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回顾过去一年，世界大国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相互竞合日趋激烈，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美国“一超”地位面临众多挑战，其外交左支右绌，日显疲态，政治精英，意见分歧，充满焦虑。“美国焦虑”恐将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态势变化的重要因素，值得人们注意。

2013“美国焦虑”首先源于其国内治理的困扰。奥巴马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时，勾画了宏伟的执政蓝图，意在奠定其作为一名改革型总统的政绩。但其提出的枪支管理、移民改革、医保改革等接二连三遭到挫败，特别是由于在医改实施上的分歧，美国国会陷入恶性党派斗争，民主、共和两党未能在2014财年开始前就政府预算案达成一致，迫使联邦政府一些部门从10月1日起开始关闭，直至10月16日达成一项临时预算协议，批准上调政府债务上限，才恢复正常运转。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危机交织，是美国政坛政治极化加剧、社会结构性矛盾激化的表现。国会内、府院间的政治斗争，不仅使美国政治体制运作陷于瘫痪，也危及于国际社会。正如《日本经济新闻》称，在奥巴马政权进入第2任期的今年，世界开始感觉到美国政治陷入停滞。内政混乱的同时，美国对参与外部事务变得态度消极，在同盟国之间，犹豫和不满正在蔓延。对此，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内政问题上已竭尽全力”、“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精力关注外交”、“从结果来看，G0格局将逐步形成”。

2013“美国焦虑”亦来自于一连串的外交挫败。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一是斯诺登事件，一是叙利亚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6月9日公开承认自己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数据秘密收集项目的消息提供者，爆出美国政府通过各大网络运营商服务器监控普通民众甚至外国元首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这一代号“棱镜”的项目引来美国民众及世界多国的质疑与抗议，美国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与德、法、巴西等国的关系亦受到消极影响，盟友间信任度严重下滑。美国发出对斯诺登的通缉令，但国际社会普遍同情斯诺登，俄罗斯更决定给斯诺登庇护身份。这让美国官员恼羞成怒，发出各种暗示威胁，但却无济于事。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曾任白宫及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理查德?哈斯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反映出当今世界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美国在所有国家中或许处于领先地位，但领先地位和霸权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不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外媒评论认为这凸显了一个更深层的根本事实：奥巴马总统现在难以引导世界性事件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之后，俄罗斯又抓住美国国内及西方盟国犹豫心态，在最后一刻干预叙利亚危机，使得西方对叙动武被无限期推迟，奥巴马信誓旦旦的人道主义干涉完全落空，舆论纷纷将此视为美国衰落的最大信号。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外交亦陷入泥淖。以色列、沙特、法国等由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最后一刻退缩，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美国与伊朗缓和关系持消极态度，沙特、以色列甚至强烈反对。沙特拒绝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实际是向美国示威，之后还放风打算不以美元为唯一原油结算货币，对美国金融也造成一定影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宣称美国做法“不负责任”，与伊朗和谈“是非常糟糕的交易”、“即使达成协议我们也将拒绝。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

2013“美国焦虑”还反映在战略界的严重分歧上。其中最为突出的争论也有两个：一是美国衰落与否的争论；一是“只打赢一场战争”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美国“衰落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界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即甚嚣一时。后来由于苏联解体，美国国内一片欢欣鼓舞，“一超论”、“单极论”、“世界领导论”纷纷出台，“衰落论”顿时烟消云散。然而，随着波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等一系列扩张，美国似乎又大大消耗了实力，“统治世界的能力严重削弱”，“衰落论”再度唱响。2006年，欧洲政治预测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全球与欧洲预测快讯》开始使用“系统性危机”这个概念形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面临的危机，其后几年里，发生了一系列以美国世界地位被削弱为结果的事件，其中最大的莫过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决定了未来世界的多个走向。近期，《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威廉?高尔斯顿指出，美国确实面临信心危机。一项民调表明，只有3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只有26%的人认为下一代美国人会比现在这一代的日子更好，而62%的人认为未来的一代日子会更糟。

另一项民调显示，几十年来首次有5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由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人只占38%。此外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受到了56%的人质疑，只有34%的人表示赞成。高尔斯顿指出，民调刻画了一个“焦虑担忧、厌恶冒险的民族”。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精英认为美国并未衰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刊登题为《美国没有衰落——它在崛起》的署名文章，声称虽然联邦政府面临关门，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茫然失措，奥巴马总统被迫取消亚洲行，但仍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正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并把持久的力量和能源等影响力的新来源结合起来，迎接美国战略优势新时代的来临。2013年底美国经济数据向好，似乎又进一步加强了“崛起论”的理据。至于另一项关于要打赢几场战争的争论，也在美国精英中炒得火热。最近《华盛顿时报》刊发题为《加夫尼说奥巴马只打“一场战争”的姿态招致两场战争》的文章（加夫尼为美国安全政策中心主任、里根政府时期助理国防部长），批判奥巴马放弃了里根通过实力求和平的思想，“自由世界”面临的危险加剧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奥巴马。只维持一场战争的能力让美国面对野心勃勃的敌人更加脆弱。

2013“美国焦虑”与美国决策层的不统一、不同调也有关。《华盛顿邮报》网站11月19日的报道披露了赖斯与克里之间的紧张关系——赖斯对埃及政府提出批评，而克里则认为，埃及正走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二者公开产生分歧。报道进而尖锐指出，不同寻常的是奥巴马对此似乎失控。赖斯没有将各种选择方案上呈奥巴马总统来作决断，奥巴马也没有向克里下过指示。克里和赖斯本来应该让总统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没这么做的原因或许是，他们估计奥巴马不会提供多少帮助。报道甚至调侃，无论克里同赖斯的分歧是外交政策缺乏领导的表现，还是超级无能造成的内部错误，总统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是因为他常常假装他不是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的一分子，或者他认为他站在道德一边，对他的批评都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美国焦虑”已蔓延到美国内政外交各个领域，似乎还在发展，其关键在于美国精英们对于其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充满忧虑与分歧。一种主要考虑是，随着美国国力的过度消耗，未来前景不容乐观，应开始为实行战略收缩做好准备。另一种考虑则认为，情况还不会那样坏，未来随着能源革命和科技创新，美国或许还能继续保持“一超”优越地位，因此不能放弃威摄与干预。华盛顿当局在这两种不同战略指导下左右摇摆，纰漏不断，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