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3-12-19 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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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峰  

  

   【内容提要】泉域社会作为一个理论解说模式,是为克服村庄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而提出来的。泉域社会首先是水利社会,而且是水利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泉域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之所以要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正是考虑到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水利在地域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地域社会对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这样就可以真正从中国地域社会的水利问题出发,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学说”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发掘出中国水利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凸显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关 键 词】山西/泉域社会/理论/问题

  

   以单个村庄作为研究单位,曾经是20世纪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学术范式,诞生了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云南禄村》、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等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作品。1935年结构—功能论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应吴文藻之邀,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期间,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1]文章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2]布朗的这番话及其前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早期开创者的亲身表率,遂使村庄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运用村庄分析范式的研究者相信,通过研究一个个不同的微观村落社区,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然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界在中国研究中却不断表达出对村庄研究范式的种种不满,流露出“超越村庄”的兴趣和取向,这一认识影响到今天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Maurice Freedman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Willam Skinner的市场体系理论、台湾学者林美容等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村庄社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和较广时间深度里探索中国社会运转问题。施坚雅提出,认知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必须研究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才能达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所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3]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均力图超越村庄研究本身的局限,通过宗族、市场分别去界定各自研究的区域,从而大大突破了单个村庄的狭隘范畴。

   尽管Maurice Freedman的中国宗族范式、Willam Skinner的市场层级理论、台湾人类学界于1970年代推动的“浊大计划”都曾考虑过“水系”或“水利”作为外在环境对中国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理论并没有明确提出“水利社会”这个概念和相关的分析框架。至于其他中国社会研究范式下的大量研究,大多也是围绕着经营土地以及由此形成的土地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严重忽略了“水”在塑造中国社会文化方面和土地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

   2008年,行龙明确地阐述了对整个“山西”区域社会的看法,突出了“水”的意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大型集市、庙会和各种物资交流活动较其他地区频繁,是一个地方的聚落中心,发挥着极强的辐射作用。行龙具体从四个方面尝试探讨“水利社会”: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第三,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利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4]

   在从事山西区域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泉域社会”这一水利社会的重要类型,提出了“泉域社会”的概念,并从水权、水案(即水利争端)、水利产业、水神信仰与水利习俗等多角度对此概念加以论证和充实,①试图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中层理论”。本文力图通过对山西“泉域社会”的提出过程、概念内涵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梳理,站在“区域”的立场,归纳山西“泉域社会”的经验性研究,反思“泉域社会”研究之创新、不足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明确用力方向,以裨于今后更好地开展中国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不当之处,恳祈方家批正。

  

   一、“泉域社会”研究的理论脉络

   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欧美学术界,在涉及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时,几乎都会提及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即所谓的治水国家说,战后日本学界亦称之为东亚社会停滞论,反映了魏氏学说的国际影响力。魏特夫治水学说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机器在南亚与东亚三角洲平原地区、在农业与人口发展的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国家与社会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描述为“水利的”。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被打破的。[5]

   在中国学界,魏特夫的这一学说被视为一种反动学说,认为它是冷战背景下由西方理论家炮制出来的蓄意歪曲亚洲国家历史的反动论调,具有浓厚的东方主义倾向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曾组织国内众多知名学者,结合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的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对魏特夫的治水学说做了深入批判,澄清了本质,可谓是盖棺论定。[6]然其局限性在于,批评者大多选择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展开批评,就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本身而言,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并未有人能够自下而上地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对话并质疑魏特夫的治水国家学说,进而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水利社会”比“治水国家”更为重要,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开展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

   相比之下,欧美和日本学界则较早从水利史研究视角出发,反思和质疑魏特夫的治水国家学说和亚洲社会停滞论。其中,欧美学界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史学家魏丕信和美国史学家彼得·C.珀杜。魏丕信的观点建立在对16—19世纪“中华帝国晚期”湖北省江汉大堤的实证研究上。他不同意魏特夫将中国国家的结构、功能及意识形态与水利管理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主张把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的观点反过来加以解释,认为“水利社会”比“水利国家”要更为强大。[7]这一针对性的批判不仅有利于研究者廓清对水利国家说的认识,更有力地阐明了开展“水利社会”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②同样,彼得·C.珀杜依据对明清洞庭湖水利的研究来质疑魏特夫的理论,他指出:“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就其属性来说,需要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合作劳动,一个流行的理论认为这种合作必须由支配整个社会的庞大官僚政府进行组织,湖南的灌溉者们对清政府成功的抵制则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多数水利工程并非必须由范围广大的国家来管理。”“官方通常并不独自从事大规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们的合作。”[8]既然国家在大型公共水利事业上也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那种主导和配置地位,那么这些公共水利工程究竟是如何维持和运行的,不同于治水国家说的陈词滥调,他关心并重点去探讨水利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水利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这些研究反映了欧美学者对治水国家理论的一种彻底摒弃。

   无独有偶,在欧美学者批判魏特夫治水学说的同时,战后日本学界也深入开展了对魏特夫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按照日本研究中国中世史的著名学者谷川道雄的说法,日本使用的“东洋史学”这一名称,原本就是将亚洲史作为与西洋史学对等的学术领域来定义的概念,中国史研究正是作为“东洋史学”的一环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学界正是以汉学这一传统学问为素养,采用西欧近代史学之方法,形成了作为近代历史学的中国史学。然而,如此顺利发展起来的中国史研究,最终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或被压抑、或被歪曲了。“中国社会停滞说”,就是通过将“进步”的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起了将日本统治中国正当化的作用。战后,日本学术界在反省的同时,期望建立起新的学术。如何在新的理念下对中国史的全过程加以体系化的认识,就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大课题。这种新理念包括中国史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历史,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环,科学合理地把握中国史等内容。他进而运用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成为日本和欧美学界熟知并广为接受的理论。[9]应当说,战后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也同样是在这种浓厚的反思和谋求突破的氛围中进行的。

   就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而言,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类似于中世日本农村社会的村落共同体、水利共同体及相关问题展开的论争。这次论争自1956年开始,前后延续20余年,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的学者将近20位,其中不乏日本学界知名的中国史学者,如仁井田升、今堀诚二、清水盛光等,在当时日本著名的《历史学研究》、《史学杂志》等重要学术期刊及个人著述中发表了具有学术对话性质和阶段总结性质的论文,两者总数也在20篇左右,这样就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使得日本学界以水利为视角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阶段视为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黄金时期。1967年,已故冈山大学教授好并隆司曾对此次论争的学术背景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指出,战前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由于受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学说的影响,为所谓的“东洋社会停滞论”提供了基础,故而给水利史研究烙上了不良印记,以至于战后曾一度从日本学界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历史学研究》杂志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史学界始以水利史研究为突破口,反思“东亚社会停滞论”,进而开展日本东洋史研究整体的自我批判,使得日本的水利史研究重获新生。[10]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者逐渐从最初各执一端的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水利共同体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试图以水利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水利组织自身的特性、水利组织与村落、水利组织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等,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其中,以森田明、滨岛敦俊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突破性的研究。如森田明对清代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实现了从最初单纯的水利史到水利社会史直到地域社会史的转变。③滨岛敦俊则在针对明清长江三角洲水利和徭役的研究中,由于找不到像同时代日本那样的以水利为中心的固定的共同体式的关系或组织,转而研究江南的总管信仰,揭示出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从而突破了水利共同体的局限,转向更为丰富多元的水利社会层面。[11]

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关于共同体理论的争论仍未尘埃落定,不仅在日本仍有学者在继续研究,如以内山雅生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持续致力于寻求中国农村社会的共同体特性,对近10年来的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2]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学界热度的不断提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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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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