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酝酿再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8 次 更新时间:2003-09-30 0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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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忆宁  

  编者按: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将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列为议程之一,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是,处在关键时刻的中国,将在一些关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上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1年前,当中共中央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构想,并于次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将此构想具体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国内外敏锐的观察家们立即觉察到,在经历了15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程后,中国已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全力构建一种以市场为取向的全新的中国式经济体制。

    

  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的推动下,人们看到,十年来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轮廓已初步浮现在世人面前。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线条粗犷的轮廓。今天我们回望十年来的改革,可以发现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乃至科技革命均出现了许多与十年前迥然不同的新特点。中国的体制改革在进入最为艰巨的攻坚阶段后,伴随攻坚而来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社会心态复杂,而中国的发展也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这一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认清我们所处的环境,理清头绪,摸清体制改革的障碍所在,找到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好完善体制的大文章。

    

    

  第一篇:十年改革的两个“出乎意料”

    

  与25年前中国改革刚起步时缺乏基础、缺乏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进行不同,当我们筹划下一步改革突破,打算进一步完善这十年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积累了与以往有天壤之别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进一步推动改革的经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和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或许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艰巨的一系列难题。

    

  现在就对过去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评价似乎还为时过早,但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难题的梳理,却是我们在确定今后改革与发展方向时所必须的。与以往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不同的是,在谈论过去十年改革的问题上,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外专家的意见惊人的相似,他们用两个“出乎意料”简明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十年的体制改革历程。

    

  改革进展“出乎意料”

    

  在十四大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这些进展是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取得的,因而更让国内外专家们为之怦然心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和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等人士用“超出预期”、“不能想象”、“出乎意料”等词汇来形容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进展,他们认为这种进展在两个方面尤为引人瞩目。

    

  首先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取得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的微观基础。迟福林感慨地说:“十年来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的形成,尤其是民营经济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大大出乎我们当初的意料。”

    

  为什么说是“意料之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主任卢中原用数字予以印证:首先,公司制改造推动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虽然在GDP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效益提高了。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由10.23万户减少到4.68万户,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增加到2388.56亿元;其次,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3以上。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日益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局面形成的意义,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话说,在于“基本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基本形成”。

    

  其次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创造好的基础、好的环境。

    

  王梦奎说:“作为所有制变革的直接产物,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格局的形成,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日趋普遍化,都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迟福林认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无论在价格、其他各种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创造好的基础、好的环境。他认为,我们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环境建设以及市场微观主体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展程度比我十年前的预料要快许多。”他说。

    

  从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方面来看,农产品指令性计划全部取消,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额1.3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工业品指令性计划仅限于5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企业普遍实现自主生产经营;如果说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那就是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证券市价总值超过4.5万亿元,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外汇市场相继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劳动者自主择业,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市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化的流通方式正在兴起。

  

  当然,高尚全认为,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以及市场价格为主的商品市场体系的基本形成,仍旧处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改革难度“出乎意料”

    

  在专家们对改革进程赞誉有加的同时,他们也坦率地指出,有些方面的改革难度之大,也出乎当初的预料。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所造成,总体上看,目前,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还不稳固。以下几个方面改革推进的难度为专家们所关注:

    

  ●政府机构改革。政企分开的话题早在改革初期就被提出,1993年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政企分开和政府的调控作用也在重点考虑之列。迟福林说:这10年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已有不小进展,但还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当市场微观主体初步形成,尤其是民营经济初步形成之后,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职能不到位,在向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的职能仍显薄弱,而在投资方面却“业绩突出”。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与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与改革的深化和环境变化相关的,有些情况的出现,是十年前不可能想到的。比如,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对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职能转换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今年非典突如其来,凸现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明显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协调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机制很不健全。另外,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和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更加迫切。

    

  ●国有企业改革。艰难的国企改革在跋涉数年之后,虽成绩显著,但仍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繁重的任务,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任重道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为什么国有大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垄断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三个方面问题的制约。第一个制约是政企分开和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途径和好的制度安排,政企分开没有取得大的突破;第二个制约是社会负担。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社会负担没有出口,在社会无法全部承接下来时,影响了国企改革的进展;第三个制约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也使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的银行、民航、电信企业未能真正进入充分竞争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些行业内国有经济垄断的局面还没有打破。

    

  ●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突破的三项改革内容之一,正是由于投融资活动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由于政府改革进程缓慢,造成目前投融资活动中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迟福林说,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尽人意?为什么政府行为转变不了?我们这些年搞了8000亿的投资,这些资金到哪里去了?这些投资从短期看是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长远看,如果政府的投资不能获得乘数效应,不能起到杠杆作用,就会产生一系列隐患。

    

  卢中原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动用财政性资金、指令国有企业投资和国有银行贷款等不同方式,频繁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融资活动,往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局部投资过热的直接诱因。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融资领域,仍然欠缺风险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资金流失(包括挪用、侵吞等)和投资效率低下。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非公有经济面对的投资审批过于繁琐,相关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投资服务体系也不完善,制约着国内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在进入90年代后,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胶着状态。这从20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化情况便可略见一斑。专家们认为,农村改革最好时期是8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明显。进入到90年代中期,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较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今天的“三农”问题,比80年代中期问题更加突出。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没有缩小,在一些方面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出乎专家们的预料。十年前,中央就提出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今天回头看,分关系仍未理顺,收入差距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许换个角度思维就会豁然开朗:这不正是缘于我们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吗?正是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深层次问题,才需要在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高尚全认为,总体上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主要地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方面,而在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向新体制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在各个领域进展的不平衡。”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的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好比一项重大建筑工程。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像一个建筑的结构,实践证明这个结构是成功的。当前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体制性的障碍,是体制不衔接造成的障碍,很像是上下水管道还有些不通畅,但决不是框架出现了问题,所以没有必要拆了旧的框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框架之下,精心做好内部装修与上下衔接的疏通。

    

  第二篇:深化改革面临复杂形势

    

  今后10到2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迟福林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未来的三到五年,是中国加入W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是否可以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三是改革已经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未来的改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卢中原分析认为:

    

  首先,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进程中展开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盘根错节。这些变革都具有根本的性质,所涉及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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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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