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华:“四风”积习的“冰冻层”心理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6 次 更新时间:2013-11-0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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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华  

 

最近,中纪委常委会议提出,铁面无私纠正“四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四风”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么,水面下面看不见的“冰冻层”则是盘根错节的体制痼疾和千百年积淀的人性幽暗的“集体无意识”。孟子曾说过: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而为长者折肢,是不为也。实际的情形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像“为长者折肢”一样不愿意深入基层和群众,而是像“挟泰山超北海”一样难以做到深入实际。这也许难以置信,但我们如果能对官本位造成的官员人性扭曲作一番探幽析微剖析,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权力崇拜”滋生“病态自负”

千百年官本位封建专制形成的“权力崇拜”已根深蒂固地深入民族集体意识的骨髓,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中国特色。今天,我国尽管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但政府权力仍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处于主宰、支配地位,官员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地位尊荣显赫,从政仍是众多年轻人驱之若鹜的选择。西方有则寓言:一个驴子背着圣像走在路上,人们纷纷对它顶礼膜拜,驴子趾高足扬起来。但是,官员们不会像驴子那么蠢。他心知肚明:人们崇拜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今天有权,会高朋满座;明天无权,就会门庭冷落。因此,他充满了世态炎凉的恐惧感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而官场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更使他感到“身在官场不由己”的无归属感和飘泊感。现在,他的“官场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为了摆脱这种致命的“基本焦虑”,他更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自我理想化”获取认同感、优越感和重要感,同样,他还十分渴望得到不断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高人一等。他需要不断在大会、小会上作重要讲话,证明自己“理论水平高”;他需要不断出现在各个场合,出现在电视中、报纸上,以证明自己的“不可缺少”;他需要不断地力排众议、敢于拍板,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需要 GDP、重大工程、各项指标、各项排名、掌声、鲜花、赞扬、口碑……久之,他会陶醉自己和他人共同营造的“理想形象”之中,“病态自负”已成了他生存的根基,这一切是真实,还是虚幻?是“通行证”,还是“墓志铭”?他并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害怕知道。不管怎么说,渐渐地,他变得刚愎、独断、专横、霸道。

官僚主义是“病态自负”的产物

为“病态自负”所驱使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卓越”,他已意识不到与事实的关联性。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理想”本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实际的疏离,使得他的“理想形象”像纸房子一样不真实,也一样脆弱,任何微弱的风都能吹倒它。所以,“病态自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避”。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较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时的粮食亩产几万斤的荒谬,如果说那么多的官员真的不明白,今天看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熟悉当时“比谁的卫星放得更高”的特定时代背景,就不会感到奇怪。

尽管正常思维的人看来,选择性的“无知”荒谬绝伦。但从“病态自负”的角度来看,选择性的“无知”出至他内心的真实需要,非但不荒谬,而且是符合内在的逻辑性的不二选择。“自我理想化”的根基是虚构和幻想,是十分岌岌可危的,就像冰块经不起阳光的照射一样,经不起与实际的接触。正由于面临的巨大危险,他对实际情况怀有极大的恐惧。在实际情形中,他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一击。

面对来自实际情况的巨大威胁,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调动起浑身解数来打一场壁垒分明的“理想化自我”保卫战:符合“理想化”的“正面形象”必须大力宣传,而有违“理想化”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坚决打压。他之所以喜欢讲空话套话,是因为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正确废话”,能够显示他的“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下基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报纸电视记者前呼后拥,是因为这样能确保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时能够过滤掉有害的“实际情况”;他之所以高高在上,会山文海,是因为远离下层,隔绝真实,才能给他以安全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痛痒,是“病态自负”必然导致的选择性无知。只有官僚主义才能筑起保卫“自我理想化”的堡垒,也才能使他披上防护来自现实威胁的盔甲。

形式主义植根于“对权威的服从”

有了官僚主义的主子,就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的奴仆。反过来,形式主义的迎合又为虎作伥,助长了官僚主义的泛滥。为什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影相随、密不可分呢?

西方有个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这个实验揭示出“对权威的服从”:当个人进入权威系统后,会有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我”不再是能够按照个人意识行动的“我”,而是权威的“代理”。在这个代理状态下,“我”不再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行为的正当性,而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现实生活中的“权威”又有怎样的期待呢?荷妮曾揭示了“病态自负”者的重要的神经症特征:由于“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出于克服焦虑的需要,“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但是,由于“理想”是臆想的产物,与“真实”之间有着巨大的悬殊,他拥有的“权威”越大,就越难摆脱“权威”像海市蜃楼转瞬即逝的恐惧,也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别人“对权威的服从”,来不断获取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的安全感。

中国古代的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时,他感到安全、自在,但一旦遇见真龙,就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弃而还走”。这个寓言的隐喻是,人出于对现实中不可测因素的本能的恐惧,往往有着用虚构的“真实”代替狰狞现实的倾向。现实中官僚主义的衮衮“叶公”希望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摒除来自现实中不可测因素对“权威”的威胁。而形式主义有其“行”而无其“实”,是人造的“龙”,温顺可亲而狰狞可憎;是按照“叶公”想要的样子造出来的,也是能为“叶公”所能驾驭和控制的,所希望看到的“龙”。

世上本来就没有龙,我们祖先造出“龙”,那也是出于国人以服从权威而求得权威保护的心理需要。经常有官员这样讲:“我的一切都是组织上给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他来说,“组织”是个巨大的权威系统,组织上可以给你一切,也可能夺走你的一切。他的上级掌握取舍与夺的权力。他作为依附体制的官员,在长时间适者生存的竞争中,悟出的一条生存之道是“只唯上”,把“对上级服从”奉为圭臬。他会认为,从政的艺术就是“贯彻落实”的艺术;他自诩的最有用的本事是能“吃透上情”,“摸清领导意图”。

“组织”这个权威系统又是由人操纵的,有时候,组织的“权威”又是上级主管官员特别是“一把手”个人意志的化身。如果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严重,那么,组织权威就很可能是官僚主义意志。臣服于官僚主义的意志,他为了投领导之所好,也只能以讲排场、比气势的种种形式主义做法,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他知道,因为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能不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才重要。为了从思想认识上、从行动上处处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在研究重大决策部署时,当“一把手”提出动议后,他决不会提出不同看法,只会不遗余力地证明领导动议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当上级领导布置开展某种活动时,他会闻风而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作道具,力求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以迎接领导视察和上级部门检查;当上级领导需要GDP等政绩时,他会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让GDP等数字光鲜……

正是这种种放弃良知、违背理智、罔顾实际的盲从,使得形式主义越演越烈,为官僚主义大行其道而推波助澜。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许多重大决策失误都是由独断专横和无原则盲从共同造成的。

享乐主义是“重占有”的滥觞

追求快乐本是人的天性,但极端享乐主义和奢靡成性却是自毁、自戗的行为。“病态自负”为了追求“荣誉”“权威”,放弃了“真实”,放弃了“自我”。这就好比与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坠入了内心空虚、无价值感的心狱之中。为了获得安全,他必须不断地去“占有”。弗罗姆认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病态生存。在古代社会,“重占有”往往表现“囤积型”,守财奴只有无休止地节俭和囤积,才感到安全。在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掉了,但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

这么多年来,公款大吃大喝为什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以前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少公款吃喝,是因为人家生活水平高,不愁吃、不愁喝。可是,当今天我国解决温饱后,吃喝之风却越演越烈。而且在“八项规定”利剑高悬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官员冒着顶风违纪、被查处的危险,变通方式、换个场所吃喝。为什么一些官员少不了宴请吃喝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身上之疾易去,心中之魔难除。这个“魔”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的阴影:对“权威”失去的极度恐惧。对身为官员的他来说,有两个大限,也就有两大人生恐惧:除人生终有一死的大限外,当官还有终究要退休的大限。他也许会这样对退休满怀恐惧:退休是什么?退休就是等死。人生无常,朝不保夕以及宦海险恶、黄粱一梦,使得他今朝有酒今日醉。他不仅需要把酒醉当兴奋剂和麻醉剂,借酒浇愁,忘却烦恼和恐惧,换得片刻的安宁,而且更需要那种觥筹交错中被奉为座上宾那种众星捧月、尊贵显荣的感觉,使他觉得位高权重。当他习惯了这样的状态后,如果突然有几天没有人宴请,一种不祥之感就会袭上心头,感到周围充满了危机,从而产生猜忌……为了让他放心、安心、舒心,他的下级官员以及和他有着老关系的老板们,自然不敢怠慢,再危险,再困难,办法总是有的,该摆的筵席还是要摆的。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当他刚当上领导的秘书时,某次陪领导下去视察,看了下面准备的接待方案,可能会想,这样吃喝恐怕大象也会被撑死的。几天在酒宴间的连轴转,使得他苦不堪言,可是他的领导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等到后来他也成了领导,随着官阶步步晋升,他的大腹也越来越便便,风度翩翩地周旋于档次越来越高的频繁宴请中,他也越来越泰然处之、波澜不惊。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就像对酒精和药物依赖一样,他已无法摆脱对宴请的依赖。

荷妮说:“常见的情况是,撒一个谎通常会再撒第二个谎,然后再用第三个谎来支撑第二个谎,依此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蜘蛛般的谎言中不能逃脱。”正是浸淫于官本位依然盛行的不利处境中,一些官员面对“权威”和真实自我的冲突,采取了“病态自负”的伪解决,然后又把另一个伪解决加在这个伪解决上,一个个地重叠起来,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四风”积习甚深、冰冻三尺的渊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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