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文革旋涡中的38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6 次 更新时间:2013-12-01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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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对38军的历史,尤其这支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多有误传,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38军,文革期间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1纵与2纵、6纵,合称林彪“三虎”,同为公认的东野主力。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其112师334团的前身,为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创建的红5军之一部,113师338团的前身,为1932年吴焕先等重建的红25军75师一部。1937年8月,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前身亦为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115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该军114师,前身则为东北军111师,1942年起义投奔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三虎”之中,1纵、2纵与林彪的渊源远不及6纵。6纵16师,即后来的43军127师,其历史可溯源至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分配在该团当见习排长,从此与革命军事生涯结缘。

弄清历史渊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说38军与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说什么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个127师。说38军是林彪嫡系,怎么不说它是彭德怀赖以起家的老底子?1纵在东北战场确实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础好,二是林彪指挥得当,与其是否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1953年7-8月,38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112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113师师部,位山城镇;114师师部,位海龙。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21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62师,归还21军建制。

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21军防务。

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军、69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据38军军史称,2月15日凌晨4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16日0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

所以,据该军军史,可以确切得知,38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1967年2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已近十个月。

38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48岁,政委王猛,年47岁,皆为38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2纵6师17团团长,后任由6师整编的21军63师师长,1956-59年曾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历任39军副军长、64军军长,1964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38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二野出身,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54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1961年任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未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38军副政委,在所不计。1964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1966年12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38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到来,成为杨所支持的北京军区的一大麻烦。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69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年4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69军介入保定地区文革。2月11日,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38军初抵新防区,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农造团头头崔士林,他父亲崔田民(余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501狂派(余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明点38军的名,但无形中给38军造成了压力。

惟北京军区各人知道,38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毛泽东、林彪对38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与其和38军硬顶着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锋芒。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李的报告。

到了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不及两载,河北省会三易其坡,也真够折腾的了。事后有人说,这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是63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这安排本身,就很难说没有亲疏之分。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是郑维山的老上级,现突被撤职,无疑打了郑一记闷棍。郑自顾不暇,稍舒缓了38军的压力。3-8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保定两派代表、两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学习班长达五个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出面做两军工作,两军、两派都各作了一些让步,通过协商,8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主任,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10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李的调动过于匆促,显得有点不大正常。据张云生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38军,有意在本军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内情究竟是否如张云生所言,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应是事实,是刘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军任军长,亦是事实。

11月,省军区机关最终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38军压力再大减。

1969年,是38军翻身的一年。

2月间,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谢没有说明,这是那一方面的决定,但王猛可以感觉到,不可能仅是北京军区层次的,应该是中央的决定。

这一决定由谢富治来传达,颇为微妙。其时,北京军区政委共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为兼任,刘常驻山西,实权已向谢转移。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为军区党委书记,谢排名于首。谢对38军较为放手、支持,处事似比郑、李公道,事情在向对38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保定成了38军一家天下后,王猛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7月,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万多人参加,38军、北京军区和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高压态势之下,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10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

军事工作方面,38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10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38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1969年10-12月,63军从河北移驻山西,军领率机关从石家庄移驻太原。原被北京军区视为“刺头”、“骄傲自满”的38军没有被撵出河北,反而,“华北山头”的“老大”63军离开了河北,这真有点儿讽刺意味。翌年3月,38军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王猛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38军负责人首次进入河北省核心领导层,这在前两年也是不可能的事。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其一,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越权。平息地方两派纷争,不是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何况,陈的所为符合当时“大方向”。其二,毛泽东一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彪扯了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大有疑问。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这也是“⒐13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至于《571工程纪要》将38军列入“借用力量”,仅是林立果一厢情愿,与38军本身无关)。

无论如何,38军的批陈报告,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毛批示当月,王猛获提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7月,经毛、林同意,中央调王猛任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在任期间,对江青等插手体委渐生反感,有所抵制,江也不悦王,欲借“四届人大”之机提拔庄则栋取代之,王乐得离开体委,“四届人大”前夕,调回部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要求,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任主任(军内职务保留),1981年7月,再回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1985年以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

文革奉行体育外交,王猛对外以国家体委主任身份几乎天天露面,闻名于世。知情者言,以王猛的才干,80年代本可更上一个台阶。惟以笔者愚见,王虽不满陈伯达、顶过江青,在国家体委亦做了不少好事,却也支持过保定地区造反派。就因为这后一条(这本是文革客观环境所致),在主军的邓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安全降落”,相对于他的同侪,已属万幸。这些,已是后话。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根据《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陆续撤销“三支两军”机构,撤回人员。前于1971年接替刘海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38军副政委徐炜,亦于中央《通知》发出后的翌年3月调回部队。在军队主政的高峰时期,38军除22个团分管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外,还抽调干部战士到京中央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军管”、“军训”,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奉命到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江青要抓“批林批孔”、批所谓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抓到了38军。江青派工作组到38军113师338团8连进行“批林批孔”试点,给8连送“批林批孔”材料,形势所迫,38军也不得不派人到8连“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多次发表,8连闻名全国。当年7月28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三位负责人和38军的四位领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38军呆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338团8连全连参加的接见会,王、江讲话、赠书,江青又作“顺口溜”夸38军,折腾了好一阵子。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江青等所为,徒劳无功。表面虚与委蛇,是没有办法的事,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走到一块。

1974-76年,“批林批孔”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定地区武斗、混乱再起,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的38军。1976年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38军奉命于11月16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包围,之后,收缴枪支、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12月13日,保定集中500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38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

此一文革的“重灾区”,方根本结束了十年的反复动荡。(2004年2月)

附:文革期间38军正军职领导人更迭名录

军长:李光军(1966。5-1968。10)

刘海清(1968。10-1972。5)

朱月华(1972。5-1976。10)

政委:于敬山(1966。5-1966。12)

王 猛(1966。12-1970。12)

邢 泽(1970。12-1972。12)

王丕礼(1973。11-1976。10)

主要参考书目:

1、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

2、纪念李光军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

3、保定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4、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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