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重要性”
平中要
引子
请允许我在这篇语涉某种公共话题的文字开篇，夹杂一些私人叙事，至于原因，也许与我要在这篇文字中所探讨的事物有所相关；也许，没有丝毫联系，唯一的联系只是，是我在写这篇文字，抑或者谁在借我的手写下这些，而作为一个忠实的抄写人，也许，我可以留下一行微不足道的签名。
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对一些承诺的履践，我远离读写的生活——这并非我首次经历，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对于文字和思想的敏感在变得迟钝，而这种迟钝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精神层面，像一道被缓慢推开的涟漪，渐渐、渐渐动荡着更为广泛的空间。我的经验告诉我，人可以从经历过的事情中抽绎出所谓的“经验”或“教训”，而这种“经验”是为了助益未来时空中的自我。但是，当我回望过去三个月的经历，我沮丧地承认，在一种期待大彻大悟的虔诚中，我一无所获，我甚至无法将那些体验进行归类，更无论对其进行表达。笼罩我的是更为浓重的迷惑，就像漫出山岫的云烟，将山谷隐藏在一片朦胧之中。
如果有什么可以凭借——并非走出云雾，而是在其中陷得更深；那么，我只能返回时空，在时空中把握存乎一念的思绪。就从时空开始吧。
经验的时空
如果仅仅讨论时空，那么，绝非这篇文字或者更多的文字可以做到的事情。时空，是构成我们思考与言说，甚至我们全部存在属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时空，塑造了我们，也因为如此，时空决定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问题答案的求解和结果。我们自然可以将问题指向时空本身，但是，我却不认为这种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对于时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变。我们只能以人类的有限性来认知时空，就在这无限遥远的距离中，让人类的精神栖息。
我不打算讨论作为哲学的时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想关注一下经验的时空。对于生活在经验时空中的人们，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与自身的经验息息相关，而这种经验又依靠一个共同体在时间中形成的共识来支持。从生活的角度上，我们对时间的经验分享自我们生活的共同体的普遍感受，而在当下的世界范围中，人类拥有最大的时间共识，这是由一个时间、距离和速度构成的物理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将一种建立于西方标准上的时间概念推广到全球，并开始重置那些不同的时间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一种时间的全球化，或者说时间的现代化。
就这一点而言，恐怕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我们最有体会，现代化的时间对于一个建基于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涤荡，并迅速建立了庶几近之西方的时间观念。
而另一方面，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空间，也随着新时间观念的确立，放弃了与地理环境伴随数千年的关联，空间，在时间和技术的规训下，也呈现出一番迥然不同的面貌。城市与农村自古就存在的空间上的对立，在今天就有了新的意义，城市空间成为了最具现代化示范性的空间标准，而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空间的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强调。而城市空间的范围，足以囊括绝大多数城市人群的自我空间。如此看来，大多数的个人空间，没有超出城市空间的边界。而时间与空间的联系，也意味着，个人时空被限定在城市时空内。实际上，就经验时空而言，个人的时空远比城市时空小得多。
我之所以强调经验时空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个体对于“重要性”的感知，只能在经验时空中展开。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重要性”。
“重要性”和个人排序
我对于“重要性”的观点来自怀特海，他说：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怀特海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至少，在尝试采用一种客观主义外的方式来看待某些问题的时候，这种“重要性”的观点，给予我不少灵感。
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者说对于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非一个很难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些对于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相同的时空范围内——大到全世界，小到一座城市、一片社区或一个家庭——人们对于重要性的观点会有交集。如果把对每个人来说重要的事物进行排序：从最重要的到最不重要的方式排序。我相信，在重要性的排序上，也会存在着交集。相信，如果不考虑重要性排序，那么，限定在某个数量范围内的重要性目标：比如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十项目标，有着更大的交集。
“重要性”的产生，与经验时空的关系就在于，人们的“重要性”的认知，源于这种认知发生在经验时空中。也就是说，离开了经验时空，“重要性”就无从说起。经验时空同样限定了“重要性”的范畴。
从某种角度上说，在经验时空外是否存在“重要性”的感知？当然存在，比如说，我从电视上看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发生战争，我看到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我会产生一种同情的感情，而这种来自生命的共感，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这种“重要性”的认知，却不是建立在此事件发生的时空中。我的同情感，只能是在我的经验时空中获得，这种情感来自我经历过的人与事情，它们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经验的一部分。我只能在经验时空中形成并感知“重要性”，而那些经验时空外的“重要性”感受，来自于经验时空中形成的“重要性”这一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对于经验时空外的“重要性”，来自于经验时空中“重要性”的共感。
而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又与一种或多种经验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重要性”感受，一定是经验感受；但是，并非所有的经验感受就一定是“重要性”的。换句话说，“重要性”感受是经验感受中的一个子集合。
作为经验的民主
作为一个历五千年文明至今仍与民主——西方语境上的——背道而驰的大陆，作为经验的民主，几乎存量为零。我注意到在世界民主历史中，那些历史上曾经有过民主的国家，更容易再次建立民主制度，而无论民主的传统被中断的时间是长是短。我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经验，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有着理性不及的价值。就像在经历过苏东剧变后，今天的俄罗斯依旧在通向民主的路上艰难跋涉，而捷克却率先建立了民主制度。而在捷克的历史上——追溯到二战前——是有过一段短暂的民主制度历史的。而俄罗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民主的经验对于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专制的经验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来看，专制善于维持和克隆自身。】
有什么是经验之外，而同样可以被人们所感知，并同感一种“重要性”的事物？我在上文中举了“同情”的例子，而在这种经验时空外的“重要性”，所依赖的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基于情感上的共识。这是经验外的“重要性”共享的途径之一。下面我想列举另外两种共享途径。
一、宗教信仰。
这是经验之外，建立一种对于“重要性”的来源。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上文中说过：“重要性”感受是经验感受中的一个子集合。
那么，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为什么又成了经验之外的呢？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把一种宗教信仰视作生命中“重要性”的事物，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一个人无法把作为超验的神祇作为“重要性”的——当然，在理论上这并非不可能，而是，若有这样的“重要性”，也必然要在经验的层面才可能实现。简单地举例，即使有人把玉皇大帝作为最重要的事物，也必然要在对其进行信仰的行为上得到实现，比如说此人可以对偶像顶礼膜拜、参加宗教仪式、与信众进行交流等等。能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某人把一超验的神祇视作“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经验上的行为来实现这一“重要性”。当然，那些在心中信仰的人可谓如此，但是，这种信仰本身也是经验的。
分清经验内的信仰和经验外的信仰，尤其是两种经验所指向的“重要性”问题，对于阐释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问题是一个关键。首先分清作为语词的“重要性”，与我在这篇小文中所要说明的“重要性”的区别。虽然，我所要说明的“重要性”的确建立在一个主观性的标准上——这也是我要着重提出“重要性”这一概念的初衷之一。但是，这种“重要性”又无法全然依靠主观来进行定位，它需要一种经验的支撑，这种经验来自于时空本身所给定的物理框架（这种物理框架本身也与作为个体的经验相融合，也就是我所谓的“经验时空”），也就是说，这种“重要性”必须是一种与个体经验相关联的感受，在这个——你可以说是被我人为规定的——意义上，这里的“重要性”排除那些经验之外的事物。
如果我可以把作为完全主观上的重要性和作为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用这种人为的方式分开的话。也许，更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把经验之外的事物——比如超验的神祇——视作重要性的，但是，我却不能把这种重要性，等同于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虽然，我人为分开两种重要性，但是，这种经验外的重要性，却值得思考。
为什么经验外的事物仍旧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对于人而言的重要性呢？
这篇小文的确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对于人类自身更加旷远和深邃的观察与思考，毕竟，作为文明人的现代人（如果可以以此自诩的话），也只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小段时光，而那些更加漫长的时间里，人类生活的痕迹，以一种我们也许尚未察觉，而依然作用于我们的方式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我们无法察觉的存在，使我们愿意相信，那些经验之外的事物，并将其视作一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事物。而在宗教的领域，这种行为体现得更加明显。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个笑话——况且我现在正在看着《地心引力》（感觉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
一位宇航员对一位脑外科医生说：“我上过无数次太空，从来没有发现过上帝。”
医生说：“我打开过无数颗聪明的大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思想。”】
我想对于在经验时空中“重要性”的人为规定，让经验外重要性的意义，暂时存而不论。我不是在否认这种经验外的重要性感受，也绝不是要贬低这种感受，只是，这种重要性，与我所要说明的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分属于不同领域，而两者的交集之一，就是作为人自身，所拥有的一种感知“重要性”的本能。
二、理性。
实际上，这个部分想要表达的，西哲先贤们已经表达得非常完善了，应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把我想说的，表达得更加丰富、深刻和普遍。我这里所说的理性，就是指不依靠经验而存在的理性。除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也包括数学、几何学。应该说，这个理性谱系，狭义到西方哲学（或者说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广义到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此种理性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仰望星空的泰勒斯；诲人不倦的苏格拉底；死于罗马刀剑下的阿基米德……当然，这个序列还可以很长，我只是想说，恐怕，相较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超验重要性，这种不依靠经验的理性重要性的感受，我们国人恐怕难以感同身受。
好了，以上举的两个例子，以及由于人类普遍情感而产生的共识性的“重要性”，这三者都是不依靠经验时空而产生的重要性感受。
请恕我绕了这么个大圈来叙述这种经验外的重要性，而之所以这么做，希望读者没有忘记这一段落的主题：“作为经验的民主”。而我想指出的是，由于民主经验在本土的历史性匮乏，我尝试避开经验时空这一前提，在经验之外寻觅是否存在一种无需借助经验而可以接引民主的路径。而可能性就存在于这三者之间。
我先说宗教信仰和理性这二者的可能性。
我在2013年围绕宗教信仰和理性写过一系列文字（有兴趣可参见拙文：《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想什么与如何想》），我想在这里我可以给出结论性的观点，即：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理性，对于汉语文明而言都是缺乏的。如果说我们未能建立起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体系，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建立在理性思辨上的诸种学科，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中立地说，汉语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注与发展路径不同，而后者产生了今天的科学，前者则不，恐怕争议不大。那么，说宗教信仰在汉语文明中的缺乏，恐怕会引来不少异议。我所谓的信仰匮乏，并非指汉语历史中没有宗教的事实与传统，我也不否认作为个体有着信仰的虔诚，更不是指汉语里的宗教信仰没有世俗化的趋势（实际上，我们的宗教过于世俗化），而是，对于汉语文明来说，我们的宗教信仰过于匆忙地从对超验的信仰走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传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这篇小文也不拟讨论这一点，而只是指认这一事实，那就是，对于汉语文明来说，宗教信仰与超验事物几乎无关。
【我在2013年写了数篇关于“观念”的文字，意欲梳理汉语文明中“观念”的缺失，而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理性思辨，都在观念的领域形成一种表达，甚至有着交集。而对于汉语文明来说，“观念”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宗教信仰和理性的双重缺席。】
我的观点是，从汉语文明出发，在宗教信仰和理性这两个方面，我们无法获得一种从经验外而抵达重要性的可能。对于理性而言，汉语文明几乎就是空白；而我们的宗教信仰，又不具备超验的因素，或者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基于经验产生的重要性。
于是，我们就剩下了最后一种经验外的方法，即，源于人类普遍情感而产生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基于普遍情感的“重要性”，对于民主来说，是否是这种制度文明移植到汉语大陆上的应然性（我甚至无法想象必然性的可能）前提？就像我在上文中所说，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是一个广泛交集，它无法推导出一个涉及必然性的命题，只是在重叠的广泛交集中，寻找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或者说存在的应然性。
换句话说，即使基于人类普遍情感的“重要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普世情感要比普世价值可以获得更多的共识——也并不必然推导出民主的应然性。毕竟，情感与制度的社会性关联过于微弱。
【试想一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或者诺齐克对于原始获得和转移合法性的预设；甚至从霍布斯的契约论观照，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基于人类普遍情感而推导出的制度模型，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制度模型。当然，这种说法限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范畴内。文学和艺术领域则另当别论。】
也就是说，想从经验之外而接引民主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说几乎不存在。【当然，假如我遗漏了什么经验外的途径，而恰巧那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那么，这是我的无知，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我们尚可以凭借此途径抵达民主。】于是，我们就只能从经验内着手。而在经验内讨论民主，我们几乎可谓从零开始。
所幸的是，民主的确不是一种超验或仅仅理性上的存在，幸好，民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现实制度，以及围绕这一制度的理论和观念，民主，是经验内的产物，既然是经验内的，它就可以言传身教，或者说，它可以以知识的方式进行传播，这还仅仅是在最低层面上的。虽然，民主是汉语文明缺乏的经验，但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依然可以分享人类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我们依然处在一个丰富本土民主经验的阶段上，或者说，一个民主的启蒙阶段。换句话说，民主，必须完成一个本土化表达的过程，它不能作为汉语文明的“他者”存在。从经验的角度看，民主，必须进一步扩大其在汉语中的经验存量。
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民主的汉语经验的确是在扩展，这里也不拟讨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总之，这一趋势是我愿意看到的，如果这一趋势在未来十年中还继续保持增长，那么，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尚可表示乐观。
作为“重要性”的民主
作为经验的民主在本土表达上的成熟，只能视作民主在中国可能实现的前提之一，而且这一前提还只是一个弱前提，在我看来，民主只有在其“重要性”上形成共识，民主的建立才有了一个强前提。我想从民主“重要性”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上分别讨论。
一、不可能性。
对于一个稳定社会中形成的经验时空，在这一时空中可能形成的“重要性”排序，本身有着固化的特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越是开放性的社会，其个人“重要性”的排序越是灵活；反之，越封闭的社会，个人“重要性”的排序越是固化。【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以美国和朝鲜两国的个人“重要性”排序而言，美国人的排序可能更加丰富，具有多样性；而朝鲜的排序很可能趋于一致。我想我们大概处于两者之间（当然，不是正中间），我们不会像朝鲜那样的在“重要性”上趋于一致，但是，也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的灵活多样。】
上文我提出个人的“重要性”感受来自于经验时空，而经验时空又是一个被包括在社会制度中的时空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从经验时空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我们的“重要性”排序，与社会制度空间所提供的可能有所关联。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重要性”排序更多地取决于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经验空间内的选择，那么，这种重要性排序的更改，更多的是依靠制度本身的改变。而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社会（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朝鲜），那么，除非这一社会遭遇外部力量的改变（如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或者是一个封闭的不稳定社会（比如穆巴拉克执政末期的埃及、卡扎菲执政末期的利比亚），其内部的力量使其社会制度形态发生改变；否则，依靠从一个封闭稳定社会中诞生的重要性排序，其本身的固化倾向，使得任何经验中的事物（而这些可能的事物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中）难以在这一固化的排序中获得新的位置。
我想，我可以用一个简单一些的叙述来表达这个意思，那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人们认为“重要性”的事物，已经固定下来，除非制度发生改变，否则，人们对“重要性”的排序会一直保持下去。
以我们自己为例，过去三十年，甚至二十年中，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当下的制度，我想我们都认可在那些上层建筑领域，这种制度都已经得到固化。我相信在这种固化的社会制度中，生活在这一制度中的人们的重要性排序，也随着制度的固化得到了固化。
具体到民主的问题上，对于我们来说，在一个固定的“重要性”排序上——确切地说，在一个由某一特定制度构成的经验时空中的重要性事物，已经在这一制度中得到“对应”的情况下（打个比方，比如说人们可能更依赖人际关系而不是法律途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或者有什么必要要把民主引入“重要性”的排序中？尤其在经验时空并未提供或展现民主对于我们有何“重要性”意义的前提下，民主，无法仅仅以经验性的存在，来获得一种“重要性”的感受。
二、可能性。
在进入对民主重要性的可能性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民主的重要性感受，在这片大陆上，在一些人那里，就已经存在了。我无需说明这些人对于民主“重要性”的感受源于何处，只需要观看这些人为民主所付出的代价，就足以让我肃然起敬。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对于大多数并未把民主置于其“重要性”排序中的人们而言，民主，如何获得一种“重要性”的感受？
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需要一种在汉语文明中罕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必须可以使作为经验的民主，获得一种在经验空间中——也同样是在生成经验空间的社会制度中——的可以影响我们固定的“重要性”排序的能力。而这种创造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经验的想象力；二是实践力。
先说基于经验的想象力，为什么要强调基于经验这一点？我认为离开了经验这一点，准确地说，离开了作为人类经验的民主历史，而演绎一种实际民主经验外的想象力，很可能——实际上也是——造成一种以“民主”为名的可怕灾难，我想对此国人并不陌生。我想，只有基于经验上的想象力，才可以将这种想象力到实践力的实现，维持在广义民主的范围内，而不至于南辕北辙。
当然，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经验和想象力本身就存在着张力，换句话说，经验是无法提供想象力的，尤其这种想象力代表着原创性的思想时，更是与经验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互相抵牾。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经验之外获得一种原创性的想象力，并且，让这种想象力不至于脱离经验所建构的框架太远。这里，有着一个微妙的分寸问题。而这种把握分寸的智慧，又必然在实践的层面予以体现。
接下来就说到实践力的问题。如何把一种基于经验的想象力，通过实践的方式进行表达，这是比想象力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想象力倒并不稀缺，难得的是把一种想象力变成现实的实践力。不同于想象力的发生方式，实践力的发生需要的是不同于思想体系的一套行为因素。也许举例更容易说清我想要表达的想象力和实践力的互相作用，在我看来，六十年代，在美国，由金博士领导发动的民权运动，就是想象力与实践力的完美结合。我指的是在“占座”运动中，这种想象力和实践力的结合，正是我想要描述，并且认为，在汉语文明中所缺乏的那种创造力。
【当然，我所谓缺乏，是指以民主的经验为基础，发生的想象力和实践力，对于汉语文明而言，这是历史性的缺乏，而这种缺乏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缺乏。实际上，近十年来，一些市民行为，比如广州的“PX散步”，就是这种创造力的优异表现。而且这种创造力有着示范效应，我们也目睹了之后其他一些地方的“PX散步”行动。】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如我们一般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向往超稳定统治结构的文明当中，若要准确预测，究竟在何处孕育着诞生这种创造力的可能，实在是太难了，至少超出我的认知，应该说，这种创造力是一种“黑天鹅”事件——低概率重大事件；但是，我完全相信，一旦这种创造力出现，也就是说当这种创造力以实践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清楚地认识到，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创造力。
而当这种创造力被复制的时候，也就是在扩展在更广泛人群中，民主作为一种“重要性”而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尾声
为什么要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我认为，如果民主仅仅作为一种对于个人而言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或者仅仅是一种不重要的经验，民主，就依然与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经验时空无关，更无论决定我们经验时空的社会制度空间。对于一个本身缺少民主经验的文明而言，如果无法在经验之外的途径上引进民主，就只有按部就班地在经验层面上扩大民主的经验，使民主脱掉“陌生”的标签，这还是只是漫长努力的第一步。而让民主变得对于人们来说是重要的，就必须有人使民主在实践意义上改变我们所置身的时空，而做出这种改变，需要的是一种无法从我们的文明中——但并非不能借鉴其他文明的经验——汲取出的创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一种全新的事物，我们无法从已知的经验中推测这种创造力在何处诞生。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让我对此抱有信心。
通过提高民主在个人“重要性”排序中的位置，让民主的“重要性”尽量成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较为靠前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期望成立，我虽然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但是，我却可以想象，那些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事物，我们是如何热情地追求，以及尽我们所能地守护。如果，在我们对“重要性”的感受中，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而无需任何主义与立场，我相信，民主的实现，对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梦的距离。
写于2014年1月15日
上午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