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建国:“新常态”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14-08-17 21: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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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建国  

    

   “新常态”不是一个新词,但一直是个热词。7月中旬,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公布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判,8月4日、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新常态”一词再次陡然升温。评论概括“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这个概括是一个认识,一个判断,一个政策信号,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也是对此前各种政策呼声的回应。

   “四个特征”的核心是增长模式转换,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

   比如增速换挡,关键是“底在何处”,换到哪一个档算是中高速,是否做得到、受得了、有必要?这个底还没有探明。这需要时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很难说清楚。但无论如何,只有探底,找到中高速的均衡点,才能形成“新常态”。

   日本战后的情况是,1950—1972年GDP年均增速9.7%,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1973年前后受石油危机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第一次减速换挡,1973—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26%;1991年前后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1991—2012年期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0.86%。韩国的情况是,1961—1996年是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前后遭受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高负债率的重创,1997—2012年期间增速显著回落到年均增长4.07%。

   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动力升级,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旧常态”,主要是靠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拼投资、拼资源、拼劳动力。积重难返,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不容易。

   最头疼的是前期刺激政策埋下的隐患和风险如何消化?畸高离谱的房价、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及其连带的金融风险、产能严重过剩、巨大的贫富差距等这些包袱,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化?宏观政策能否顶住多年来经济运行的惯性和强刺激依赖的压力,不走回头路?

   上面说的增长模式转换过程的种种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概括地说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在面临的考验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无非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教训大概有这样几条:缺乏创新,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金融体系脆弱拖累实体经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政府效率低,腐败蔓延。

   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无非是成功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科技立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腐败。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大而化之地说,就是“少刺激,多改革”,常说的“向改革要动力”。

   “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是无法回避的。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需要“水落石出”,显露出来,才可能更好地解决,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市场经济中,没有长生不死的企业,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没有这个竞争淘汰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再平衡。浴火重生,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是完全的“放任自流”,风险也好,危机也好,要可控。另一个理由是,不当的、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争项目,争资金,拿回扣,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恐怕谁都说不清。腐败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典型特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改革千头万绪,最重要的、前提性的、也是目标性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应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与政府相比,劳动者拿得少,政府拿得过多,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型经济模式的资源配置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收入跑不过政府收入,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常态”就不可能出现。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过剩、投资效益递减、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甚至环境污染,更是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源。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所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应该排在改革前面。

   第二个层次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差距过大在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引起宏观供求失衡,累积经济危机;二是低收入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长期增长;三是促使财政再分配,扭曲作用减少一些人的工作努力和创业精神;四是促使操纵、犯罪、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理解,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目前正在“换挡期”,正在调整和“寻找”,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这个过程,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跨过去了就进入了“新常态”。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解决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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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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