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芹:美朝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6 次 更新时间:2014-02-24 17: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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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芹  

  

   美朝关系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朝的非正常关系也成为中国“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政策的最大威胁之一,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和11月的延坪岛事件又骤增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该怎么办成为关注的焦点,仅仅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颇有治标不治本之嫌,根本在于,若要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合理定位中美关系,改善美朝关系。由此,美朝关系正常化成为笔者关切的问题。

  

   一、美朝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美朝关系正常化是美朝关系中异常重要的关注点。朝鲜自建国就面临是否被美国承认的问题,这一问题被各种势力、因素和事件所牵制,历经了一个甲子仍未解决。追溯历史,美朝关系正常化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美朝全面敌对时期(1948-1969)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和1968年1月23日的普韦布洛号(USS Pueblo)事件。二战后期,随着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部,朝鲜半岛独立派别也在美苏分别支持下走向分裂,并于1948年分别建国,造成朝鲜半岛事实与法理上的分裂。自此,朝韩都以正统自居,以统一对方为宗旨。但对峙的朝韩由于背后支持者美苏的左右,难以掌控朝鲜半岛的局势,被绑架在美苏全球争霸的战车上,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而被摆布。正如美国所言,“朝鲜半岛犹如东西方之间在远东争夺势力和影响的象征”,“如果我们把半岛丢给苏联集团,世界会觉得我们在跟苏联的竞争中又输了一回”。[1]

   此时的美朝不仅舆论上相互诋毁和攻击,军事上还直接交恶,加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苏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一系列条约、协定的签订,从法理上强化了美朝的敌对与对抗。

   2、交叉承认议案的折冲期(1969-1992)

   该时期标志性事件有1975年9月22日交叉承认议案的提出和1992年8月24日的中韩建交。1969年7月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向全球释放了缓和信号,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实施战略收缩。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美朝关系出现了松动,双方都表达了希望改善关系的愿望。

   但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考虑到韩国。尽管尼克松推出要盟友自己负责防务的提议,尽管朝韩双方都放弃了武力统一的吁求,但此时朝韩统一对方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改变,而且韩国没有得到中苏两个大国的承认,如果此时美国贸然撤出亚洲并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韩之间的平衡均势必被打破,与中苏结盟又接壤的朝鲜就会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美国须在撤出韩国之前促使中韩、苏韩关系正常化,以平衡朝鲜半岛的力量对比。在此战略考量与利益衡量下,1975年9月美国抛出交叉承认议案,[2]即中苏承认韩国,作为交换,美日承认朝鲜。但朝鲜对交叉承认议案极其敌对和抵触,认为是美国坐实“两个朝鲜”、使朝鲜半岛分裂固定化和永久化的阴谋。

   而朝鲜拒绝交叉承认并非拒绝与美国改善关系,朝鲜拒绝的是韩国作为一个合法政府与中苏建交,因为朝鲜依然坚持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朝鲜尽力寻求不以承认韩国为交换条件的美朝关系改善。经过一番努力,双边关系实现了一些突破,但此时美朝关系的主基调依然是敌对大于缓和,防范多于接触,双方关系并未发生质的改变。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发生突变,东欧剧变冲破了苏联的防线,苏联抛弃朝鲜于1990年9月30日实现了与韩建交,这让朝鲜措手不及。之后,当中国试图援引交叉承认议案实现中韩建交进而促使美朝建交时,美韩已经放弃了这一议案,1992年8月24日的中韩建交使朝鲜彻底失去了美朝建交的谈判砝码。现在看来,交叉承认议案不失为实现东北亚和平的互利议案,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劝导朝鲜接受这一议案,而不是附议朝鲜的拒绝,结局可能就会大不相同,朝核问题也许就不会浮出水面。

   3、美朝核战争边缘政策博弈期(1992至今)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有1990年4月第一次核危机和2002年10月第二次核危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并实行了和解,但整个国际局势并不利于朝鲜。苏东剧变使“朝鲜崩溃论”甚嚣尘上,俄罗斯实行“亲韩疏朝”的一边倒政策,同时,实现中韩建交的中国虽然依旧与朝鲜保持同盟关系,但却试图模糊这种关系而推行南北平衡政策。周边大环境的激变致使朝鲜半岛南北力量严重失衡,韩国处于绝对优势,朝鲜有朝不保夕之虞。失去大国依靠的朝鲜怀着被背叛的心理创伤开始寻求自保,也就是拥核。由此,当美朝关系正常化成为朝鲜的心结之时,朝核问题也成为美国的心病。

   当两次核危机凸现之后,美朝的解决方案除了双边和多边的和平谈判,双方都使用了核战争边缘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令东亚局势时时处于紧张不安之中,核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东亚各国的头上,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火药桶”。众所周知,当解决第一次核危机的核查不能令美国满意之时,美国率先使用战争边缘政策向朝鲜施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朝鲜宣称美韩联合军演构成了“半战争状态”,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美国也针锋相对,提出颠覆朝鲜政权和进行毁灭性打击的“5027作战计划”,[4]美朝双方处于战争边缘状态。在战争扳机紧扣之时,事态峰回路转,1994年6月15日卡特访朝,向美国转达了朝鲜愿意谈判的口信。[5]最终,美朝《核框架协议》把朝鲜半岛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同意致力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和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不过,由于美朝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的扯皮,致使第二次核危机爆发。受9.11事件强烈冲击的小布什打起“反恐”旗号,对朝鲜的核问题大有大刀阔斧、斩草除根之势,准备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6]面对强势的小布什,朝鲜毫不示弱,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威胁将不受《停战协定》束缚,[7]由此双方再一次将朝鲜半岛拉入了战争边缘状态。

   为了化解朝核危机和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中国致力于双方争端的软着陆与和平解决,倡导六方会谈。但由于六方会谈议题繁多,加上日本的节外生枝,致使2009年4月14日朝鲜退出六方会谈。日本在六方会谈中的角色,不是一个调停者,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久,朝鲜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美朝双边关系再次结冰。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以变革形象当选的奥巴马能在对朝政策上有所建树,却并未见到奥巴马对前任政策的突破。奥巴马依然推行双挂钩策略,将关系正常化与弃核挂钩,与六方会谈挂钩。与前任不同的是,奥巴马既不像克林顿那样“和善”,又不像小布什那样咄咄逼人,反而显得有些平庸,双边关系难见起色。天安舰事件又使奥巴马政府把朝鲜排除在承诺不使用核武器国家名单之外,并加强美韩军演,这一举动令朝鲜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与布什敌视朝鲜的政策没有不同,布什政府把朝鲜列为‘先发制人核打击对象’对朝鲜构成了核威胁。”[8]延坪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半岛局势和强化了美韩联合军演,至今,美朝双方徘徊在核战争边缘政策之中僵持不下,令国际社会倍感焦虑。

  

   二、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迁,原本影响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如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朝韩谁是正统等因素已被历史抛弃,但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并没有消失,下边将详细分析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及其实质。

   1、朝核问题

   不言而喻,朝核问题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之一。通过上文对美朝双边核战争边缘政策的历史回顾可知,核问题被捆绑在美朝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列车上。核问题之所以成为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在于它事关双方的核心利益。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涉及到的切身利益有:一是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二是维持驻韩美军,而无核化与美国的军事存在是负相关关系;[9]三是牵制中日韩。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有两个考量,即“求核”自保和“求核”拉美,通过“求核”保卫其政权的生存与主权的完整,并制造一个能够与美进行持续的、直接的对话的热点问题,希望以此为契机实现朝美关系的正常化。[10]

   既然双方利益如此明了,为什么难以达成妥协和实现双赢呢?根源之一在于美国在东亚战略利益的自相矛盾性。朝核问题对美国来说既是一个烫手山芋,又是一张王牌。美国最怕的不是朝鲜拥核,而是核扩散,因此,让朝鲜弃核是防止核扩散的最安全、最无后患的方法。但美国要想保持它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保持其用兵有理的合法性以及牵制中日韩,又必需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朝鲜及其手里的核武器。美国一再声称拥有中远程弹道导弹潜力的朝鲜有可能对美国的盟友、海外驻军甚至本土构成威胁,[11]其目的在于在东亚释放核战迷雾与核恐怖。核恐怖一旦释放,一方面增加了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的发言权,另一方面给中日韩制造了“安全困境”这一潘多拉盒子。当朝鲜将之打开后,韩日被紧紧地束缚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中国也因地缘位置的原因害怕核污染和核攻击,在核问题上不得不与美国合作。由此看来,核问题与其说是朝鲜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不如说是美国制约东北亚各国的砝码。

   但美国确实害怕朝鲜进行核扩散,怕核武器流落在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导致9·11类似悲剧的重演,因此,美国一再宣称,“永远不会与一个有核武器的朝鲜建立正常、不存在制裁问题的关系”。[12]而作为维护政权生存与主权完整的法宝,朝鲜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弃核。朝鲜弃核与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了鸡和蛋不知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于这一瓶颈的化解,中国古人的智慧可以借鉴,那就是大禹治水的“疏通”策略。朝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阴影,根源在于国际社会对朝鲜的不信任与歧视。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朝鲜应该采取“疏通”与融入的战略,而不是采取“堵”的策略。

   2、美朝两国关系的建构

   国家关系是建构出来的,并非一成不变。美朝关系是双方在利益选择和意识形态划分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在后冷战时代,朝鲜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恶魔”。[13]美国设置朝鲜这一权力盲点,既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也出于意识形态之争。

   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层次来看,美国对朝鲜进行善恶定位,与其释放核恐怖迷雾的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增添了其对朝政策的说服力、可信度和迷惑性。

   从意识形态来看,美国的“天赋使命观”和“美国例外论”以及“民主是人类不可谈判的诉求”[14]使美国坚信“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15],美国代表“人类进步的惟一仅存模式”[16],美国的实力和地位使之更加自信地认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世界”。[17]当今一超独霸的美国,掌握着界定和评判世界各国的话语权,朝鲜自然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攻击的目标。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建构一直在影响美国民众甚至世界舆论,令美国各界难以接受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应的,朝鲜也应建构自身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弹性,逐渐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那么,这一瓶颈因素也将会淡化。

   3、韩国因素和美韩同盟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不管朝鲜半岛局势是否缓和,韩国因素都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一大瓶颈。朝韩作为同根异体的两个国家,统一的要求令两国难以接受对方的强大和绝对优势。美韩同盟的存在又使美韩在处理对朝关系时陷于悖论之中,当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韩国自然不会赞同美朝关系实现正常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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