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蕊:当前榜样认同的“疏离”困境及提升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5 次 更新时间:2014-03-30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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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蕊  

 

摘要:当前影响榜样认同的突出困境是“疏离”困境。从矛盾论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在于榜样教育内外因素之间形成的突出矛盾,即榜样类型的单一化与社会环境的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榜样形象的超现实性与主体精神需求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榜样生成的行政化与公众意识的主体化之间的矛盾等。要走出“疏离”困境,提升榜样认同,就要化解上述矛盾,要在坚持核心价值观主导、真善美价值标准和公平公正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榜样类型的多样化、榜样形象的人性化以及榜样生成的民主化。

关键词: 榜样认同; “疏离”困境; 提升策略

 

自古以来,榜样教育就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方法,对人们有极好的引导激励作用,同时,榜样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方式,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回顾过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榜样在引领社会风尚、促进时代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视现实,当社会进入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今天,榜样教育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入人心,面临着公众对榜样的疏离以及认同度不高的困境,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探讨,有的侧重于内因,认为榜样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主要原因;有的侧重于外因,认为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是主要因素。本文则试图从矛盾论的视角出发,在内外因素的矛盾关系中探求“疏离”困境产生的根源,并尝试着对榜样认同的提升提出对策。

 

一、当前榜样认同中“疏离”困境的产生及表现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以及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大变革中,我国的社会环境日益开放多元,人们的价值观日益纷繁复杂。针对这些变化,近年来,我们在榜样的精神内涵、生成模式以及推广学习等方面做了一些适应性调整,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诸如“雷锋精神有没有过时”等对榜样教育的质疑和争论却未曾停歇,榜样教育面临着突出的“疏离”困境。

1. 榜样宣传红红火火,榜样学习有些冷清

近年来,全国上下树立的榜样人物很多,有时甚至推出的过多、过频,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比如,从全国范围的“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到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各类“标兵”“模范”评选等。仔细分析,这些榜样的推出、宣传大多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推动,推出宣传时热闹红火,但是宣传一阵过后又会出现“你树你的榜样,我做我的自己”现象,真正发自内心愿意学习榜样、亲近榜样的人不够多。

本课题组在进行教育部课题《当前的“榜样疏离”困境与榜样认同提升路径研究》研究过程中,围绕“榜样认同现状”问题,曾对河南省多个地区的高校大学生、公务员和务工人员等群体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对榜样的了解程度、对榜样事迹的信任度以及榜样学习的动力等维度,共发放问卷2488份,回收问卷2367 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针对社会上经常宣传的榜样事迹,仅有10% 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了解, 67%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一些,2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在榜样事迹的信任度调查方面,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宣传的事迹是真实的,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有些夸大,甚至有12%的人认为太夸张。当被问到“您会为榜样感动吗?”87%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回答。但当被问到“您会学习榜样的精神吗?”给出肯定答复的只有28%,而53%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视情况而定”的模糊回答,也有近两成的被调查者给出了“不会学习”的否定答复。

在榜样学习中还有一种功利化和虚假化的倾向值得我们关注,主要表现为:一些人或者出于自身的道德迷茫、或者出于对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畏惧、或者仅仅为了让自己的道德行为获得肯定和收益,从而采取对社会所宣传榜样的表面认同,在榜样学习中虽有行动参与但并没有心理上的感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榜样学习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了榜样学习的虚假化,而榜样学习的虚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功利主义倾向,造成了榜样学习与认同上的恶性循环。

2. 传统榜样影响减退,新生榜样难以深入人心

从产生的时代背景划分,榜样可以分为传统榜样和新生榜样两种类型。这两种榜样在当下的影响是有一定差异性的,所以课题组对他们进行了区分研究。

问卷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请对您心目中的榜样进行勾选并排序。”结果发现:雷锋、焦裕禄等传统榜样的选中率非常高,而且排序位置靠前,但在回答“雷锋精神是否过时”等问题时,不少被调查者又表现出了徘徊犹疑。这表明,雷锋、焦裕禄等传统榜样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历史影响毋庸置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榜样的时代影响力有所下降。

另外,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时期的新生榜样虽然树立的不少,但真正深入人心的并不多,尤其是受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实用主义、娱乐主义思潮影响,榜样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较明显,这些新生榜样的社会影响和精神传承价值体现得还不够,造成了新旧榜样的共同失效。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进入21 世纪,榜样的力量日渐式微,其一呼百应的时代已不复返。”

可以说,“疏离”困境是当前榜样认同中面临的突出困境,严重制约了榜样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解决疏离困境、提升榜样认同是当前提高榜样教育实效性,发挥榜样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中重要作用的根本出路。

 

二、榜样认同中“疏离”困境产生的矛盾论根源

“榜样疏离”困境的产生与榜样教育内部的缺陷紧密相关,也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不可分割。从矛盾论的视角出发,正是榜样教育的内在缺陷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突出矛盾造成了这种困境,弱化了榜样教育的效力。

1. 榜样类型的单一化与社会环境的多元化之间的矛盾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榜样教育的历史梳理我们会发现,党历来重视通过榜样来教育社会民众、凝聚团结人心、引领时代发展,各个时期都结合不同的时代主题、历史任务和执政需要,树立了一大批榜样形象。如新中国成立前战火硝烟中江姐、董存瑞、刘胡兰等“舍生忘死”的英雄榜样,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公而忘私”的建设榜样,改革开放进程中张海迪、陈景润、孔繁森、李素丽等一大批无私奉献、勇于探索的榜样形象等。需要指出的是:榜样数量众多并不等于类型多样。我党各个时期树立的榜样形象看似丰富,但基本上全是“以道德为标尺、以行政为主导”的模式,“有利不上、有情不顾、有家不回、有病不看”可以鲜明地概括出传统榜样的这种“单一模式化”的突出特征。这种单一的榜样模式似乎也能够适应过去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社会环境,不可否认他们也确实曾经起到过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再想用一种榜样形象来凝聚所有人的价值诉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种内外因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 榜样形象的超现实性与主体精神需求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的榜样教育注重社会宏观引导,对微观人性问题关注不够。比如: 较多关注榜样主体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忽视了其物质需要和自然需要;较多关注榜样主体的社会价值,漠视了其自我价值。具体体现是: 在榜样的宣传中,总是把榜样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不问柴米油盐的“圣人”形象;或者把榜样塑造成没有世俗困扰、人情牵绊的“真空人”形象。这种脱离现实的片面夸大,使榜样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失去了群众认同的现实基础。

榜样形象的超现实性与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日益现实的精神需求之间形成了突出的矛盾,造成了人们对这些“高大全”榜样深深的距离感和不愿学也学不来的疏离感,甚至个别榜样还会让公众感到在虚假作秀,从而心生厌烦。即便有些榜样的事迹、精神确实非常感人,但大多数人也只是局限于情感上的感慨认同,听时撒几把热泪,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却不能在行动中真正去践行。

3. 榜样生成的行政化与公众意识的主体化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我国榜样生成的主要渠道都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行政化模式,其突出特点是榜样生成高度依赖行政机制,公众在榜样生成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明显不足。榜样生成的模式主要有:一是主要领导人通过题词等方式亲自提倡学习榜样。如1963 年3 月5 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高潮。二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设立荣誉奖项来表彰先进,为典型涌现搭建平台。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奖项平台。这种行政化模式在过去有一定效果,因为它能适应当时“机械团结”(涂尔干的描述) 、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对行政单位较强的依赖心理。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公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生成并不断增强,传统封闭状态下的简单认同、机械认同、权威认同实现模式已变得不再可能。可以说,在日益主体化的公民意识影响下,公众强烈渴望成为榜样生成的参与主体,行政化的榜样生成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

 

三、走出“疏离”困境、提升榜样认同的路径

既然“疏离”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榜样教育的内部缺陷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那么要解决“疏离”困境、提升榜样认同,就要解决内外因素之间的矛盾。

1. 在坚持核心价值观主导的前提下,以榜样类型的多样化适应社会环境的多元化

在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面化、多层化的今天,我们应顺应时代变迁和人们的精神需求,选树多种类型的榜样。比如:既要有党政群团部门树立的行业标兵、道德楷模,也要有媒体等公共机构评选出的公益模范、感动人物; 既要有净化人心的道德榜样,也要有催人奋发的创业精英;既要有光环笼罩的名人榜样,也要有扎根平凡生活的草根英雄; 既要树立影响全国公众的典型榜样,也要广泛树立影响身边人的同龄榜样、行业模范;等等。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多样化的榜样教育发展趋势已经初步显现,如,除了继续树立各种类型的道德模范外,与当前崇尚成功、娱乐盛行等氛围相吻合,各类行业标兵、商界精英和文体明星等也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近年来各行各业、各领域的草根榜样更是极大丰富了榜样的类型。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不能盲目追求榜样类型的多样化,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元主导的前提下推进榜样类型的多样化。其原因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会形成与其根本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价值体系,它对每个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榜样教育中一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体现在实践操作层面,最突出的要求就是榜样的精神特征一定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关于如何才能做到两者的高度契合,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党性与人民性的衔接问题,而作为其形象载体的榜样,其精神特征也要体现着民族特质和时代精神、中国特色和人类共性、党性要求与人民宗旨的统一,只有这样,榜样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2. 在坚持“真善美”价值标准的前提下,以榜样形象的人性化适应主体精神需求的现实性

现实层面的人应该是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社会需要和自然需要、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体,但在过去我们往往忽略了后者而强调了前者,导致今天人们对于自然本性、物质利益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关注以一个“报复性反弹”的姿态强烈表现出来。

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榜样教育上面,突出表现为人们对超现实榜样形象的本能排斥,而那些既体现着道德光辉又体现着现实人性、既高于常人又出自生活的榜样形象开始为大家所接受和认同。适应这种变化,近几年来,我们在榜样形象的树立上已经注意克服以往“高大全”的完美化倾向,逐渐转向榜样形象的人性回归。以2012年度的“感动中国”人物为例,其中有从事高端研究的院士,有负责一方工作的人民公仆,但更多的则是“小人物”,如:“绑着”母亲去上班的陈斌强、主动捐献器官的花季少女何玥、守护“炕头课堂”14 载的农妇高淑珍、为救学生高位截瘫的女教师张丽莉等,他们身上都有着最朴素的人性光辉。

突出榜样形象的“人性化”并非是对榜样崇高性的解构,恰恰相反,榜样形象的人性回归正是为了捍卫榜样的尊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人性化”并非等同于“庸俗化”,因为榜样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在于他出自生活又有超于常人之处,如果把“人性化”降格为“庸俗化”,那么榜样的崇高将荡然无存。维持榜样崇高性之所在的,就是榜样人物无论如何草根、如何平凡、如何多样,其身上一定会体现着“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因而才能使他们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凡生活中赢得尊重。所以,在追求榜样形象人性化时,必须要坚持“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捍卫榜样形象的崇高性。

3. 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以榜样生成的民主化适应公众意识的主体化

我国传统的行政化榜样生成模式是建立在以往高度计划、高度集中、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公众意识日益多元民主的背景之下,这种模式开始显现出缺陷。为了适应公众意识的主体化,当前榜样的生成也开始突破以往自上而下、“关门自评”的框架,普遍开始强调公众的民主参与,具体表现是各种规模的榜样生成程序中都加入了基层群众推荐、社会公众民意投票等环节。应该说,这些环节的加入,既可以充分尊重民意,把群众真正认可的榜样推选出来,又可以在榜样生成过程中展开宣传,从而拓宽榜样宣传学习的渠道,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在运用这些民意环节时必须谨慎,以免堕入民意“陷阱”。如采用网络票选方式时,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技术安全问题,可能会出现盲目投票、行政拉票甚至是恶意“刷票”现象,这将会严重影响榜样生成的公平公正。因此,主办方应通过完善投票技术平台、严格投票程序、加强技术监督以及合理配置网络票选所占比重等方法来规避上述风险,使民意环节真正体现民意。

提升榜样认同除了要在上述榜样教育的“多样化、人性化、民主化”创新之路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外,由于榜样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双向的影响与互动关系,仅在榜样教育自身方面作出调整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社会外部氛围的营造及机制保障上作出努力。如在氛围营造上,针对当前社会中人们存在的价值观混乱现象,社会要广泛运用和有效占领各种教育和宣传渠道,尤其是有效占领当前的新媒体宣传渠道,营造出一个崇尚光荣、追求真善美的社会氛围;在机制保障上,既要通过激励机制让人人想做榜样、争做榜样,提高榜样对公众的吸引力,同时又要通过约束机制让榜样都能够珍惜荣誉、正确行使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自觉维护榜样的公信度。

总之,榜样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育人手段,其现象是永恒的,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榜样教育的具体模式应该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无论是榜样的类型特点、精神内涵还是榜样的选送生成、推广学习等,都要从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人们的精神现实出发,去寻求最合适、最有效的形态。同时,榜样作为一种外部教育力量,只有当它被主体真心认同并主动追求时、只有当它转化为主体内部的自我教育力量时,其功效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因此,我们对榜样教育的认识应该趋于理性和现实,既不能否认榜样教育的客观作用,也不能夸大其作用。在解决当前榜样认同方面的困境问题时,要从“重拾榜样教育昨日辉煌”的思维转向“发挥榜样教育应有作用”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榜样教育定位,也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发挥榜样教育应有功效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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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州学刊》2014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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