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中国之道与中国思想之创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3 次 更新时间:2014-04-21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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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为此,中国知识人需要改变百余年来纯粹被动的思想消费者姿态,自觉创发中国思想,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表达自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世界,以构造健全的中国现代秩序,改善世界秩序。为此,中国思想者要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和世界主体性自觉,致力于中外之学的双向阐释。

关键词:中国之道 中国思想 世界主体性 中国主体性 中国故事


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整个世界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并期待中国更为积极地对世界承担责任,以改善世界秩序。同时,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秩序构建事业,已近收官阶段。面对这双重艰难任务,中国知识人需要改变百余年来纯粹被动的思想消费者姿态,自觉创发中国思想,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表达自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世界,以构造更为健全的中国现代秩序与世界秩序。然而,中国思想如何创发?


中国思想的前历史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断之后的百余年间,现代中国唯一具有思想意义的知识成果,是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

在今日海内外学术机构中,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视现代新儒学为中国哲学,并以之为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源。由"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现代新儒学,中国人文学者试图在此知识传统中深化、发展。同时,在世界学术场域中获得高度重视的中国人文知识成就,也是新儒家发展起来的哲学体系,及其开放出的思想和知识空间。

这是很奇怪的。在过去百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儒家都不占有主流地位;相反,儒家经常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体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等等,都曾有过风光的时刻。围绕着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知识占据着大学讲坛,充斥学术期刊,更是始终占据公共媒体,在心思变幻无常的青年学生中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些观念之间可能严重对立,你死我活,但又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致地无视儒学,或者激烈地反对儒学。而今,百年过去,这些王者如过眼烟云,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现代新儒学却赢得了历史。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中国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从一开始就缺乏思想的品质,而均呈现为"意识形态"。

就在最近,刘小枫和邓晓芒发生一场论战。两人争论的问题、展开争论的姿态、投入争论时的角色认定,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邓晓芒自称哲学家,言必称康德,号召中国再次启蒙;刘小枫自称哲人,言必称柏拉图,号召中国回到古典。施特劳斯反思现代性,呼吁回到古典。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们听从这个教诲,回到了古典,然而,他们回到了施特劳斯的古典。在这场争论中,邓晓芒指控刘小枫终究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情怀,可刘小枫则深情地诉说着柏拉图的教诲。

这两个人的争论代表着过去百年来中国所谓思想争论的实质:这是他者的争论。争论者只是不同的外来真理在中国的宣传者。他们以为自己是思想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他者思想的传抄者。这些争论只是各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争论,类似于当年日俄为了争夺霸权而在中国的东北摆开战场。刘邓之争同样具有如此性质,而它所引发的反应,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中国人在思想上鹦鹉学舌的状态,以最狗血的方式宣告结束。

身处于现代转型期中,中国当然需要外来思想。然而,现代中国的宣传者把中西之别轻易地转换为古今之变。中国思想被宣告已经死亡,对于当下中国已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中国必须以现代思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个现代思想就是外来的思想。这些外来思想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霸权姿态,所有外来思想的传播者都以霸权的姿态面对中国问题。

这样的霸权姿态让外来思想的传播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丧失了思考的动力。他们不愿意深入中国机理中深思熟虑,而只是以最肤浅的语言宣传自命的真理。外来思想被意识形态化了。所谓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复杂的思想总结成为若干简单的教条,且以之为灵丹妙药;事实上,宣传者相信,这些教条是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宣传者身上,都可以看到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1]:依循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就将进入天堂。

另一方面,思想的霸权姿态决定了其问题之虚无。意识形态宣传者眼里通常没有中国。一种常见的心态是,中国纯然是作为问题存在的。中国就是几乎无可救药、而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以治疗癌症晚期病人。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必认真地发现中国的具体问题;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摧毁既有的中国,从废墟上重建天堂。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错把他人的问题当成中国问题。这多见于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的外来思想,自有其具体的问题意识。宣传者也就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而忽视中国自身的具体问题。

现代中国的思想者即便没有上述宣传意识、霸权姿态,但纯粹以西方思想,也无法有效地回应中国问题,更无法生成回应人类普遍问题的中国思想。这其中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在于文化脉络与语言。

从根本上说,思想是生命自我反思的自然流露。作为自我反思主体的生命,当然是个体的生命,但也是有文化的个体生命。文化构成思想的脉络,思想通过语言表达。所言即所思,思想在语言中展开。在文化脉络中思想,才能捕捉生命之最精微处。运用母语,才能最准确地描述最精微的生命反思。现代中国热衷于传播外来思想的知识人,包括最近30年来热衷于接轨的学人,始终受困于文化和语言的铁笼。面对中国,他们始终是雾里看花;面对自身的生命,他们也始终是隔靴搔痒。他们只能从知识的层面上看待外来思想,并以知识为价值。由此,他们不能深入生命之精微处,而只能在肤浅中打转。他们只能宣传意识形态,介绍知识,而无法创造思想。

现代新儒学思想恰恰避免了上述困境。新儒学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展开的,旨在在开放的世界中,在中国脉络中,以中国思想,回应中国问题。由此,现代新儒学才能立定中国主体性,借助西学资源,发现和切入中国真问题,思考其精微处,并以细密的中国语言表达。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可以说,从现代新儒学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即,至少从康有为会通中西之时起,扎根于儒家的现代中国思想已经生长。 在1940年代以及后来的港台,现代新儒学取得重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以西方式哲学体系构造的方式会通中西之学,让儒家思想得以进入西方学术体系中。

1980 年代之后,现代新儒学回流大陆,滋润久已干枯的大陆思想、学术界。不过,由于20世纪中期的文明断裂,大陆学人已没有能力接着新儒家讲。因此,新儒家在大陆并没有发展出多少思想成果。不过,大陆儒者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走出另外一条思想创发之路,包括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因应于中国秩序之构建,大陆儒家转而重视治道的探索。

这个创新,显示了中国思想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今日中国处境,与现代新儒学发生的民国时代和港台地区相比,已有巨大变化。要害是,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凡是在中国独立思考的人们,不能不转换立场、视野。这是中国思想创发之前提。


世界主体性意识与中国思想

今日中国之处境和问题,显然不同于100年前现代新儒学诞生之时。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具有深厚文明传统,又因此文明传统而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的特征就是久、美、大。久则难免穷,穷则必思变。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大变:儒家诞生前,有殷周之变;儒家诞生后,有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100多年前,中国开始另一场大变。而这次大变与前几次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中国不能不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而它们不同于以前的戎狄蛮夷,它们在国家组织技术和物质技术方面是领先于中国的。于是乎,中国一直在追赶,这就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各家各派共享这个主题。

经过百年追赶,今天,中国处在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中,而有三个事实,催生了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三个问题:

事实1: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中国人富裕了,国家强大了。这就是世人瞩目的"中国故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1:中国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事实2:因为中国故事,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才刚刚开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2:中国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事实3:与此同时,中国各个领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在改革,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改革,以完成现代转型。转型的目标是形成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3:中国的现代优良治理秩序是什么样的?

这三个事实、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是如何成功的,探讨现在的中国需要做什么,想象中国发挥更为重要之作用的人类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应当面对的"中国问题"。概言之,中国思想者需要构想一个普遍的优良秩序之道,它可以连贯地解释中国的过去、阐明现在、想象未来,这包括中国身在其中的人类的未来。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思想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全球思想界的最大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说,事实2、问题2至关重要。中国始终在世界中,现代中国思想也始终对外部世界相当开放。然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与百余年前,甚至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多年间,中国精英基本上是小学生心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欧美现代价值与制度。比如,中国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向来是单向的:以形成于欧美的普适价值指导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

现代新儒学的限度,也正在此。整体上,现代新儒学是以追赶者的心态自处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种种文明架构是更为现代的、成熟的、完整的,也就自然构成了中国文明现代演进之方向。他们据此重新设定儒家思想构造的方向,由此牟宗三先生有"良知坎陷说",也即,由中国固有的心性坎陷出中国自身没有的西式民主制度。

凡此种种中国思想,程度不等地缺乏"世界的主体性意识",现代新儒学部分地具有,但不完整。本来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明被普遍认定一直在世界之外,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主体组成部分,中国也就不具有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相反,中国必须等待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和制度的拯救。20世纪整个思想界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世界,中国怎样努力才能避免失败,不被"开除球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成为正常国家,具有世界属性。

如此中国思想,自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属性。十分诡异的是,尽管现代各派思想和意识形态信奉者都清楚,中国身处于开放的世界中,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和知识心态是自我矮化的民族主义,而非堂堂正正的普遍主义。这样的思想品质让中国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效力大打折扣,这包括上面讨论的思想之意识形态化。缺乏普遍性的中国,只能接受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的支配。

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这是相当奇怪的,在西方,自由主义始终强调自身的普遍性,中国的自由主义也特别强调普适价值。然而,这种普适价值其实是西方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设想过中国在世界中的普适性存在,也没有思考过这种可能性。相反,中国被特殊化,西方被普遍化,自由主义决心以西方的普遍性灌注特殊的中国。惟有经过如此文明改造过程,中国才有资格进入世界,具有世界的身份。这是一种"逆向普遍主义"。

这样的自由主义是短视的,据此立场回应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一定是缺乏远见和想象力的,因此而在中国缺乏可行性。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中国要建立现代政体。然而,现代政体是否就是西方现代各国既有政体之翻版?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复制英国或者美国,就可以在中国建立优良治理秩序,就可以让世界秩序变得更加美好?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缺乏世界主体性意识,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生,而丝毫不考虑世界问题。

过去百年的反普遍主义的中国思想倾向,到了这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显然面临更为严重的失灵。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抓住问题的焦点,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回应中国问题。因为,今日中国处境之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已深度地在世界中。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具有世界视野,并由世界反观中国。

为此,今日中国思想必须实现一次视野的根本转换,贯通中国与世界:在中国思考世界,从世界思考中国。中国思想者需要普遍主义胸襟,需要世界主体性意识。此所谓世界主体性意识之本源,在于对于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之自觉。中国精英不能不基于这种自觉,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惟有如此,中国思想才能贯通今天与未来,才能同时解决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在过去100年,世界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世界其他角落的某些激进群体的想法或社会试验,立刻强烈地撼动中国,中国随着外部世界的节奏而变幻莫测。自今日始,这个作用链之方向,必将有所转换: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中国以何种方式构建现代治理秩序,不仅决定中国人的生活,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的走向。

为此,中国思想者不能不从世界命运的高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思想者不能不意识到,中国秩序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中,自然地包含着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至少是重大潜力。世界主体性意识,就是今日中国思想所应具有的视野。没有世界视野的中国思想不仅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


中国主体性意识与中国思想

看起来悖谬、但真实不妄的是,恰恰是世界主体性意识,让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回到中国,而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

这首先是因为,从知识生产的全球格局来看,世界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人的知识和智慧。在过去数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思想充分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整个人类因此而有巨大变化。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这个时候,需要新知识、新智慧。从文明生态的角度看,新知识、新智慧必定主要来自西方以外。

而中国故事已经证明,中国最有可能给世界提供新知识、新智慧。西方思想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富强证成的,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比如在中国精英那里是这么认为的。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精英即诚心服膺西方价值、知识,因为,西方的思想、知识让西方富强了。以同样的逻辑,人们完全可以反向追问:在中国故事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套富有生命力、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和知识体系?

笔者的答案是:是的,中国故事背后是有一套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这就是儒家价值与其提供给中国人的生存智慧。笔者已多次论述指出,中国30多年的巨大发展,其实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从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的组织形态,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支撑经济发展的是儒家价值和知识。[2]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套价值和知识是隐性的,甚至于是非法的。这些价值和知识只是不自觉地呈现于普通中国人的习惯性行为中,而在精英控制的思想、学术领域中不获承认,甚至持续遭到猛烈否弃。

这就是百年中国思想之根本困境所在:思想与生活脱节,知识与文化相反。在传统中国思想中,天理与人欲之间、士君子与庶民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但从来没有脱节:士就是自觉的民,儒家之学就是庶民自觉之学。儒家士君子始终致力于在生活中提撕生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则是在生活之外,与生活脱节,经常自居于生活之上。启蒙派最为典型,而现代中国最时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启蒙主义者。他们试图以外来的价值和知识替换中国人已有的价值、知识,以构建美丽新世界。

这样的中国思想其实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它甚至根本不清楚问题在哪儿。事实上,它经常自己想象和制造问题,比如,启蒙主义者制造了中国人愚昧、落后,中国文化天然适合于专制之类本来就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幻象,并为此而穷尽心力。凡此种种幻象,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启蒙主义者几乎没有建设性地致力于这些真问题的解决。此类中国思想又经常把中国之外的价值和知识当成真理,因此也就不能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任何新价值、新知识。

中国思想的活路何在?在于回到生活。中国思想者必须尊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尊重其生活中的智慧和文化。而这一智慧背后的观念和思想,就是儒家。中国思想的活路在于尊重儒家。

回到生活,回到儒家,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创造主体是普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不是因为阅读了胡适、罗素或者哈耶克、弗里德曼,才自行包产到户、创办私人企业的。相反,他们是基于遥远而亲切的传统而行动的,而他们的价值观也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所谓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文明在一种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下自发生长的故事。

这样的中国故事,也就确定了中国、也就是儒家,在当下中国思想中的地位。针对问题3的思考,也即,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可带来优良秩序,凭空想象是无益而无效的,优良的中国现代秩序只能在中国故事自身的逻辑中合乎情理地延伸。中国故事中合乎情理的制度将被确定,至于中国故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人们将找出更加合乎情理的制度,予以回应。从这个意义上,问题3的解决不是一场乌托邦的新开始,而是中国文明零敲碎打地回应问题的自我演变。

中国思想的价值正在于此。当下中国思想有必要深入中国故事,厘清其内在逻辑,沿着其逻辑,寻找解决最为紧迫而重大的问题的方案。这将让中国故事以一种更为美好的方式延续下去,尤其重要的是扩展开来。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框定条件。

换言之,中国思想必定在作为中国故事之支撑性力量---中国之道中生长、展开。中国之道是连续的,从古到今是连续的,即便再暴烈的文化革命也没有完全切断它,它仍然支持了中国故事。据此完全可以推定,这样的中国之道,从今天到未来也是连续的。这也是中国思想者必须具备的一个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中国思想。据此,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并生成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4:中国文明支撑了中国故事,中国之道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形成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4: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何在?中国之道是什么?

百余年前,中国知识人对中国之道普遍丧失信心,而另行他道。即使在今天,在知识领域中,很少有关于道的知识,也很少有学者具有道的自觉---倒是有太多的人以董仲舒所批评的"易道"为志业。但在"野"的世界中,此道仍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而正是这不自觉的中国之道,支持了中国故事。

中国思想生成的前提,就是知识人从根本上放弃"易道"的雄心。易道则意味着背对中国故事,背对中国。归于道,才有中国思想可言。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思想当回向中国之道。但同时,也应具有世界视野。中国思想就是中国之道在世界视野中的展开。

然则,何为中国之道?中国之道在五经。故今日中国思想当从五经出发。这是当下中国思想不同于现代新儒学之处。与现代中国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不同,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会通中西之学。不过,现代新儒学之中学,主要立足于宋明道学。今天,中国思想需要更进一步。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救亡图存,不是防御性的自我辩护,而是构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秩序。这就需要中国思想者回到中国秩序的源头,以探寻中国秩序之基本原理。

从知识上说,这就需要中国思想者沿着现代新儒学的路径,更进一步上溯,回到五经,在中国思想发生的本源处,体认中国之道。从知识上说,需要接续和发展经学,并接引外部资源,以此思考中国的命运、处境与前路。经学是中国文明的地基结构图,历代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是地上建筑物的设计图。凡此种种,均构成当代中国思想者的出发点,但重点是经学。

如此回向中国之道、立定中国主体性的中国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吗?恰恰不是。回向中国之道,中国思想将恰恰具备普遍主义的品质,因为,中国之道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这一点,自中国文明奠基时就相当明显。比如,西方政治思想所思考之对象多为城邦,中国却从一开始就是天下。儒家思想正具有这种视野,儒家的基本概念其实也正是为了回应无远弗届的天下之治理。价值、思想的品质决定了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之可大、可久,中国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天下。

自19 世纪末一直到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者的根本纠结是,中国是天下,而非国家。面对列强的武力侵凌,缺乏足够资源动员能力的天下体系曾被视为一个问题,中国精英一直致力于将天下中国改造成为中国国家。但今天,当中国开始改变世界,天下主义也许就是中国观念中最为可贵的。中国可以贡献这样的观念予世界,而重新想象一个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

由外及内,具有天下主义指向的中国内部治理秩序,也就必然大大不同于今天欧美示范给中国的现代秩序模板:nation-state。立基于这一理念的诸多制度,在中国的优良秩序构建过程中,也就未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因此,中国秩序是什么,需要中国思想者的制度想象能力,也需要中国政治家的制度创造力。

也就是说,回向中国之道,中国思想者将给予在世界中的中国以一个贯通性理解:它不仅能解释中国文明长期具有的内在生命力,也可解释中国故事;它可以框定中国制度变革的方向和中国秩序的原理,也能给世人展示一种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

双重主体性下的双向阐释

80 年前,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创发之通途: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

中国是一个成熟、且始终保持了连续性的文明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开放的,中国思想者是好学的。但另一方面,以宋儒为代表的中国思想者又具有确定的中国主体性意识,因而能够化佛入儒,儒学因此而成长,中国之道的呈现更为丰富。

当然,身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同时具有明确的世界主体性意识。这样的处境也许有别于宋儒。儒家向来是普遍主义的,但世界则是一个自16世纪之后逐渐生成的实体。今日中国思想者的思想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回应世界问题的能力,因此,中国思想者必须在世界的框架中思考。然而,现代新儒家之外20世纪各种思想流派的失败已经昭示,中国思想者必须立定中国主体性。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和世界主体性意识。归根到底,中国思想者当以中国价值、知识和智慧贡献于人类解决世界问题的事业。

这也就框定了中国思想的基本方法论:中西的双向阐释,不管从价值还是从知识的层面上,均需如此。双重主体性意识必然意味着双向阐释。中国思想者可基于中国经验,丰富基于西方经验的关于优良治理的知识。比如,对于教、对于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提供别样的经验,从而可发展出更为普遍的理论,这个理论可同时解决中国现代秩序构建问题与世界秩序改善问题。

不过,即便在双向阐释中,中国思想者也仍然不能不是中国的。事实上,中国思想者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正在于其中国性。只有这种主体性意识可以给世界带来新知识。这是文化身份和思想禀赋所决定的,个体无法选择。这其实也是思想的全球分工体系所决定的。中国思想者的比较优势显然在于以世界视野阐释中国之道,而不可能在于发展欧美思想。

因此,对今日中国思想者来说,世界主体性意识是视野,中国主体性意识是立场。中国思想者需要的是具有世界主体性视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严重欠缺的,而其关键在于没有中国主体性立场,缺乏中国思想创发之信念。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之道是特殊的,已经死亡了,中国必须承受外来的价值与知识。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己、把中国定位为西方价值、思想的单纯消费者,而放弃了思想创造的责任。

今天,普遍主义的中国思想之成立,要求中国思想者放弃逆向普遍主义,而基于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为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创造性地生产新思想。这就是中国思想之创发。

为此,今日中国思想者需从事两项基础性工作:首先,中国思想范式之自觉。中国古典思想有其思考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此而形成一系列的概念、基础性命题。这些要素构成完整的中国思想范式,并渗透于中国各门知识体系中。晚近百余年来,这套知识体系被弃置,中国思想范式也逐渐被中国知识人遗忘。中国思想之现代创发,不能不唤醒这套思想范式。

其次,重振中文的思想表达力。这与上一点紧密相关。中国思想范式是通过中文表达的,中国的学术语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又由这套思想范式塑造。百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学术语言,基本上是欧化的。以这样的语言,中国人很难发展思想。今日中国思想之创发,当以语言的自觉为前提。以优美高贵的中文思想、学术语言表达普遍主义的思想,这是今日中国思想不能不承担的文化任务。


参考文献:

[1] 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沃格林,张新樟、刘景联译.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姚中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开放时代,2012 (4) .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84—285.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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