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钢: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终极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49 次 更新时间:2014-04-19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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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钢  


1959年8月13日,驻印度楚特芒穆检查站的阿萨姆步枪队派出一支分队,沿达旺通往错那的古栈道向北行进,他们跨过铺设在湍急的娘姆江河上的仲昆桥,进入沙则地域,在一处叫兼则马尼的转经墙上竖起国旗,并挖工事、架帐篷,设立哨卡。

但是,此地此时已不容印度人随意进出。四个月前,发起山南平叛战役的中国军队就进抵错那,为制止康巴叛匪从印占区回窜,山南军分区第二团沿边布防,其一个排就驻扎在距离兼则马尼三公里远的勒村,边境失控的局面终成历史。8月14日,中方人员来到印军营地,向其带队长官和外交特派员做出如下口头警告:沙则和兼则马尼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马上退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方负责。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听门巴民众反映印军介入当地草场争端,也接到过边防部队报称印军不时窜至仲昆桥以北,但像今天这样公然越界设卡却是前所未有的,不能不引起中方的强烈抗议。此后每天,中国边防军都前往兼则马尼,向印军重复同样内容的警告,但印军坚持不退,双方僵持不下。印度人担心中国会采取强制措施把入侵者赶走,紧张万分地注视着形势发展,直到听了尼赫鲁总理在议会的一番讲话后,他们才放下心来,据尼赫鲁说:中国曾出动200人的大部队,把阿萨姆步枪队推了回去,但当印度人表示将进行抵抗后,现在中国人已经撤退,对峙结束了。

兼则马尼事件尚未平息,中印两军又在距兼则马尼以东约180公里的朗久驳火,8月25日,印度朗久哨所首先向中国边界勘察队开枪,中方护卫队回击,造成印兵一死一伤。接连发生的事件,不仅如尼赫鲁所说,拉开了中印关系的新篇章,世界的听闻都为之耸动,美国人幸灾乐祸地认定,这些事“使两国间的敌对正式化和公开化了”,尼赫鲁绥靖北京遭到报应;连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也跑到北京,为此事与中国领导人争吵。这不祥地预示着,中印边界将再无宁日,一种可被称为兼则马尼-朗久综合症的印度病已在滋生。

兼则马尼和朗久事件之所以发生,根源在于麦克马洪线的存在,由于它只是一条粗略标绘在地图上的边界线,从未经过实地勘定,故当中印两国各自试图把它落实到地面上时,就因为不同认知起了冲突。这次尼赫鲁一改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表示愿与中国谈判解决两个地方的归属,但却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接受总的麦克马洪线”,他说:“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解释。”这无异于给中国人又出了一道难题。

麦克马洪线,也叫麦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经英国女皇的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达/赖/喇/嘛的代表伦钦夏扎商定的印藏边界,它被用红线画在两幅比例尺约为5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与二人的换文同时签署,这两幅地图被称为麦克马洪换文附图。此外,西姆拉条约草案中也有一张以红线标示汉藏边界的地图,经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参与签署,比例尺为380万分之一,据说图中红线从云南木里的雅砻江转弯处折向伊索拉希山口,然后与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的麦线走向相同,但中方档案中无此图,只有英国人手里保留了一份孤本。自清末民国以来,西/藏噶厦与中央关系恶化,不管哪党哪派在中国主政,西/藏噶厦一概视为汉人政府,抱定一种诸事自主、不要你管的心态,宁肯与狼为伍、饮鸩止渴,也拒绝与中央合作,因此直到人民解放军进藏,中央政府接管西/藏外交之前,麦线不仅不被内地汉族人民所知,就连一般西/藏高官也不知道,只有达/赖/喇/嘛及少数几个人知情。

1953年秋,当中国和印度即将为解决西/藏悬案举行谈判前,西/藏官员才交出秘藏的麦克马洪换文附图,同时又拿出一张把不丹、锡金和大吉岭都画在西/藏境内的自绘地图,要求中央收复失地,而对于西姆拉条约的相关附图,他们就声言曾失了一把火烧掉了,中央代表张经武不无调侃地说:中央刚收回外交权,西/藏噶厦急着就要收复失地,是“向中央将了一军”。(杨公素著《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243页)中共中央对藏南了解甚少,只知当地存在着一些“部落性傀儡政权”、“情况极为复杂”,1951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察隅,仅奉命停驻于沙马;18军进藏后所到距离藏南最近的地方是隆子宗,连错那宗也被视为敏感地区,未轻率前往;1952年西/藏工委提出进军珞瑜的口号,中央不予批准,指示他们慎重行事(见中央给西藏工委的指示1952年4月1日)。直到西/藏噶厦交出西姆拉会议文件和麦线地图,真相才暴露出来,原来早在四十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擅自做主把自云南到不丹边境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了英国。而现任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态度矛盾暧昧,一方面仍视西姆拉条约为圣条,另方面却又想反悔曾承认麦线,中央政府尊重他,连和缅甸进行边界谈判涉及麦线问题也要征得他同意,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十四世达/赖/喇/嘛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其心思根本不在收复藏南失地上,他主动向印度表白自己是印度之子,还多次说养育了六世达/赖/喇/嘛的达旺是印度领土,既使背上数典忘祖的骂名也在所不惜,应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藏族同胞对门域沦丧尤为痛惜,但他们必须把这笔帐记在达/赖/喇/嘛及其统治集团的名下,这是闹独立的恶果,也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1959年11月3日,毛在杭州刘庄别墅听取了周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汇报,他作了两项重要决策,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其一是呼应尼赫鲁所提双方都不进入朗久,他进而提出双方全线后撤军队,搞一个四十公里宽的“无枪地带”,只保留民政人员,彻底杜绝流血冲突;另据国防大学徐焰将军披露,也是在这次汇报中,毛泽东批准了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以东段换西段的解决方案,有条件地接受麦线为东段边界,条件就是印度须接受西段的中国主张线,既以中国地图所示的传统习惯线为西段边界。不必讳言,所谓以东换西,就是中国接受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的红线,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此前,在1956年10月26日的中缅边界谈判中,中国已经接受以麦线云南段作为中缅北段未定区域的国界线,从而将中缅印三国交界处定位于底富山口以北,等于向印度传达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中国不仅放弃了中印传统习惯线之东端起点,甚至连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瓦弄以南牙比河口的刻石立碑处也不再顾及。中方未重提过去任何一种对尖高山以北未定区域的议界主张,而是以双方默契的方式将麦线云南段当做“习惯边界”,无疑是对缅甸的巨大让步,据中央党史高级研究员石仲泉先生撰文称,周于1956年12月19日在缅甸告诉该国总理吴巴瑞,中国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是要求得边界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周这一句“委曲求全”,道出了中国领导人与邻为善的良苦用心,也真切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南诸国的关系状况。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极尽敌对遏制之能事,而缅甸等小国则乖巧地以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或允许美军设立基地为筹码,借机向中国索取实恵,中国要打破封锁、改善国际环境,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其中,最首要的团结对象就是印度,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迫切期望能拉住印度,务使其不投入美国怀抱,因此中国对缅甸的让步很大程度上正是做给印度看的。对中国而言,与印度友好也符合现实利益,不仅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西/藏问题、朝鲜问题等的讨论中,中国需要得到印度的支持,连进藏解放军的粮秣供应也要经印度进行,甚至劝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都得靠印度发挥强大影响力,可以说,对印关系是仅次于对苏关系的中国外交柱石。故而,在接受麦线云南段为中缅国界后,周就明白宣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印,中缅边界的解决在各方面都是范例。”(《周恩来的卓越奉献》394页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中方在感情上不愿意承认麦线,憎恶地称它是“比西姆拉条约更肮脏、更不能见人的东西”(引自中国致印度照会1959年12月26日),但麦线已被印度继承也是既成事实,中方只能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之,约束军队不越过这条线,同时要求印方也不越过这条线,称之为“维持现状”。用陈毅的话说:“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的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冲突。”为便于进行交涉,中方创意了一个新外交术语,叫做实际控制线,简称实控线或LCA,意指“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所谓维持现状就是“双方各守实际控制线”。有别于传统习惯线,实控线具有现时性,周指明了其1959年11月7日的位置,“它的东段大体上同所谓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也就是说,东段实控线为麦克马洪线加兼则马尼一地,中段实控线为传统习惯线加波林三多等八处地方,西段实控线则是除碟穆绰克以外的传统习惯线。(引自周恩来致尼赫鲁信1962年11月4日)显然,实控线的提法是受了朝鲜停战谈判关于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启发,当时中国就主张以现时“实际接触线”为准划定军事分界线,形成非军事区,而美国则主张以停火实现时的“实际接触线”为准划定军事分界线。但实控线并非“实际接触线”,除极个别地段外,中印两军相距甚远,周这样向印度人解释实控线的定义:“在东段我们承认印度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除个别地段外,西段印度也应该承认中国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98-1976》137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从周的话中可见,实控线实为政治意愿线,它反映了以东换西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现代国际社会虽已广泛接受了这个提法,但一般将之理解为停火线或占领线,这与提出者的原意有微妙差异。

印度人当然愿意在麦线南北建“无枪地带”,这对他们强化在藏南地方的统治和防务有利无害,因此尼赫鲁一面分辩说,阿萨姆步枪队只是民兵或警察,并非正规军,同时也下令刚开到藏南接防的印度陆军,不得进入距麦线两英里的范围,只有那几个已建在麦线上的哨所除外。这自然需要精确标定麦线,否则很容易越界,而在研究了档案资料后,印度人认为,麦克马洪当年勘界的本意是要把边界画在最高分水岭上,这从他写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而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的红线却在兼则马尼和朗久两地离开了分水岭,违背了他自己定下的原则,因此是不完美的,必须加以修改,他们便不顾中国抗议,占住兼则马尼不放。至于朗久,印度人虽然认定它也在麦线之南,但还是撤除了哨所,再未返回,何以会有区别对待?是因为他们査档了解到,麦克马洪本人1914年3月24日曾有换文给达/赖/喇/嘛的代表伦钦夏扎,同意将红线以南的扎日圣山和圣湖留给西/藏,其中明确说:“这两地将被划入西/藏版图,边界线将照此修改。”显而易见,不但朗久,就是比朗久更偏南的地方,都在藏民猴年转山的路径上,即使按照印方尊奉的麦克马洪本意,也应该属于西/藏,印度人没有理由呆在这里。

1960年4月20日,周在中印两国总理会晤中重申了现实主义立场,敦请印方不要误会,中方对藏南并无领土要求,只是要说明一下,此地在历史上曾经属于西/藏。但既便如此苦口婆心,印度人仍苛责周欺骗了尼赫鲁,实际上周对麦线的态度始终如一,他所阐明的以东换西方案,已是一位大国总理最坦率的表态,这一方案充分体现了有予有取、互谅互让的诚意,不仅顺应国际法看重有效管辖胜过看重历史占有的法理精神,也符合中方处理不平等边界条约的一贯原则。历史上中国在帝国主义迫使下曾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概否定之,但在处理具体边界问题时,对这些条约定下的边界线,一般不要求改变,也不提出领土要求,可以同意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勘界,做某些必要的调整后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就将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周恩来年谱》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第673页)对于中印边界,中国总的方针可以归纳为:从实控线谈起,一步到位,一气呵成,一劳永逸,如非印度出人意料地又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中国本可以按中缅边界的范例,在麦线西/藏段的基础上与之划界,只是由于印度得寸进尺,中国才不得不将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以求一揽子全面解决。据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报告显示,美国人虽极力袒护印度,可连他们都认为以东换西是合理的,但这个方案却遭到印度方面断然反对,尼赫鲁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在他说来,只得到藏南是不够的,还要得到阿克赛钦才算公平,简直把中国当作战败国看待。

印度并不认可实控线的提法,在他们说来,麦线不是由“控制”形成的,迄至1959年11月7日止,在长达800多公里的麦线西/藏段上仅只有两三处印军据点,无法连成一条线,他们声称麦线恰好符合传统和地理条件,早在几个世纪前藏印人民间就已形成这条边界,并非麦克马洪首创;至于西段,到1959年11月7日时,印度尚无一个哨所建在阿克赛钦,尽管尼赫鲁说,在这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印度是以不定时巡逻的方式宣示主权,也仅有一两支印军巡逻队沿羌摩臣河谷到过拉那克山口(东经79度32分、北纬34度23分),1958年9月一支印度测量队越萨木崇岭抵达新藏公路的哈吉栏杆,旋被中国军队逮捕,这是印度人向东到达的最远点。本来阿克赛钦与印度无干,且不说此地历来归新疆管辖,印度人引为依据的1842年西/藏与拉达克签订的协定压根管不到这一段,即使按照保存在伦敦的西姆拉条约附图,阿克赛钦也被画入西/藏,看过地图的英国蓝姆教授可以证明此点。印度人从英国拷回了所有边界地图,对此理应是清楚的,可在这里他们却不提麦克马洪的红线了,或许当真没看到,而是翻出了英国人只在内部议论过的约翰逊-阿尔达线当做中印西段边界,将阿克赛钦囊括其内。尼赫鲁致信周说:“你所谓实际控制线不是一条线,而是1957年以来中国部队用武力片面地改变边界现状,在印度领土拉达克逐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阵地。”印度外交部更大胆推断:“中国是在约莫1957年的某个时候偷偷进入无人居住的阿克赛钦地区的。”(引自印度致中国照会1962年8月22日)这种胡言乱语令中国人哭笑不得。

周与尼赫鲁在新德里会谈后会见记者,发表了中印之间已取得六个共同点的看法,话音方落就被尼赫鲁全部否定,照他的说法,双方一丝一毫共同点也没有,两国总理会谈完全失败,唯一可称为成果的是,二人同意由外交官员继续会晤,审查核对地图和其它证据资料。为此,1960年6月起中印两国外交部开始在北京交换地图,中方出示了1960版中国西南边疆图,比例尺为500万分之一,以说明传统习惯线和实控线的位置,熟料此举激起轩然大波,印方审图后发现,这张新版地图与周1959年12月来信中认可的1956版中国全图所标记的西段边界有很大差异,在阿克赛钦和班公湖方向,前者比后者向西推了十至数十英里,将数千平方英里印度土划入中国境内。实际上,1956、1960两版中国地图都是小比例尺图,只能大致反映边界走向,不可能精确算出有多少面积差异,且中印边界从未进行过勘定,地图有差异不足为奇,相比之下,印度人自己错的更加离谱,尼赫鲁1946年出版《印度的发现》一书,就将中印边界东段标画在喜马拉雅山麓,与中国地图相同,那时他还不知道有麦线这回事,即使该书1951年再版时仍未改变,而此时他已在宣称麦线是约定俗成的边界了。中国人厚道,并未揪住尼赫鲁索还九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印度人却把周的话当把柄,喋喋不休、大做文章。

1961年9月,印军发现了设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天文点哨所,遂抗议中国越过1956版中国地图所示边界,侵入印度领土,实际上中国和田军分区第二团早在十年前就到了奇普恰普河下游巡逻,并在天文点地区设立了季节哨,1959年改设永久哨所,印度人多年后才好像发现新大陆,不仅是少见多怪,也正说明他们对阿克赛钦从未控制过。印度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却离奇地把天文点哨所的坐标错报了两个纬度,这等于说中国军队已深远侵入拉达克,无异于火上浇油,立刻在印度媒体上引起一阵喧嚣。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召集高层会议,制定了“前进政策”,要印军从几个主要方向穿越1960版中国地图所示的实控线向阿克赛钦推进,以弄清中国实际控制的确切区域,并在中国哨所的间隙地带设立印度哨所。“前进政策”的出台恰与毛提出“无枪地带”时隔两年,这意味着其间中国一切和平努力都付之流水,它随即引发两国部队在天文点、班公湖、斯潘古尔湖等地的对峙,尤其在加勒万河,印军爬过加南大坂,插到中国军队的后方建立了据点,当中方提出警告时,印度人竟说,印军哨所距离周总理认可的1956版中国地图所示边界还差“约28英里”,是深处于印度境内的。此时很多中国领导人感到印度欺人太甚,力主反击,都被毛阻止,他说:“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我是死也不要打的”。(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1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他就是要让印度多行不义,忍耐到一定的时候再和它算账,遂提出“长期武装共处”的策略,要与印军对峙下去。

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后,印度政府意犹未尽,又在东段提出一个昂卡尔行动计划,废除了不准印军进入麦线两英里范围的禁令,而要他们沿着麦线大建哨所,以实现全面控制。命令被下达给印军第四师,要他们限期完成。到了1962年6月,印军已建成了昂卡尔计划规定的35个哨所中的24个,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看来有些得意忘形,他自作主张决定超出昂卡尔计划,越过麦线,到克节朗河谷设立一个哨所,后来此举直接导致中印开战,普拉沙德的历史作用也就形同九一八事变中的板垣征四郎。普拉沙德派他的侄子率一支小分队,先开到距兼则马尼不远的扯冬设了哨所,又渡过克节朗河爬上北边的塔格拉山口,这是印军第二次到达塔格拉山口,1959年夏季曾有一支印度测绘小组到过这里,并插上了一块界牌。这次印军小分队在塔格拉山口窥望一气,看到勒村一片宁静,以为中国人都撤走了,普拉沙德接报后喜出望外,立即向上级请示,要把哨所前推到塔格拉山口去。可是让普拉沙德着急的是,政府方面虽然追认了扯冬哨所,但对设立塔格拉山口哨所一事就不置可否,久未回复。直到1962年8月,有报告称中国军队已开回勒村,并在塔格拉山北侧集结了团级规模的部队,普拉沙德才或许意识到,今生再无机会爬上塔格拉山口了,留在那里的印度国旗和界牌也势必会被弃如敝履,他懊恼地说:“我们失去了在塔格拉山脊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中国人的机会。”(《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20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印军在克节朗河设哨,印度政府竟予以批准,这让中国方面感到困惑,因为印度曾在1959年9月10日的照会中保证不改变兼则马尼地区的状况,“以待进一步讨论” ,现在岂非故意毁弃承诺?且根据麦克马洪换文附图,麦线西端起点是在东经91度39.7分、北纬27度44.6分,以直线向东而去,无论兼则马尼,还是扯冬、塔格拉山口都在该线之北;缴获的印军地图就是这样画的;参加1960年谈判的印度外交官也说,边界位于马山口(东经91度40分、北纬27度57分)以南13英里处,与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相同;就连美国人都看出“印度把军队派往麦克马洪线稍北的位置”,(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第八册132页)印度人有什么根据又一口咬定正确的麦线是沿塔格拉山脊走向的?普拉沙德以武夫的简单头脑给出一个猜想:当年贝利中校在西/藏做无护照之旅走到这个地方时,一定是被美丽的门巴姑娘迷住了,昏头昏脑把麦线错画到南边的哈东山口去了。而尼赫鲁和他的高级文官们则要精明些,他们这样答复中方:英国人当年测量水平不高,因此麦克马洪换文附图中的坐标错误比比皆是,中方应该是清楚的,不该“死抠这些地图和地图上的坐标”,印度已经从中缅边界谈判的实例中获知“中国政府自己也在1960年同缅甸签订的条约第48条中承认过这一点”。(引自尼赫鲁致周恩来备忘录1962年11月14日)

印度步步进逼,中国也就针锋相对地实行“武装共处”。1962年9月8日,山南军分区第二团三连翻越塔格拉山口,沿陡峭的山坡下到郁郁葱葱的克节朗河谷,就在印军扯冬哨所的对面驻扎下来,这一举措令入侵印军惊慌失措,急报新德里,夸大说遭600解放军包围,危在旦夕。这个消息又让德里一片哗然,印度外交部抗议中国“企图利用这些地图上有利于它的荒唐要求的不准确坐标来支持它最近的侵略”。9月8日这一天成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形势急转直下,印方拒绝了中方紧急会商的建议,尼赫鲁开始考虑使用武力,他说:“1962年9月8日以来发生的事情完全粉碎了任何人本来可能抱有的希望,既按照所有文明政府所遵守的正常国际准则来和平解决印中分歧。”(引自尼赫鲁致周恩来信1962年11月14日)印军统帅部制定里窝那计划,要将克节朗河的中国军队清除出去,为此调动第7旅开入克节朗河。与此同时,毛也在认真思考对印开战的问题,他从9月8日到9月18日整整想了10天,最终下了决心。中国军方准确掌握了印军即将进攻的情报,迅速集中4倍于敌的部队,先于10月10日在克节朗河北岸击退印军试探性进攻,再于10月20日发起总攻,一举全歼陷于绝地的印度第7旅,拉开了中印边界战争的序幕。受到印度人赏识的华裔学者谭中先生贬低解放军采用人海战术,其实他若肯读些中文资料的话就会了解,中印两军的前线总兵力相仿,中国只是高明地在主要方向集中了优势兵力。普拉沙德猜测,中国是因不满达/赖/喇/嘛经兼则马尼逃窜,而印度楚特芒穆检查站庇护了他,才在这个方向惩罚印度,这再次证明了他头脑简单,如果说加勒万河尚属争议地区的话,克节朗河则是无可否认的中国领土,毛泽东选择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打了一场反侵略战争,即使是打响第一枪,也是正义的第一枪。

印度人自我感觉颇好,称印度是文明政府,在对野蛮人作战,可一桩桩事实却可轻易击碎他们的顾影自怜。塔格拉山在麦线之北,本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印度人却反诬中国越过麦线侵略了印度,尼赫鲁竟信口开河地说:“从来没有西/藏当局在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行使过管辖权的记载。”(引自尼赫鲁致周恩来信1962年9月26日)这种行事风格,把中国外交照会中所说的颠倒黑白、贼喊做贼,演绎到了极致。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又从英国人处学到一个“分水岭原则”的名词,便拿到塔格拉山上发挥起来:“印度政府承认麦克马洪协定中关于边界沿最高分水岭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将其管辖范围限制在这条边界以南的地区,而并未根据1914年地图上不准确的坐标来试图将最高分水岭山脊那边的西/藏领土也接管过来。”事实上,塔格拉山脊根本不是分水岭,也谈不上最高,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塔格拉山脊只分隔了克节朗河和勒河这两条汇入娘姆江河的溪流,塔格拉山口虽然比麦线经过的哈东山口高,可正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仅在塔格拉北侧一河之隔就有更高的山峰,再向北30公里处还有海拔6000米以上山脊线,都高于塔格拉山口。毫无疑问,麦线并不是严格建立在分水岭原则下的,沿线从东数到西,就有独龙江、察隅河、雅鲁藏布江、苏班西里河、娘姆江河等六七条河流穿越而过,只能说麦线的炮制是以英国国家战略需要为依归的,可印度人还强词夺理地狡辩说:“分水岭不一定是没有河流穿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 印43页)他们又生造出一个“主要分水岭”的概念,说什么只要能划分两个水系大部分流量即可,这一反科学的说法遭到中国谈判代表的讥讽。1944年英国特使高德曾向西/藏噶厦提议以西山口为界,修改麦线,把达旺留给西/藏,这是因为从地形上看西山口才是将当地主要河流达旺河与一条向东南方向流的河分开的分水岭。印度人在这里表现出浅薄无知和病态的顽固,居然跑到中国境内任意指认分水岭,奢谈文明徒留笑柄。

印度人大略研究了中缅边界议定书,引用其第四十八条为例,批驳中国不顾地形,只注重麦克马洪的地图。事实是,中国极其讨厌麦克马洪的地图,但亦如周所说:麦线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即使想要勘定麦线,也须由双方依据原图共同实施。中缅两国就是经过共同天文测量,发现实测结果与缅英文版地图所标经度不一致,注明在议定书的第四十八条中,而印度人却坚持单方行动,这是他们与缅甸人不可类比之处。吴巴瑞1957年也曾以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的坐标和地形不符为词向周索要云南独龙江流域,其所列举的几条理由与印度人大抵相同,似乎是受过印度人的指点,而中国的态度也很明确,最多只能让步到麦克马洪换文附图的红线,无法再作新的让步,为此不惜使边界谈判拖延下去。吴巴瑞的继任者意识到,英国曾多年迫使中国接受以分水岭为界,“但是中国人不干”,而今的中国政府却是“很愿意地同意了”(引自吴努在中缅边界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缅甸已在事实上占了便宜,毕竟地形是众所周知的,较之于分水岭,伊洛瓦底江各支流才是清晰易辨的地理界线,当然也可以做为中缅国界。退一步讲话,西/藏充其量也只能与英国谈判藏印之间的边界,而在察隅设治和夏瑚南巡后,再让达/赖/喇/嘛的代表为西康和云南划定与外国边界显然是荒诞无稽的。最终,缅甸人明智地选择见好就收,不再对中国做得陇望蜀的纠缠,而印度人却不肯向缅甸人学习,偏要把范例当惯例,把客气当福气,把胡搅蛮缠当本事,一直将中国人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

毛泽东说:“你整了我三年,从1959年开始,1960、1961、1962,四个年头,我才还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1262页)他所说的“整”,是指遭到印度人的算计和侵略,印度国穷力弱,没有资本欺负中国,便发展出以耍阴谋诡计见长的具有印度特色的帝国主义,使中国深受其害。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前就与国际、国内形形色色的政府打过交道,强者如美苏,弱者如亚非民族国家,没有哪个政府像印度这样不识抬举、蛮不讲理。周总理是享誉国际的大外交家,可在粗野无礼的新德里竟激愤的流鼻血,到了加德满都才一字一句地告诉记者:“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很不公正。”随行的陈毅也克制不住大声说:“中国是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引自陈毅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的插话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日)印度在边界战争中惨败,就把怒火撒到中国侨民身上,一班暴徒光天化日下洗劫华侨店铺,印度政府在拉贾斯坦设集中营囚禁驱逐华裔印度人,周指出:“中国在印度的使领馆、银行机构和侨民,甚至遭到即使在两国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的待遇。”这种卑劣行为是任何国际准则都不允许的,如今中国人并不指望印度能忏悔,但印度政府至少欠其华裔公民一个道歉,谭中先生父子虽然幸免于难,希望能在这方面多做做工作。放眼来看,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宽洪大量地对待小国,印度对小国却是吞并、欺凌,中国靠谈判收回澳门,印度却是武力强抢果阿,中国军队在达旺未骚扰伤害一个当地人,印军却在包括藏南在内的东北各邦大肆强奸妇女、屠杀平民数以万计,都形成鲜明对照。难怪毛要把尼赫鲁斥为“半人半鬼”,将其政策斥为“赖皮政策”,在中国人眼里,印度政府不但没有表现出英派绅士的风度,反倒活像泼皮破落户牛二,一头撞进杨志怀里,口中还兀自叫着非暴力。

应该看到,毛所说的三四个年头,只是兼则马尼-朗久综合症发作以来的时间,而印度“整”中国又何止三四个年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开始了。1950年11月1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周递交一份照会,提及印度在西/藏的“某些权利”,称之为“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 ,中方始知,印度人有意继承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藏治外法权、驻兵权、片面商业优惠。问题在于,尽管西/藏噶厦已事实承认印度可以继承这些特权,但检视历史协定发现,这个继承并无法律依据。最初,英国在西/藏取得特权,是通过中英双方于1906、1908年订立的两个协定,这两份协定虽带有不平等色彩,但1908年协定的第五款也特别规定:无论何时,英国只要在中国放弃治外法权,也将审视西/藏情形,“亦即弃其治外法权”。随着中英两国1943年在重庆订立新约(印度代表也忝列其中),英国在西/藏的治外法权也就同其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治外法权一道寿归正寝了,而到1947年10月9日,国民政府又照会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声明1908年协定到期不续、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印度除治外法权以外的其它在藏特权也已一并被取缔。此时,只有尼泊尔,尚可合法维持在藏特权,因为那是经清朝中央驻藏大臣批准的,而印度人所主张的特权,则是虚幻的、非法的,因其所依据的西姆拉条约根本是无效条约。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在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中雄辩地指出:不单西/藏无权订立西姆拉条约,连英国也受到1907年英俄条约的约束,需要承担不经过中国政府为中介就不与西/藏谈判订约的义务。印方对此提不出任何反驳理由,虽然他们擅长辩论之道。

当解放军大举进藏,那个将西/藏变成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之后,印度人仔细盘点英国不光彩的遗产,与中国有关者大端有二,一是在藏特权,二是麦线,对于前者,印度人深知其与反帝反殖的时代精神不符,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也必将与中国国民党人一样,对西姆拉条约持反对态度,印度难以保住所有特权,只得采取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策略,尽量争取保留,而对于后者,印度则务求固守、分毫不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新中国外交事业初创,人员训练和情报搜集工作未及开展,不能有效掌握印度的动态,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议会讲话中说:“从不丹向东的边境已经清楚地由1914年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麦克马洪线划定,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这条边界。”紧接着,印军又于1951年2月7日侵入达旺,粗暴驱逐西/藏官员,这两起重要事件中共中央均未得到报告。尼赫鲁曾坦言,他关于麦线的讲话是有意讲给中方听的,但遗憾的是中方并没听到,以至于不仅中国外交部未适时作出抗议,1951年9月27日周仍对印度大使表示两国没有领土争端,乃至1952年4月1日中央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还说:珞瑜地区存在一条帝国主义设立的“巴里巴拉计划防线”,达旺原属西/藏,“受帝国主义侵占已久”(引自中央给西藏工委的指示1952年4月1日)。殊不知,达旺只是在一年前才被印军占领的,英国人只在纸面上画了一条麦线,印度人却把它变成现实边界线,不止珞瑜,还有门域、下察隅,都已沦为印度的一部分。可以断言,帝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英国人远去,仍在次大陆徘徊,印度的扩张政策青胜于篮。

一位印度学者写到:“共产党中国对达旺问题不动声色地默认,使印度政府有可能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建立起印度自己的控制而不致遭到北京任何反对,这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大不相同,后者在印度侵入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上曾多次提出抗议照会。”其实,国民党直到逃离大陆也不知道麦克马洪线。鉴于西/藏噶厦的恶劣态度,甚至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要修一条通过察隅的中印公路,它都悍然拒绝,直接改变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不能企望它会向中央报告实情,国民政府只好施行秘密调查,除多次派人进入西康省下察隅地区外,还曾于1938年派欧阳无畏进入达旺,从而听闻了西/藏噶厦将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的讯息,但始终无法得到证实,只发现大部分地区仍在西/藏掌控中。自1946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向英印提起交涉,特别针对英军侵略下察隅之事,而对于英军侵入门域则未置一词。1949年11月18日,南京派往德里的大使罗家伦最后一次照会印方,也仅只声明否认西姆拉条约,并未提及麦线。大陆政权更迭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从西/藏噶厦处获得一些资料,却都是很不详实的,直到平息叛乱的1959年,始由中央边界工作委员会组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突击对中印边界资料进行整理、翻译、汇编,才全面了解边界状况。这一时期的情形可以概括为:一是西/藏地方政府作梗,二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在内政尚未就绪前,中央腾不出手来经略边境,三是要顾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就说:“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待时机成熟。” 印度指责中国先是默认,后又反悔,违犯了国际法,实则正如中国谈判代表所说的那样,中方在弄清楚边界状况之前,不愿意情绪激动的提起抗议,这并非什么默认,而是为了照顾两国关系。相同的例子可见钓鱼岛问题,在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中,周也曾对日本人说搁置争议,这绝不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已经默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任何国际法也不能否认,一国有权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谈判领土问题。

1950年的中印建交谈判、1954年的中印解决悬案谈判都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机会,但双方均未提及相关问题。印度人认为领土不容谈判,尼赫鲁亲自决定不提出边界问题,中国方面曾有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建议,须要对麦线问题表态,以免“正中印方之计”,(引自张经武给外交部的电报1953年10月21日)西/藏的噶伦饶噶厦也建议,要提一提麦线问题,但是中央最后决定不提,先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1954年的中印谈判中,尽管印度的特权法理上己不复存在,中方还是耐心地与之协商取消,对于英国早年入侵西/藏时建在亚东等地的12所破旧驿站,中方支付给印方36万8千卢比赎买下来,又同意增加十几处地方供印度商人进来交易,给印度香客提供便利,说得上仁至义尽,可印度却处心积虑地要使中国上当吃亏。中国人把谈判中所论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得无比崇高,想不到印度人竟把它当作捆住中国的锁链。五项原则中有一条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印度人就说,中国既已签约,就是接受了印度有关中印边界早已划定的主张,否则“尊重”二字就无从谈起。中印协定签署后,尼赫鲁马上下令印度测量局,把东段的麦线和西段的约翰逊-阿尔达线都标记成已定界画在新版地图上,硬要中国尊重。当印度外交官在后来的交涉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自己的领土主张时,中国人只能惊讶于印度人的投机取巧和自以为是。

1954年协定规定开放边界中段六个山口供两国旅客来往通行,其中的什不奇山口和尼提山口属中国境内山口,本不需印度同意,但经印方代表异议后,中方第五次让步,将这两个山口载入协定,结果此事又被印度人偏执地扩大到领土问题上去了,他们说,既然章汉夫副部长同意将什不奇山口、尼提山口与其他四个边界山口并列,就说明中方已认可什、尼两山口也是边界山口,那么该两山口以南的地方就归印度所有,据此印军就前进至什不奇山口设哨,并派兵进驻尼提山口东南的乌热地区。中方抗议说1954年协定只谈通商和交通,不涉及领土归属,可印度人不管这些,那怕能找到一点点借口,他们就霸占住完全是藏民居住的大片西/藏土地。在谈判1954年协定时,印方代表说,商人们希望中国能辟波林三多为贸易市场,可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几经折腾后才将坐标提供出来,却又张冠李戴提供了托林乡波林村的坐标,两地在地图上一南一北,相距二十余公里。在最后的协定文本中,中方指定包括波林三多在内的十个地方为贸易市场,其意思清晰无比:波林三多只有属于中国,才能由中国安排开放,但印度还是出兵把它占领了,他们争辩说,协定中的波林三多与波林村是同一个地方,印军占领的不是波林三多,而是波兰松达。中国代表查阅了英印政府于1889年和1900年发行的地图,发现波林三多与波兰松达才是同一个地方,是英国人后来将波林三多改称为波兰松达,对于这一点尼赫鲁本人不巧也能给予佐证,他在1959年9月26日致周的信中说:“中国总理指控印度侵占了波林三多,也就是尼兰贾德汉地区的一个村,名叫波兰松达。”但是,任凭你铁证如山,印度人也将错就错,硬赖在波林三多不走。就这样,中国在中印边界中段又丢失了两千余平方公里土地,包括九处地方,除两处是英国人侵占的外,其余七处都是被印度人在1954年协定签署后“整”走的。

1956年9月14日,尼赫鲁致周一信,打着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号,专门谈中缅边界交涉的问题,这事他本无置喙的余地,却傲慢地加以干涉,他写到:“基于过去的协定和相当时期以来已为惯例、习惯和传统所接受的在这人稀山多的边境地区的边界和位置,都不应当予以触动和改变。”信中所指明显是麦线云南段,因中缅边界称得上“人稀山多”而又有“过去的协定”的只有这一段,尼赫鲁逼周接受下来,竟恬不知耻地说:“这要求你的具有同情心的首创精神来消除恐惧和不安的情绪。”尼赫鲁为缅甸人义务代言,是基于印度人和缅甸人拥有同样“恐惧和不安的情绪”,这是一种既贪恋强盗抛下的赃物,又害怕失主前来索还的可鄙心理。事实上,缅甸人怕的是丢了南畹租借地,并不惧怕中国,1957年10月10日,在对独龙江流域千余平方公里土地提出无理要求时,缅甸代表竟对周说:取得这块土地对缅甸来说是愉快的,唯需要中国作出“小小的牺牲”,但中国是大国,“因此是可以做这种让步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98-1976》1193页)这里看不出缅甸人有一点感恩畏惧的样子,而是在放肆地愚弄中国,难道大国就有多余领土供小国娱乐?真是岂有此理。吴巴瑞在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加入印度领头的反华大合唱,攻击中国,而当印度制定军队特权法案,铁血镇压与缅甸毗邻各邦及克什米尔的人民自决时,他就缄口不语了,证明缅甸人真心怕的是印度,他们绝不敢要求尼赫鲁做出“牺牲”。印缅合谋,欲将麦线强加给中国,可谓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尼赫鲁还唯恐不能把中国套住,趁周访印之机,他又一连三次用不同方式询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准备承认麦线?并将回答记录在案。1959年9月7日,印度政府以白皮书形式将两国交换文件全部公开,其居心除了要煽动本国的民族狂热情绪外,还要以舆论战损害中国政府的威望,既然印度不留转圜余地,中国也只能以社论和红皮书回应之。

在遭到1962年战争的打击之后,印度又是否收敛了一些呢?回答是否定的。原本中国在主动停火之际已有严正声明:在东段,若印军重返麦线,并越过麦线侵入克节朗河;在中西段,若印军再占乌热和碟穆绰克,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可是印度对此不予理睬,中国军队一撤退完毕,他们就开始新的挑衅,1963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抗议印军再占乌热,6月20日,中方首次发现印军抵达麦线中部的东姆拉山口,并越界侵入西/藏来果桥地区,紧接着于7月4日,又发现印军占领麦线东端之呷林公台地,标志着印军已全面重返麦线。其后,印军又越过麦线重占兼则马尼,回到战争爆发的起点。在战时,碟穆绰克的印军畏惧遭到歼灭,翻越南面山口逃走,1963年夏他们又重新返回,至此中国自卫反击的三个保留条件全部被印度破坏,但是中国再未选择开战。印度始终拒绝妥协,1979年2月14日,邓接见停战以后首位访华的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再提以东段换西段,印度予以拒绝。此后,直到辞去军委主席一职前,邓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印度人表示边界问题要互作让步,东西段一揽子解决,他说:“除了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一揽子解决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邓小平年谱 1975-1997》86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邓的表态说明中方仍信守有条件接受麦线的立场,只要求印方也做出让步,却均未获印度同意。中国两代德高望重领导人通情达理的决断,印度却漫不经心地对待,非要在东段恢复1962年9月8日实控线,西段则要中国单方后撤,荒废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最佳时机,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进入1980年代,在经过二十多年重新武装和扩军,又听取了越南人对中国军队近期作战表现的介绍后,印度自忖已对中国取得军事优势,便开始蠢蠢而动,边界谈判虽然一轮接着一轮,但鲜有进展、步入歧途,实控线上则是危机起伏、险象环生。1986年6月,恢复巡逻的中国山南军分区第二团在克节朗河以东、麦线以北的桑多洛河谷发现印军偷设的观察哨,并与印军巡逻队遭遇,两军剑拔弩张,掘壕据守,形成对峙。兼则马尼-朗久综合症再次发作,印度政府又大叫大嚷说中国侵越了麦线分水岭,随后就火急前调军队,控制了桑多洛河南侧各制高点,又空运第5旅至克节朗河南岸,俨然摆出一付不惜一战的架式。1986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请其传话给印度,不要蚕食中国领土,否则中国将给之以一个教训。这是中国自1965年9月16日因印军侵扰中锡边界而发出最后通牒以来,对印度最严厉的战争警告,印度也不甘示弱,继在西段举行“黄铜平钉”大演习后,又在东段举行“棋盘”大演习,将12个步兵师和数个独立旅投向麦线,计划在空军支援下展开先发制人的攻击,围歼中国部队。1986年12月9日,印度议会又通过议案,将藏南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向中国发出公然挑战,造成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边界危机。此次中国边防部队虽然也越过塔格拉山脊到克节朗河设点,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战场建设滞后,历史欠账过多,增援部队难以及时开到,只得隐忍不发,终使印军蚕食得手,不仅将实控线由1959年11月7日的兼则马尼一点强行恢复至1962年9月8日的克节朗河位置,又推到旺东、无名湖一线,掠去麦线以北中国领土三十多平方公里。1987年实控线基本上就是今日的实控线,与麦线原图相对照,中国有失有得,但总体上失大于得。站在错那勒布沟,举目可见像肿瘤一样处在中国领土上的印军阵地、雷达站、直升机坪,都让血性军人怒不可遏,原因恰如尼赫鲁所说“这里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1996年11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了在实控线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协定,双方同意严格尊重和遵守实控线,同时约定现有实控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由于历史的原因,实控线提法的局限性已显露无遗,尽管中国曾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可直到今天双方对它的认知都从未一致过,客观上难以做到尊重和遵守,印度后来虽接受了这个提法,却将其视为侵占线、实力线,印军渗透蚕食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成了实控线,每次两国高层互访时总要求澄清实控线,却总也澄清不了,这成了咄咄怪事。就在1996年协定签署不到三年时间,中印两军又在东章发生严重对峙,持续长达82天,中国被迫军政动员,向麦线上海拔4700米的地方急造军路、部署部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保持实控线地区安宁成了一个奢望。

要摆脱边界谈判旷日持久、老调重弹的状况,中印两国不能再拘泥于永远无法澄清的实控线,双方的首要任务需简化为:东段以麦克马洪换文附图为依据共同标定印度主张线的位置,西段以1960年版本中国地图为基础共同标定中国主张线的位置,以这两段经过勘定的主张线为清晰的临时边界,消除两军交叉巡逻等人为制造“实控”表像的行为,以利进一步谈判。印度人要记住,相互妥协、各自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必须抛弃从尼赫鲁时就要中国单方让步的幻想,因为中国能做的让步已经一步到位,再无分寸土地可让,如果印度不肯退出中段九处地方和西段的碟穆绰克,就得将东段的达旺还给中国做补偿,否则边界问题解决无望。曾有印军将领提议用核武器消灭进入阿鲁纳恰尔邦的中国军队,需要指出,中国并无武力夺取藏南的计划,但中国也是拥核国家,只要印度胆敢对阿克赛钦下手,中国也可能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因为且坎、天文点、空喀山口这些地方既高且平,极少居民点,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绝佳处所。至于印军宣传的要进军拉萨、北京,还是请印度统帅多多体恤阿三兵的命运,趁早打消这类念头,不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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