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里的中国——《中国盒子》读后感
平中要
经历过农历蛇年最后一个节气后，除了交替的霾与风，这个冬天干涸无水，也许这将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干燥的冬天。与此同时，杜君立先生的新作《中国盒子》穿过寒冷，带着炭火的余温摆在了我的书桌上，这薄薄一卷书，在我眼中成为了一道催生春意的风景，虽然，温暖的视域需要在思想中打开花苞和未来的图景。
看着这本书，就有必要梳理一下我与杜先生文章的结缘，那是在三年前，我在网上读到杜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不禁为之倾倒，在我看来，杜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有一种穷尽这一命题的雄心和精彩，在这个博客以及发展到微博的写作时代，对博客写作如此精耕细作的写作者屈指可数，而杜先生勤奋与他如艺术家般对待作品的精益求精成为正比，对于阅读过杜先生博客文章的读者，我所言有目共睹，而一旦将杜先生的文章放置在这个风声大作的年代观察，不得不说，杜先生的文章足以令一干“写作明星”黯淡无光。
2013年，杜先生的两册《历史的细节》成为历史乃至文化类图书市场中的宠儿，不仅在收获广大读者的口碑同时，也在掀动一场涤荡汉语思想的蝴蝶效应。对于杜先生的两册《历史的细节》，我的细微感受已经汇聚成文。在这篇小文中就不再赘言，只是想就这本《中国盒子》表达一些私人感想。
说来有趣，在这本《中国盒子》中收录的文章，是我最先接触到的杜先生的作品（对我而言《历史的细节》倒是之前未曾目睹过的作品），在这些文章中，我重温初读杜先生时的感动和锋利，并寻迹与曾经渴望在血性和咆哮中打开身体的自己相遇。而我的期待是徒劳的，就像目睹自己思想与读写的流变；而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涉及当下中国出版以及表达途径的问题外，《中国盒子》也许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杜先生文章的精神，即使我自知这种被现实打过折扣的文章难以保持其完整的思想辐射，而《中国盒子》依然在文化随笔类的诸多书籍中成为当下汉语写作的标杆和风旗。
对于收录在这部新作中的文章而言，虽然仅仅是管中窥豹杜先生文章的庞大矩阵，但是，我以为还是粗略勾勒出，杜先生关注与思考的向度，就像书名《中国盒子》一样，这部新作是杜先生对一系列“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回答，而对于同样生活在当下的国人来说，同样的问题被给予我们，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领，也许，也包含在了“中国问题”的谱系之中。
“中国问题”是怎样被给予我们的，而我们又是如何感知并应对这些问题的？
在我看来，“中国问题”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化的问题，而对于一个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的社会，那些漫长的历史，仍然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夹持我们的精神与灵魂。对于那些活着并不感觉痛苦的人们而言，恐怕难以让其相信抽象问题的存在。这其中，一部分人是凭借优质资源置身于中国问题——甚至中国——之外；而大部分人则是连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存在的条件也被无声剥夺。而这种先天的虢夺，则是我们祖先在漫长时空中的普遍状态。
中国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进入现代化的阶段，这种意外自有其中的得失，而这其中的一得，也许就是让一部分草根拥有了认识自己生不自由这一事实的可能。如果把这种“认识你自己”的努力称之为启蒙，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时开始的。而中国的启蒙运动除了有屡屡被外力干预的特点外，中国的启蒙一直处在进行时态。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所有事实上的现代化方案，都没有让汉语大陆成功进入现代化的道路。而对于那些理论上的现代化方案，除了在国家层面上未获得权力的首肯，实际上，对于各种千差万别的现代化方案，又从来没有达成任何一种在实践上有效的共识。这里牵扯另外一个问题，即：一种现代化方案若要成为可能，是否只有获得国家层面上的“合法性”？或者说，是否需要取得权力的同意才可以？而事实上，除非我们否认当下仍旧处于一种现代化方案的实践中，那么，我们现在的现代化方案本身就是经过权力认可的现代化方案。而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目前的方案，是否是大多数人认可的方案？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我们，是否认同这一方案？当下权力认可并实践的现代化方案，仍旧面临一个共识的问题。
而如果离开国家层面的观照，把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方案是指一种“整全性”方案，而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置于个人的视野中，那么，以个体经验和认知的有限性来说，我们难以经验地理解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同样，我们难以对一种方案给予“整全性”地回应。换句话说，除非对于任何一种方案的所有回应都获得公开性地讨论，而这种局面实际上又回到了关于“共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现实中的情况是，我们既缺乏一种“共识”形成的客观条件（当然，这也可视作是现代化目标的一部分），也缺乏一种使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获得最大可能的回应的经验条件。鉴于此，我们就只拥有一个由权力推行，而个体却难以对此进行有效回应的现代化方案，而这就是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么，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是否有一种可行的现代化方案，能够解决国家和个人层面上的矛盾，或者至少有着这样一种意向？我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通过启蒙来整合个体对于现代化或者说中国问题的共识。这一可能有着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作为思考的个体，二是存在最低层面上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媒介平台。如果说，互联网时代使第二点成为可能，那么，对于“作为思考的个体”这一要求，却只能依靠作为个体的自我来完成，而这就是启蒙。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新一轮的启蒙已经由互联网发动，在过去十年间就已经蔚然成风，有理由对这一新启蒙抱有乐观。
杜君立先生的《中国盒子》不仅是对这一启蒙运动的响亮回应，也代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觉醒，这一对于自由、独立、尊严、正义等诸多价值的不懈追求，只有在成为普遍共识的前提下，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识。当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蒙昧的状态中苏醒，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否认的认同与接纳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取决于公共空间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思考与表达，就成为了我们期待不远春天的把握和凭证。
写于2014年1月25日 夜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