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楚亮:经济转轨与不确定性:微观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3 次 更新时间:2005-06-21 20: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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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楚亮  

  

  我们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中,通常注重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民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方式等角度来分析。这些分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轨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虽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趋势,没有出现类似于俄罗斯、东欧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职工下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欠完善。这就意味着对居民来说,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强而不是减弱。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从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趋势呈持续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至2002年的7702.8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1%,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8%。在1979—2002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波动幅度(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本的变化趋势。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则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 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

  

  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业机会的相对不足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就业人口数量及就业面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户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87人降低到2002年的1.58人;就业面也从1995年的57.68%降低到2002年的51.5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机会变得逐渐稀缺。

  

  表2 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当一个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体现。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对这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有条件的。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则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并且如果大于1则意味着部分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一部分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基本上都在0.9左右徘徊。1995年,这一指标首次低于0.9,只有0.847.1996年又有所回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0.635,1999年又达到了1.075.从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波动表现得非常剧烈。2000年及2002年分别低至0.575和0.770;而1999年及2001年则分别为1.075和2.136.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95年以前稳中有降,即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指标值基本稳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变化非常平缓。这一特征表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1995年后,则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部分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权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部分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的一些特征。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常显著的比重。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3 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

  

  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了对居民就业机会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机会体现在两个问题中:“成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机会的样本选择的基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回答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选“部分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回答数(1148人)。将内退人员与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基本上相当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务劳动者基本上都不回答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劳动者中只有了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2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回答了全年就业的问题。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失业的时期数中包括“部分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对比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机会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机会也较低,个人一旦失业则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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