是在成人阶段进入城市的，情感依恋和生活根基在农村，为赚钱谋生而来，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别有一定的阅历见闻和心理准备，只是面临着艰巨的再社会化的任务。而这些孩子们则或者出生在城市，或者长大在城市，尽管他们没有城市户口，然而城市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哪怕是城市边缘的菜地、垃圾场、简易的窝棚学校，都是度过他们童年的场所。因此，他们熟悉的童年记忆和单纯的情感依恋必定属于城市，他们中有一些孩子已经自认为是城市人。可是，当他们与城市居民子女共处时却被视为“乡下人”，屡屡遭遇歧视和排斥，幼小脆弱的心灵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无助与失败。他们的父辈中还有再社会化任务完成不顺的，失业流浪、居无定所、收容遣返、上当受骗等等。对这些事件的认知，都可能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形成既依恋城市又无法认同城市的心理冲突，酿成自我归属不明的“自我统合危机”。以致对个人的发展前景产生“何去何从”的困惑，既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愿回到农村，发生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逊所称的“角色混乱”现象，“个人的方向迷失，所作所为与自己应有的角色不相符合，最后演变的结果，可能变为退缩，可能陷入堕落，也可能在适应困境时学到某些不当的所谓异常行为。”⒀这一成长危机若不能被及时化解，他们的心理发展趋向就是内向、封闭、自卑、病态，融入城市生活更加艰难，个人的社会化更加坎坷。所以，人们有理由忧虑：“假如农民工子女的这种心态持续下去，势必将会产生一个生活在城市却不认可城市，充满不公之感，既无从寻找自尊又无从释放自卑的庞大社会群体。这样的社会群体，会对现有秩序潜藏着怎样的冲击力？”⒁

因此，致力推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的提醒格外重要：“农民工子女面对的不单单是读书的问题，更有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农民工的后代，将不再是‘农民工第二代’，而是城市新公民。可怕的是，这些未来的城市公民，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公平、受歧视。这些感受发生在他们交不起‘借读费’、‘赞助费’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时，发生在他们在读的民办学校被‘抄家’强行关闭时，发生在无钱上学游荡在街头巷尾时，还发生在读公立学校受城里孩子欺负时。”⒂

目前，由于社会各界对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的呼吁，各地政府陆续推出了公办学校免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借读费”的政策，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走进以城市居民子女为主的学校，未成年人之间的“城乡隔阂”现象将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竖立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政策壁垒，可以由政府用行政的力量一一推倒，而横亘在未成年人之间的文化心理壁垒，则须由知识界借助文化的力量层层消解。在此方面，大众媒体有着独特的影响力优势。“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吸引大众的‘注意中心’的优势，有意识地对群众中自发形成的或某种社会力量赋予的需要加以提倡的弱小议论给予格外的关注。必要时加以适度的张扬，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⒃而且，大众媒体还是影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之大，已经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构成挑战，成为众所周知的“第二课堂”。因此，借助传媒“注意中心”的社会舆论力量和“第二课堂”的社会教育功能，促进未成年人“城乡隔阂”这一社会裂痕的融合，应是一个可以实践的课题。

陈昌凤先生就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影响这样概括：“电视媒体作为最近乎完整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发展，一是人格发展。”⒄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大众媒体可以利用“议题设置”的功能，针对媒介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居民及其子女，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纠正认知偏见。城市居民子女排斥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偏见导致的歧视。偏见是指“针对特定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不公正的、否定性的社会态度”，“偏见常以有限的或不正确的信息来源为基础。人们常常倾向于根据少数人的表现来推断他们所属的全体成员的特征或根据道听途说的传闻而形成对群体的整体印象。”⒅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分割于不同的社区，彼此了解的重要途径是大众传媒。而前些年针对城市受众的大众传媒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多是侧面的负面的信息，“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盲流”之类的说法是描述农民工的常见词语，农民工在城市人的印象中多是一些素质低下、不务正业、行为偏激、违法犯罪的不良形象。城市居民子女从传媒或从成人的谈论中耳濡目染这类信息，难免习得这种偏见，在晕轮效应作用下形成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心态。因此，当下的大众媒体应该意识到，“城市居民接受的是经过媒体屏蔽的关于农民的不完整图式，两个群体之间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认同，双方在必须进行的交往活动时‘信任半径’较小，常常怀着戒备心理，甚至有时还会相互敌视，这无疑会增加双方交往的成本。”⒆加大社会责任感，开拓关于农民工正面形象的报道，发掘展示农民工勤劳、朴实、忠厚、坚韧品行的题材和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题材，有意引导城市居民正确对待农民工、认同和接纳农民工，以纠正城市居民子女对农民工子女的认知偏见。

第二，促成理性人格。城市居民子女排斥农民工子女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凌弱侵犯冲动。关于侵犯动机的起因认定，心理学家中历来就有先天本能和后天习得之争。后者的代表学者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班杜拉看来，侵犯行为是个体通过观察模仿而习得的，因此只要减少侵犯行为的楷模，限制大众传播媒介中暴力形象的出现，使人们观察不到也无从模仿，同时为人们树立起非侵犯行为的楷模，向人们宣传非侵犯行为的榜样，并结合运用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我们就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效地控制和消除侵犯行为。”⒇近年来，大众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各种娱乐节目中提供了许多刺激性强的暴力攻击形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大增加了让辨别是非的理性尚不发达的未成年人模仿习得的机会。因此，当下的大众媒体也有责任纠偏，在各类传播体裁中减少暴力形象的出现率，有意强化自觉自律、抑制冲动、宽容他人、和睦相处的人物形象，有意张扬公正、平等、利他、博爱的人文理念，有意营造欺弱可耻、助弱高尚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城市居民子女文明理性的人格养成。

总之，大众媒体是进行文化整合、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减少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是大众媒体对未成年人健康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结语：双重转型中的边际人群

农民工子女是一个禀赋了农村文化血缘又试图融入城市文化脉络的庞大群体，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边际人”——这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就历时态而言，他们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和所有城市人一样，要经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变迁，完成现代化；就共时态而言，他们处在两种体制的接壤处，要跨越城市人不必跨越的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城市化。因此，他们承受着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转型压力，同时凸现了中国城乡社会“断裂”的裂痕。对这个未成年群体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推动其融入城市，并要求大众媒体发挥正面引导的社会教育功能减少社会排斥，对于促进城乡“断裂”这一社会裂痕的融合、保证未来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保障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⑴参见孙立平《断裂的社会与农民工流动》，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mingong2003-06-17

⑵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34页

⑶转引自吕绍青、张守礼《流动儿童教育》，《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⑷转引自《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一等奖作品：给政府的一封信》，《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31日

⑸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7852004-02-20

⑹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7852004-02-20

⑺赵树凯《边缘化的基础教育》，《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

⑻刘可英、赵凌《未成年人犯案大幅上升农民工子女占大多数》，《南方日报》2005年3月23日

⑼田雨、吕诺《学者呼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倾向》，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4-02-19

⑽周奇《读书，我决不能输！》，《新京报》2004年8月17日

⑾周奇等《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之社会调查》，《新京报》2004年8月23日

⑿郭之纯《农民工子女“城市陌生感”之忧》，《燕赵都市报》2004年8月26日

⒀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89页

⒁郭之纯《农民工子女“城市陌生感”之忧》，《燕赵都市报》2004年8月26日

⒂谢言俊、钟亿军《政府应主导农民工子女就学》，《新京报》2004年9月10日

⒃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86页

⒄陈昌凤《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之社会化的影响》，《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

⒅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64、265页

⒆任中锋《民生新闻与农民话语》，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3229654.html2005-03-09

⒇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26页

冯恩大：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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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_view.jsp?id=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