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恐怕对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来说，体会最深。

1789 年 9月 11日，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与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汉密尔顿，正式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社会各界也都认为这是众望所归。而且这一任命，曾被誉为“在适当的地点，在适当的时候，任命了一个适当的人”。而刚刚上任不久的汉密尔顿，也是踌躅满志，意欲连烧“三把大火”，一展自己的才华与雄心。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追随者，汉密尔顿一上任就遵循《国富论》的精神导引，极力说服国会对威士忌酒开征消费税，目的在于尽快改善关税收入少的窘迫境况，以便支付各州所欠的战争债务。而且在汉密尔顿看来，威士忌酒税属于奢侈税，开征既利国也利民。事实上，当时美国的威士忌酒消费量确实很大，作为税源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时，战前也积累了一些威士忌酒税的征管经验。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正当汉密尔顿陶醉于国会通过威士忌酒税开征之际，一则关于威士忌酒税是消费税的谣言，却正在迅速地在西部民众之间传播和蔓延，并说政府还要对食物和衣服征税，同时还拟引入令人憎恶的欧洲消费税。问题或在于，当时美国民众对消费税根深蒂固的偏见及其抵触情绪，恰恰为这一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心理支持。而且，很多人相信，汉密尔顿征收的威士忌酒税——消费税——“是对革命的背叛”。结果，在这一“谣言”的鼓动下，威士忌酒税的征收很快陷入困境。到了1792年，边境地区就有了和平抗议，而到了1794年的时候，西部边境地区就已处于“公开的骚乱之中”。而负责征收威士忌酒税的征税官则被“涂上柏油、沾满羽毛”羞辱，并烧毁了他们的住房。

与此同时，为了坚决落实这一税收举措，联邦政府还组建了国内收入署，并建立了威士忌酒消费税的征管激励制度，即14个地区的税收主管，可从其所征税款中提成1%，而每个税务官员则可从其所征税款中提成4%，只把剩下的95%交给国库。如前所述，从1792年开始，边境地区便到处可见情绪激动的民众在演讲、集会和请愿。最后，辩论已经发展成为要退出联邦。而协助征收威士忌酒税的县行政司法长官也“被逮捕、剥光衣服、剃光头发、涂上柏油、沾满羽毛。”而到了1794年，国内秩序已趋于崩溃，西部宾夕法尼亚州早已处于起义之中。结果，汉密尔顿不得不说服国会授权华盛顿总统，从邻近的4个州组织民兵进行武力干预。“幸运的是，军事冲突避免了；起义者投降，并接受联邦政府对他们的大赦。没有一位起义者被送进监狱。”就其结果而言，起义者确实也得到了好处，杰斐逊也废除了全部的消费税法，或许还应该感谢这则税收“谣言”的功德。但威士忌酒税开征留给人们的税收教训显然不可无视。

其实，如果把“谣言”等同于“说谎”，正如“说谎”有时也是道德的必要的一样，在特定条件下，“谣言”的制造与传播也是有道德根据的，其结果很可能是“利大于弊”。关键在于：谁来界定是不是“谣言”？或许官方认定的“谣言”，在民众看来，恰恰是“真言”。威士忌酒税的“谣言”无疑就是最好的佐证。汉密尔顿和联邦政府的失误就在于——仅仅看到了威士忌酒作为税源的价值，却没有看到真正的税负，完全是由西部地区的农场主承担的，这一税收会严重打击西部的农场主，伤害他们的利益。直言之，威士忌酒税是一个专门掠夺西部农场主的“恶税”。难怪有位温和的威士忌酒起义者也说：“支持这一税收的一句话就足以毁灭任何人。”

毋庸讳言，当社会不公现象大面积出现之时，也就是为各种“谣言”（在执政者看来）传播提供合适土壤之际。“谣言”的对词或是“真言”，可能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渴求与权利呼吁，如果无视或任其自然蔓延，势必酿成大面积的冲突与风险。威士忌酒税的“前车之鉴”就在这里，不能不记取。“谣言”的背后，或是一种文明的潮流，或是一种野蛮的洪流，至于“谣言”的是与非，也许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