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史”与“道”——《新中国宗教工作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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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从公元336年起,12月25日就成了人们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于这一天过圣诞节这种习俗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然而,在1991年12月25日19时20分,在人们欢庆这个习以为常的圣诞节日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却发生了苏联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惊魂动魄的大事件:在这一时刻,作为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戈尔巴乔夫不仅辞去职务,而且将核按钮转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并非一起普通的权力交接仪式。因为就在这一刻,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当即降下。这就是说,伴随着这一权力交接仪式发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业已存在了74年的苏联的正式解体。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地将马克思时代开始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转化成了一个社会实体,不仅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在二战后还一度称霸世界。它怎么竟然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了呢?

这个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一方面,它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不尽的“欢呼”,“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时像几何学公理般受到推崇。另一方面,它又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提出了问题:我们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苏联的悲剧。“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①]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有效地应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②]

本著的根本目标即在于在回顾或叙述我国宗教工作60多年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展示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成就,反思一下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惨痛教训,凝练一下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经验,揣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普遍规律,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或多或少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使我国的宗教工作不仅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做出更加辉煌的成就,而且在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中国宗教工作史》,如其标题所示,其中心内容,在于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一种带有编年体性质的历史叙事。在叙述新中国宗教工作60多年的历史进程时,我们虽然参照了共和国史学家历史分段的惯例,但更多地是紧密结合我国宗教工作的实际,将60多年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划分成相互衔接的四个历史阶段。这就是:“积极探索”阶段、“蒙受挫折”阶段、“拨乱反正”阶段和“稳步推进”阶段。

所谓“积极探索”阶段,指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和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完全缺乏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经验的情况下,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工作路线,不仅成功地引导我国各宗教团体健康有序地实现了由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适应的“旧的社会团体”向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团体”的转变,而且还初步形成了以“五性说”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本著第一章叙述的就是有关这一阶段的历史。

所谓“蒙受挫折”的阶段,指的是从1957年我国宗教界开始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说从1957年到1962年,我国宗教工作中的“左”的思潮还呈现出断断续续的景象的话,则从1962年到1976年,便是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潮持续泛滥、愈演愈烈的阶段,是我国宗教工作逐步蒙受严重挫折的阶段。而在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阶段,虽说我国的宗教工作有所恢复,但由于“左”的余毒作祟,整个宗教工作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本著第二章叙述的就是有关这一阶段的历史。

所谓“拨乱反正”阶段,指的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新冷战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宗教工作的中心任务在于“拨乱反正”,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恢复老的政策”。[③]但在宗教观念层面,鉴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极左”思潮的反思,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工作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本著第三章叙述的就是有关这一阶段的历史。

所谓“稳步推进”阶段,指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将苏联解体之后的时代称作“新冷战”时代,而不采用人们常常使用的“后冷战”时代的说法,意在突出和强调苏联解体改变的是冷战的主体和冷战的形式,而不是冷战本身。当今世界,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存在着“两个冷战”:一个是南北之间的冷战,经济方面的冷战,针对第三世界的冷战;一个是东西之间的冷战,政治方面的冷战,针对社会主义的冷战。[④]我们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说法比较贴近我们时代的本来面目,故而采用了这个说法。而后冷战时代的说法则具有某种含混性。因为它既可以意指新冷战时代,也可以意指非冷战时代。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中国入世”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国际环境,2001年前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鉴此,我们将这一阶段区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从1991年到2001年,另一个时间段则始于2001年。本著第四章叙述的是有关第一个时间段的历史,第五章叙述的是有关第二个时间段的历史。但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是我国宗教工作“稳步推进”的阶段。这种稳步推进不仅表现在我国宗教管理工作稳步驶入了法治化轨道,而且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也逐步臻于完善。

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是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与新中国60多年的宗教工作相始终。建国初期我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我国取缔“圣母军”、“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和驱逐黎培里出境;1960年,我国公审美国间谍华理柱事件;1983年,我国取缔“呼喊派”;2000年,我国抗议和谴责梵蒂冈策划的“封圣”活动;2008年和2009年,我国谴责和成功平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都明显具有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性质。所有这些,都是本著各章的中心内容或中心内容之一。

本著虽说基本上属于史学的范畴。但述史却并非本著的唯一目的,甚至并非它的主要目的。本著的根本用意在于“因史成论”,用清人龚自珍的话来说,在于“出乎史,入乎道”。[⑤]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在完成了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历史叙事之后,我们增加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历史回顾与历史启示”这样一个“结语”,以期展示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成就,反思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教训,凝练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经验,揣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普遍规律。

“结语”除扼要概括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曲折历程外,着重阐述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新中国反宗教渗透工作的“历史启示”。

“结语”从“宗教立法逐步完善”、“宗教工作方针与时俱进”、“宗教自身建设逐步加强”、“宗教对外交流日趋活跃”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逐步成熟”等五个方面来概括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主要成就。

“结语”从“宗教工作的政治基础:坚持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反对右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倾向”、“宗教工作的法律基础:坚持推进宗教工作的法治化”、“宗教工作的政治保证:坚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针”、“宗教工作的认识论基础:充分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和“宗教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等五个方面对新中国宗教的基本经验做了概括。

“结语”在对新中国反宗教渗透工作历史作出扼要回顾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新中国反渗透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在概述新中国反渗透工作的基本经验时,着重阐述了下述五点:(1)“为要做好反宗教渗透工作,就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观念’”;(2)“为要做好反宗教渗透工作,就必须坚持‘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鉴别力” ;(3)“为要做好反宗教渗透工作,就必须牢固树立‘主权’观念,切实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4)“为要做好反宗教渗透工作,就必须始终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

由于理论视野和学术水平所限,上述概括和提炼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无论如何都是笔者依据“论从史出”的原则从自己所掌握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种种历史事实抽象出来的,尽管笔者的抽象过程未必合理和精当。

本著的中心内容虽然在于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一种带有编年体性质的历史叙事,但本著绝非对相关事实的简单拼凑或依照事件顺序的简单罗列。在这种历史叙事中,一方面力求贯彻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对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描述和刻划。

本著虽然主要采取了编年体体裁,但也容纳了纪传体的风格。对一些典型人物的生平也给予了较为详尽的陈述。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至少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

本著后面带有三个附录:《新中国宗教工作年表》、《新中国历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览表》和《新中国历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一览表》。我们之所以编制《新中国宗教工作一览表》是为了方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历史进程有一种宏观的把握。我们之所以编制《新中国历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览表》和《新中国历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一览表》,乃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新中国历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和广大宗教管理人员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一样,既是新中国宗教工作和新中国反宗教渗透工作历史之剧的剧中人,也是这出历史之剧的剧作者。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无论是李维汉、徐冰、刘友法、李大章、乌兰夫、杨静仁、阎明复、丁关根、王兆国、刘延东和杜青林,还是邵荃麟、何成湘、肖贤法、乔连生、任务之、张声作、叶小文和王作安,尽管他们的历史功绩不等,但他们无疑都是我国宗教工作战线上的英雄,没有他们,新中国60多年的宗教工作和反渗透工作要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李维汉、王兆国、肖贤法和叶小文,他们都在我国宗教工作领导部门和管理部门工作了10年以上,他们的工作关涉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宗教工作和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不止一个年代。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渗透工作的历史中是不能没有他们的名字的。毫无疑问,在新中国宗教工作和反渗透工作的历史中,我国各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领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们的历史地位甚至是无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著相关章节中都对他们的生平做了或详或略的交待。这是我们没有专门开列新中国宗教领袖一览表的根本缘由。

但愿本著能够如愿,为我国宗教工作和反渗透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建设小尽绵薄。

 

(《新中国宗教工作史》,段德智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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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

[②] 同上。

[③] 参阅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④]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⑤]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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