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勃列日涅夫维护稳定举措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7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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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进入专栏)  


【摘要】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 年是苏联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有意维护苏共高级干部的权益,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样不仅造成“老人政治”,而且使干部队伍素质低下。勃列日涅夫通过克格勃强化思想控制,通过军警压制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大量出口石油换取美元购买粮食等物品解决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用经济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办法缓和民族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实现了社会稳定,但积累了矛盾、掩盖了问题,苏联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干部政策;老人政治;克格勃;警察;石油出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矛盾与问题积累最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平庸无才,爱好虚荣,贪图安逸,在思想理论上保守僵化,在赫鲁晓夫改革成果、石油涨价和苏联几十年国防实力发展积累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勃列日涅夫统治中期苏联的国力达到鼎盛,苏联在核武器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成为令世界胆寒的超级大国。与波澜起伏的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稳定的表象背后却积累了许多矛盾与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1]827 苏联由兴盛走向衰亡,与勃列日涅夫不思改革和进取有直接关系。苏共的政策出发点是逐步取消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努力维持现状,有历史学家用的词是“党追求安静”。勃列日涅夫讳言改革,这一时期为不久后的苏联解体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一、通过干部队伍的稳定保障自己权力的稳定

赫鲁晓夫时期搞干部任期制和更新制,使许多党政官员感到权力受威胁,这是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教训,通过对干部的收买换取自己权力的稳定。勃列日涅夫与各部门、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维护各自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在所辖部门和地区享有很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这些党政大员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平庸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勃列日涅夫降低监察机关的作用,为地方大员谋私利提供条件。许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15 -20年之久。官僚阶层实现了稳定,其利益日益膨胀,他们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固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他们因此对最高领导人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坚定拥护者。

苏联形成了逐级授权制,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 确切说是无规矩) 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2]25-26勃列日涅夫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勃列日涅夫亲自挑选各共和国党组织第一把手,直到他还能做得到这一点为止; 共和国第一把手按程序任命下级党组织领导,而这些领导接过接力棒,按个人看法喜好首先任命晋升党内有职务的下属。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拔‘绝对可靠’和对其忠诚的人。”“涉及到任命党内高级职务,候选人先要和两到三位政治局委员谈话,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书记谈话,最后勃列日涅夫则亲自约见谈话。交谈之后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例会上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讨论。中央全会只是办理由上面发来的任命书,全会并不负责讨论审定。”[3]38 在这一严格的干部制序列里,没有民众的地位,地方大员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们当然要忠实于总书记。这一制度带来了严重后果,用学者阿尔巴托夫的话说: “这种专政最沉重、时间最长的后果之一,正是在于它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把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它消灭了千百万的优秀的人,使社会机体失血过多。它同时又建立了切断最能干和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却保证那些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 他们只善于争权夺利,搞阴谋,但不善于领导一个复杂的国家和解决国家出现的问题) 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制度。”[4]163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层威信降低了,民众编了许多政治笑话来讥讽他们。

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迅速发展。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 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的,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直接取决于领导者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恶性发展。长官的子女及其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 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5]392各级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对于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苏共的领导人也看到了,安德罗波夫曾说: “任何社会都有缺陷。如果说起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章法,主要是没有挑选和提拔干部的客观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假如撇开相当小一部分大财团的继承不谈,那么就是在竞争对手斗争的基础上对领导人实行自然淘汰。我们有很多主观主义的东西,往往根据发布的口号,甚至根据政治蛊惑来进行评价。”[6]198 任人唯亲,忽视了职业技能,使许多无能之辈能够升到高位,大大损害了苏共的形象,苏共越来越与民众格格不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

干部等级特权十分明显。处于这一序列中的官员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只能想办法讨好上级,以取得升迁的机会。“政治局成员处在上层。中间一级是候补委员们。第三级是书记们。对于他们,所有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 在各种主席团会议上谁与谁并排就座,登列宁陵墓观礼台时谁走在谁的后边,谁主持什么样的会议,谁有权拍下什么样的照片。已经不必说谁有什么样的别墅,有多少侍卫和轿车是什么牌子的。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确定了这一铁的序列”。[7]28苏联干部的特权严格按级别执行,已经完全制度化了,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物质待遇,他们有特供商店,有特殊的医院,他们的子女可以进入更好的大学学习,像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百姓的子女很难进去。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稳定政策下,苏联形成了典型的“老人政治”。1981 年3 月苏共二十六大上选出的14 名政治局委员,60 岁以下的只有2 人,70 岁以上的竟有8 人,占一半以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 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8. 1 岁。这些老人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对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当时苏联社会流传着一个笑话: 一群苏联领导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静止不动的火车车厢里,他们放下窗帘,把假装摇晃的列车当成正在行驶的列车。“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好象一场声势浩大的列队行进,人们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眯着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导引领着,向导不时高喊雄纠纠气昂昂的口号,并要求大家齐声高呼‘乌拉’。”[8]102苏共这些行将就木的领导人,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统治着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民族最多、问题最复杂的国家,稳定只能是表象,国家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

 

二、增强克格勃的作用,扼杀新思想

勃列日涅夫结束了赫鲁晓夫时期相对宽松的气氛,重新加强思想专制。由于苏联所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远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苏联社会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出质疑,他们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世界发展的现实,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是苏共不能容忍的。同时,民众的不满也在积聚,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对社会存在的不满和异议,苏共采取了强力压制的办法。

1966 年9 月15 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 条作了三项增补: 一是“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二是侮辱国旗和国徽者将受到惩处; 三是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9]23 克格勃采用一整套手段严密监视一切有违上述规定者。如何判定是否诋毁了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不是依据法院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而是依据克格勃提交的报告,克格勃在党和国家中的作用明显加强,成了令苏联人畏惧的机关。1967 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 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 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的“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社会隔离、由这方面的专家精心组织的诬蔑、旨在完全毁坏一个人名誉的密集的指责、打入‘精神病院’、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等。不消说同样使用了逮捕和审判,但毕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4]316 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后,苏联国内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勃列日涅夫要求“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10]1261977 年苏联宪法还强化了党的机关的作用,结果,苏共“完全实现了苏联上层集团独自地、不受监督地对苏联公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要求,同时对所有人都看到的各种矛盾置之不理。”[11]176 1967 年7月,针对“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该局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限: 一、组织揭露和研究可能被敌人用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 二、揭露和镇压反苏、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分子的敌对活动,以及预防群众性无序现象; 三、研究并侦察敌人、国外反苏移民和民族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心; 四、在苏联外国留学生中开展反侦察工作,监控根据苏联文化部和创作组织协议来苏联的外国代表团和组织。[12]713 该局成立时有6 个处,到1982 年扩大到14 个处,克格勃已经渗透到了苏联社会肌体的各个环节。1967-1975 年,有1583 人因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13]88 安德罗波夫把“反苏宣传和鼓动罪”看成是特别危险的国家犯罪,维护政权的利益被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上。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成了克格勃的一项主要工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的作用明显加强。克格勃领导的政治地位加强了,1967 年,安德罗波夫接替谢米怡斯内伊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主席,并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 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贝利亚被消除以来克格勃主席首次进入政治局,三位克格勃副主席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与此同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州和市的克格勃机构领导人也都进入了同级党的机关。1978 年克格勃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升格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巴伦所说: “克格勃的活动,与其说是为着苏维埃国家,倒不如说是为了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统治党的少数人集团。克格勃是党的统治者们强行达到目的时的剑,同时,又是他们免遭反击的盾。从过去到现在( 按: 指勃列日涅夫时期) ,党的少数统治者们完全依赖克格勃提供力量和保护,因而使克格勃具备了作为一个秘密组织所少有的许多特征。正因为保持权力全靠克格勃,所以苏联领导人才把任何一个组织从未得到过的资金、任务和权限集中赋予它。”[14]14“党和克格勃之间的关系已经密切到了如此程度,就如同同一物体的两面。”[15]155-156正是因为克格勃全面介入国内政治生活,使其成了最不受民众欢迎的机关,在改革年代遭到了严厉批评。

勃列日涅夫为斯大林树起了塑像,他不能容忍对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揭露,重新掩盖历史错误,美化斯大林。在1966 年11 月10 日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委员们大谈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批评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赞赏《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反对“篡改”历史,他对1962 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怒。他说: “至今为止确实谁也没有站出来从党的立场出发批评伊凡·杰尼索维奇( 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者注)这一本书,批评西蒙诺夫的某些观点,批评在我国出版的、包含严重错误的大量回忆录。”[10]117-118波德戈尔内也迎和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说: “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我们争辩了多少次,读了多少次,而他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 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于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也是正确的。”[10]121此后,揭露斯大林时期社会黑暗面的作品不能在苏联出版了,1969 年11 月4 日,索尔仁尼琴被梁赞州作家协会开除,索尔仁尼琴并不屈服,继续自己的创作并把作品拿到国外出版,1974 年2 月他被剥夺苏联国籍并被驱逐出国。在这种高压气氛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成为不可能。一些要求重新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研究工业化问题、重新阅读马列著作、重新审视苏联历史的学者受到冲击。克格勃对妨碍苏共意识形态纯洁者进行监控,1967 -1970 年受监控的人达58298人,1971-1974 年被监控的人有63108 人。[16]2161969年4 月29 日,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提交了扩大专门精神病治疗医院数量的报告,并赋予其“保卫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作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据此通过了专门的决议。

滥用精神治疗手段惩治持不同观点的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突出特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政治案件中广泛利用精神病学,令人发指。1977 年据两位西方学者的统计,“在这一年,至少365 个心智健全的人由于政治原因被定为疯子受到治疗,而且肯定不止几百人。”[17]600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共有专门精神病治疗医院3 家,从1967 年到1974 年,短短7 年时间,增加到了11 家,截至1982 年,达30家之多。[18]188-189滥用精神病疗法成为20 世纪70 年代苏联镇压政治异见者的万能工具,一旦某人被确定为精神病人,那么他只有在写下承认自己“患病”、进行过“违法活动”的书面材料后,才有可能被承认治愈出院,这种治愈诊断并不是由精神科医生作出的,而是由克格勃机构作出的。对于有世界性影响的萨哈罗夫院士,1980 年1 月3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剥夺其院士称号并将其逐出莫斯科,流放到对外国人不开放的高尔基市。苏共的高压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到80 年代初,“由于500 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一时群龙无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趋势。”[19]988但这种压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旦体制放松,其反弹的力度更大。

 

三、提高军警的地位,压制民众的不满

1966 年7 月2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对流氓行为加强管理的条例》,实际上把许多民众不满当局的事件都归入了流氓行为之列。为了快速处理各地出现的这种不满行为,条例决定缩短对轻微流氓案件的材料审查期限,扩大警察局采用罚款等措施的权限,警察的作用明显增强,警察局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负主要责任。苏联政府于1966 年7 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苏联内务部,起初称社会治安部,1968 年11 月恢复内务部的旧称,原来分散到各加盟共和国的警察指挥权重新收归联盟中央。

这一措施实施后,1967 年上半年和1966 年下半年相比,刑事流氓案件下降了20. 2% ,轻微流氓案件下降了24. 1%。为了预防在一些大城市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不良影响,1966 年8 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特别政府令,加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州的身份证管理制度。如果某人的身份记录上有参加过宗教聚会活动、游行活动和其他的触犯法律规定的活动以及参加过扰乱社会治安的街区聚会游行活动记录的,进入上述地区时将受到限制。

由于1962 年苏共动用军队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有7 人被处死,多人被处以严重刑罚。这一做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起到威慑作用,这一时期没再发生像新切尔卡斯克那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事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规模群众性不满骚乱事件共有9 次,相当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在这9 次事件中有7 次发生在1966 年到1968 年之间。比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规模群众不满事件,勃列日涅夫时期爆发的群众不满事件少于赫鲁晓夫时期( 1957-1964 年赫鲁晓夫时期共发生了11起) ,赫鲁晓夫时期处理群众不满事件更多的是使用武力( 11 起事件中有8 起使用武力平息) ,勃列日涅夫时期处理群众不满事件的方式更温和些,9 起事件中只有3 起是用武力平息的,共造成了264 人死亡和71 人受伤。[20]518

警察的粗暴执法,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1967 年5-6 月间,在哈萨克斯坦的齐姆肯特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首府伏龙芝( 现在的比什凯克) 爆发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最大的群众性不满事件。在伏龙芝,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市警察局和两个区警察分局。在齐姆肯特,示威者围攻了市警察局办公大楼、州里的其他社会治安管理机关和侦察监管机构。事件的起因源于齐姆肯特的警察局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打死了司机奥斯特罗乌霍夫,在伏龙芝同样是因为士兵伊斯梅洛夫被警察殴打致死。1000 多人参加了齐姆肯特事件,在事件平息过程中使用了武力,造成了7 人死亡,50 人受伤,最后有47 人被判刑。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军事力量发展最强的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军人和军工企业领导人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勃列日涅夫停止了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裁军,扩大了苏军的规模,到1971 年苏军已经达到337. 5 万人。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在1976 年3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五大上,有21 名将领当选为中央委员,10 名将领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有55%的人曾在军队或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部门工作过,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都曾长期领导军事工业,军队的上层人物都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国防部长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的副部长、各兵种的司令员、各主要军区的司令员等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领导人与他们紧密配合,对国家的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他们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积极推动苏联扩军备战。正是由于他们的强势,苏共提出的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完全成了一纸空文。与国防和军事工业繁荣相比,苏联的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民众购物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

对于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国家发展的状况,最高领导人无动于衷。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可见一斑。在1980 年1 月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过去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告说,过去一年政治局召开了47 次会议,研究了450 个问题,通过了4000 份决议,其中有关党组织问题的14 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 个,军事和国防工作的227 个,工业和交通的159个,外交和外贸的1845 个,国民经济计划的11 个,干部问题的330 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 个……没有人感到不安和担心,当时正在进行阿富汗战争。契尔年科强调中央全会是高度团结的,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安德罗波夫发言说: “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 “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契尔年科接着报告说,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 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 “不只是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也完全是团结一致的”。[13]35-36勃列日涅夫看重的是党内的团结和对其地位的认同,他以为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队伍,苏共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四、利用石油美元改善民众生活,掩盖体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50 多年了,苏共改善人民生活的许诺并未变成现实,勃列日涅夫时期比前一时期更感到了人民群众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也受到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在制定1966 -1970 年第八个五年计划时,苏共提出: “党把人民的福利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对这项任务给予很大的注意。过去,为了求得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我们不得不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求。现在我们拥有雄厚的生产力,它能够更快地推动那些直接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其他需要的社会生产部门。”[21]59-60计划规定的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接近。计划执行的结果: 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8. 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率为8. 6%,乙类产品增长率为8. 4%。[22]126 两类工业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平衡,这应该是个积极的变化。1970 年通过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整个工业增长47%,其中甲类工业增长46. 3%,乙类工业增长48. 6%,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实现。

这一时期苏联也调整了农业政策,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计划、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对宅旁园地的限制,改变了长期搜刮农民的政策; 从1966年2 月1 日起,在集体农庄推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即由国家担保为庄员月预支劳动报酬,年终结算,并在集体农庄实行退休金、残废优抚金、丧失赡养人优抚金等社会保障制度; 改变了不肯为农业花钱的传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起了积极作用。苏联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65 年为96. 5 卢布,1981 年增至172. 7 卢布,增长79%; 集体农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1965 年为51. 3 卢布,1981 年增至120. 6 卢布,增长140%。[23]31

但苏联不是靠改善经济状况,而是靠出卖原材料来解决民众生活的。1970-1985 年,原料和能源在苏联出口中的比重从15% 上升到53%,在整整10 年的时间里,每年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换来1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4]325 粮食每年都需要进口且逐年增长,甚至因为苏联进口量的增长导致了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暴涨,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1973 年苏联进口粮食占粮食总需求量的13. 2%,1981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1. 4%,1982 年苏联进口了近3000万吨小麦; 为了进口粮食,70 年代苏联花掉了2000多吨黄金。[25]47920 世纪70 年代在苏联的很多地区又出现了60 年代初的现象,肉、牛奶、鸡蛋、水果、蔬菜等全面匮乏,这些东西只有在莫斯科的各个商店里是充足的,出现了全国各地去莫斯科旅游购物的热潮。除粮食外,糖、茶叶、服装、食品加工设备、化工设备等等都需要大量进口,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有些东西的进口量甚至占到了苏联对该类物品需求总量的80% 以上。1980 年苏联进口总额为51. 71亿外汇卢布,折合70 多亿美元; 1981 年苏联外贸赤字为30 亿美元。[26]86-87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1975 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163 亿美元,苏联为865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7098. 7 美元,苏联为3400 美元。[27]8 在世界生产总值中,1980 年美国占21. 5%,苏联占9. 7%;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11360 美元,苏联仅为4550 美元。[28]533

为了消除民族地区的不满,勃列日涅夫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许多实惠。苏联在经济上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实行低水平的“拉平”政策,实际上是用经济利益换取民族地区放弃政治利益。1975 年,俄罗斯联邦可以将在境内征收的营业税42. 3% 留给自己,乌克兰为43. 3%,拉脱维亚为45. 6%,摩尔达维亚为50%,爱沙尼亚为59. 7%,白俄罗斯为68. 2%,阿塞拜疆为69. 1%,格鲁吉亚为88. 5%,亚美尼亚为89. 9%,塔吉克为99. 1%,吉尔吉斯为93. 2%,立陶宛为99. 7%,乌兹别克为99. 8%,哈萨克和土库曼是100%。[29]408 苏联的投资也明显向民族地区倾斜,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地区,1980 年全联盟工业总产值比1965 年增加168%,其中俄罗斯增加了158%,白俄罗斯增加了318%,格鲁吉亚增加了195%,阿塞拜疆增加了204%,立陶宛增加了225%,摩尔达维亚增加了220%,吉尔吉斯增加了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65%。这种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了一些发达地区民族的不满,反而助长了民族意识,加剧了民族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成了“奶牛”,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 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增强了民族间的疏离感,一旦政治高压消失,联盟很难维系。

总之,勃列日涅夫是用传统的政治行政高压手段来维护社会稳定的,这些威慑手段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稳定又是极靠不住的。不满的民众用政治笑话发泄自己的不满。知识分子通过地下出版物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到国外出版自己的作品。工人和农民用消极怠工、偷窃工厂财物、全力经营自留地来解决问题。各级官员用手中的权力努力为自己谋私,甚至掌握一定资源的普通人也是如此,贪污腐败成了苏联社会的普遍现象。有些看不到希望的人用酒精来麻醉自己。苏联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失败的是必然的。

 

注释:

①Партия жаждет спокойстви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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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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