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对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理论的反思

——"基本原理"不能变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9 次 更新时间:2013-11-28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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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因为这两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一般意义上就可以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种流传多年的说法,近年又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改变,只有个别原理可以改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两个基本理论的反思,对这种说法,做一驳议。

(一)唯物史观

1、新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们通常简称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两大学说之一.唯物史观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别于前此各色唯物主义的新创造.在1844年秋,马克思谈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时,讲到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他还指出,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邓斯o斯各特"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164页)在1845年春,马克思又写道:"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引者按:亦译为'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从前的唯物主义",并不比对"从前的唯心主义"有更多的偏爱,前者强调的物、客观性、受动性,并不比后者强调的心、主观性、能动性,更为科学、更有价值,原来,两者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联系到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那么可以说,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水",并不比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理念",更为高明,更对人的实践活动有积极的作用.难怪后来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5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把自己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时,使用的是"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字.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认为自己的唯物主义是把辩证法运用于"以往的唯物主义"上的结果.列宁说他们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列宁记错了,这种"记错",是与普列哈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直接相关的.(据有学者考察,最早这样叫的是狄慈根)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的"物",既不是指经典物理学中的具有广延性的物体,也不可能是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与"场",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借用.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经典性说明.在这段话中,他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划分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和"人们的意识"这两大类,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所以把自已的哲学叫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叫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是指向社会历史生活的,他们并不是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生活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是在恩格斯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并公开发表了批评杜林的著作后,他的学生普列哈诺夫等人才把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上看,与其将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不如将他们的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并列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而未提及"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值得奇怪的.

2、交互作用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社会历史学家们总是把目光盯在人或人群的思想动机和政治制度上,却无视或轻视这些动机和制度背后的原因,从而肤浅地认为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恩格斯曾经这样阐述过唯物史观:"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123页)恩格斯后来对这个基本观点做了进一步地叙述,并加以发展,从而对马克思首次明确阐述的唯物史观,做了补正.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某些"思想家的一个荒谬的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页)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他反对那种认为"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的"迂腐"观点,并质问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489、490-491页).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继马克思早年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之后,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时,说了一段更为深刻、完整的话:"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3页).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方面的不足,恩格斯在晚年曾做过自我批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应该说,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如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对"这一点"也不够重视,他们过分重视的还是"经济、生产"这种基础性的方面.而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思想家和革命家,则较重视政治思想这个方面,即毛泽东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方面.当然,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们走过了头,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损害.现代一些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给予了重视,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不过,其中仍有些人把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Mo韦伯甚至攻击说:"作为'世界观'或者作为历史现实因果关系解释基点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应该予以断然拒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至于对"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比喻性概念的内涵,也应当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曾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外部环境"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8页)他甚至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同上书第199页)可见,"基础"这一概念的含义,既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可指生产力("装备"),也可指"地理"和"外部环境"."上层建筑"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是复杂可变的.当年马克思说的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后来恩格斯扩展为政治思想、法律观点乃至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概念的含义机械地固定下来,以致徒劳地在那里争论某种社会现象例如科学,到底是基础呢,还是上层建筑.其实,这种用盖房子所做的比喻,同任何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这里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列宁就讲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话.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推敲"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同上书第201页)即以"科学"而论,就其作为经济、生产的动力而论,同技术一起可划到"基础"中去,但就其发展程度取决于经济、生产的水平而言,又可以同技术一起划到"上层建筑"中去.至于在争论中,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划分开来,称前者为上层建筑,后者为经济基础,更把问题引到烦琐哲学中去了.斯大林当年指出:"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页),并批评了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启发人们不要把概念绝对化,尽管他本人有时也陷入了绝对化的误区.

3、生产

马克思所说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他所说的生产力一样,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按斯大林简单而又明了的解释,生产力是指生产工具及其操纵者――人,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斯大林说的有无剥削的问题).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在这种解释之前,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和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用语上经常出现不统一、不一致之处,如有时就把"生产关系"说成"生产方式".当然,斯大林的简单明了,往往带有某种独断的性质.在阐述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时,突出了微观性,减弱了宏观性,没有从整个社会视野上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在阐述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时,过分强调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忽视了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计划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不同作用等涉及重大体制的问题.这样,他断定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由于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同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这类结论,就必然是片面的,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不良后果.斯大林断定"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谈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5、543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客观性,但这里的"必须"和"一定要",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用在阐述"规律"上是欠妥的.毛泽东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0页),是正确的.但他把这里的"条件",做了主观随意性地理解,以为可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变革生产关系,又未能把握好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开始实践了"越公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错误理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

(二)剩余价值学说

1、新理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刚刚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已有了一定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承认自己经济知识的不足.在恩格斯从德国到英国,马克思从德国到法国之后,他们开始了重视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那篇被马克思后来称为"天才大纲"的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表明了这一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在短时间地处理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纷争,并总结了这场革命的经验教训后,便静下心来,利用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丰富的资料,包括官方公布的极为详尽的经济资料,以及恩格斯及时提供的大量有关英国经济运行状况,经营管理知识,报刊的各种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艰巨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在五十年代后期取得了重大突破,乃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本来,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就在批

判普鲁东的观点时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和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讲演中,就分析和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但那时尚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对资本增值的阐述上仍被束缚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而五十年代后期的研究成果,则解决了李嘉图的那个"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遇到的矛盾,指明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人本身劳动力的价值是两回事,而前者大于后者,这"大于"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就把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揭示出来,从而实现了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马克思对这一发现的重视和喜悦,从他当时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剩余价值学说还未进行详细解释.从他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还在使用"劳动的价值"、"工人的价值"等不确切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285页)甚至在做为<资本论>手稿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时,还偶尔使用"劳动的价值"这种不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页)直到1867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1卷时,马克思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做了公认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论述.<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受到了欧美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第一国际的一次代表大会曾给马克思致信,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它的通俗易懂,一些普通工人都能阅读,并尊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欧美一些主要报刊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也热议起来,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发表文章赞扬该书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逻辑力量.这就表明,剩余价值学说不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服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的体现,而且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2、发展与补正

剩余价值学说创立后,马克思仍然注意发展自己的理论.他在晚年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这在事实上指明了,资本家也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在他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那个零乱不堪的手稿<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正式出版.恩格斯认为第2卷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第3卷却不同了,那里对剩余价值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论述,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及其运行规律.恩格斯高度评价第3卷"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甚至使第1卷相形见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288、299页)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3卷讲到了如下的观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7――498页)很明显,剩余价值学说在工人可以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一事实面前,需要进行调整了.此后,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补正.其中奥地利学派彭o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效用"的视角,揭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效用的评价,阐述了"效用递减"这一观点,给人们以启发.可以这样说,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侧重的是价值的客观性,而彭o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侧重的则是价值的主观性,这两种价值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劳动价值论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正如卢森堡说的那样:"论证了'剥夺剥夺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的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难怪李嘉图曾被一些人株连式地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呢!而彭o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肯定和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难怪这一理论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呢!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及其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先,论者指出,商品价值做为一种关系概念,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取决于凝结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取决于消费该商品的人的需要,前者可以做出大体上的度量,后者则难以做出度量.这就表明,商品的价值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有些学者还对马克思过分重视工人的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忽视资本家做为管理者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进行了补正,认为管理也会创造价值.这样,原来称谓的"剩余价值",自然就包含着资本家的份额.但如何确定资本家所占分额的比例,在理论上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引用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论述也大概无济于事.解决这一问题要靠"实践",靠国家的法律与政策,靠劳资双方的协商和斗争.其次,论者指出,在资本家投入的资本中,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原料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被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但它们的价值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不变"呢?非也!因为它们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即价值的增值过程,并且是这种增值过程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因素.事物的性质,是离不开关系的,用当年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一物的属性是在该物与它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说马克思称谓的"不变资本"具有增值性,就如同说货币资本具有增值性一样,是有一定道理的.

3、挑战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经济事实,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八十年代,一些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纷纷到欧美"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打工",或当技术人员,或当管理人员.他们往往花费同样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却获得远高于国内公有制企业的收入.按传统的理论,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时,是以不受任何剥削的主人公的身份工作的,而在"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工作时,是以受雇的被剥削的身份工作的.但他们却甘愿"受剥削",因为这比"不受剥削"时,收入高了.至于政治地位,也未见降低,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即当名义上的"主人公"时,也是厂长、经理或党委书记(董事长)说了算,工会也得接受被说成是"党的领导"的领导干部的领导.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呢?为什么赞成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呢?这里,从实践上看,绝大多数人已肯定了这种"分割"的必要性,肯定了中共的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因为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证实.但在理论上,怎么解释才能与当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相一致呢?剩余价值学说导致的结果是宣告生产剩余价值的制度的破产和灭亡,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实行的方针则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理分配.看来,单只以中国的经济活动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面临着挑战.科学地回答这种挑战,不但是发展和补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需要,也是回答那些至今还在散布"改革犯了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错误"的政治言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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