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林彪命结“收妖”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9 次 更新时间:2013-11-03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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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  


许多文革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释文化大革命,解释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基本依据。在这封仅仅1700余字的信中,毛泽东两处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说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为了利用他打倒刘少奇,才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好这个“机关”,事后让“右派”出来收拾“左派”。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呢?许多“过来人”都不相信,但对于如何“破解”毛泽东的这个“谎言”又无从下手。1957年,毛泽东就干过“引蛇出洞”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城府森严”的人,其内心有谁知道呢?不过,笔者以为,只要解决了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答案便自然揭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自称是写于1966年,却发表于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以后,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曾经摘要引用过这封信。笔者于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对该信的写作时间提出了置疑(投稿《东方》、《读书》、《二十一世纪》未获刊登)。1998年1月,该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部收录,在其信末,鲜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

——笔者当年的质疑未获刊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件尚未解密,笔者的论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据正式刊出的这一注解,我们可以肯定,这封信所述的内容,至少不是“历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实”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事后根据需要的“全盘伪造”,还是依据1966年确实存在的“蓝本”,在发表时作了修改?是主要内容基本真实,只是发表时装入了后来的思想,还是连思想也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那么透彻的表述?在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胡适的那句老话:请拿出“证据”来!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过一次见面,地点是在上海。信中所说的杭州会议是4月16日,北京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讲话,时间在5月18日;印发林彪讲话的时间在此信之后的9月22日。毛泽东6月15日离开“武林”(即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们都发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见面之后。另外,信中的“本月”的“两次外宾接见”,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时间上也没有破绽,也是很随便就可以找到人证、物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以上细节的真实而放弃甄别,我们很可能就上了一个“精心炮制的骗局”的当了。中国有句古话:“远观其势,近观其质”。当我们在近处看不清一个事物时,我们可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而正是这种“远观”告知我们,上述察访的“无破绽”,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

其一,作为一封“随意性”很强的信件,它似乎“过于严密”了!仿佛是为了有意留供后人考证似的,他把那些公开的、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的信息,尤其是几乎把党内高层大事数了个“滴水不漏”!这有违“家信”的常规。

其二,作为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个人的交流和建议,仅仅是作为“主题”的铺垫和装饰而存在。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包装某种政治意图的“外壳”。

其三,信中表现的主人公心态是分裂的。他一会儿感叹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为借助“打鬼”的“钟馗”,表现出无奈和窝囊;一会儿又表现出能洞穿历史的“英明”,不仅能作时间上的掐算,而且能预言一个“相克”的循环,甚至于预言“鹿死谁手”。他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我死了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气概,另一方面又充满锱珠必较的自我“辩白”。如果我们相信这封信是同一历史时刻所著,那我们必会认为,此时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极度“躁郁症”,便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绪嫁接起来作品,我们就能够对当事人给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远观”的结论告诉我们,那种在短时间内、人性上表现出来的极度“反差”,显然不是上述“时间细节”上的“抛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和协”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测,那些所谓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脱,是否只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推销的一个“主题”而“虚晃一枪”?

然而,最可置疑之处还在于,这封隐藏着“党国最重大机密”的信,居然是写给到处“乱讲话”的江青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的当时,这个“外壳”里并没有包裹多少“机密”,而当他装进这些“机密”时,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这张嘴!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为粉碎与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外界曾流传不少关于毛江感情交恶的传言。通过与一些毛、江身边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可以肯定,二者的关系,并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把这样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托于江青。特别是信中所述许多毛泽东的感慨、心态,甚至少年抱负,如果放在一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交流频繁的夫妻那里,这应该是日常相处之间就已经交流完毕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封信里讲那么多?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毛江关系疏远,他们平时缺少交流,所以为日后在某个时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把一份党国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么,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泽东会把一切托付于她。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必“牛郎织女”般地“千里传天机”(这途中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甚至于写不出如此“高度凝练”、以至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这是一个夫妻相处的常识。

除此之外,这封信还存在重大的“破绽”,以下仅举三例:

第一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预言:(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2)“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他是怎么悟到“七八年”这个循环数字的?

毛泽东此话并非无据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给江信之前,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这样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维的逻辑,只出现过一次的现象,在历史上只能被视为“偶然”,只有重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会被当作一种“规律”。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此信,或者此信中的这两句话,是后来所写(或添加进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众位读者可能会说,从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从“四清”运动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出来了“6年”,还有一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时编辑者的注解——作者在发表前作了修改,那么毛泽东在1972年想到这个“循环数字”,恰好符合逻辑!所以,如果相信逻辑的力量的话,我们可以猜测,毛泽东这封信(或信中的类似语句),是1972年的“出品”。

当然,上述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有一个破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时——也就是1966年7月,其实是文革“大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八月”还在后面,毛泽东也自称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达到天下大治”,在当时根本还无法预期。所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没有来由”之感。但如果说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泽东自称“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之后,这句话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咒语: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这里便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何时开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据说也是毛泽东一生最雄健、自负的时刻,那时,他甚至还“畅游长江”,何况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会让人觉得毛泽东“阴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林彪事件”后那场大病的产物,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测不准”原理——仿佛他不能预见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结局,但这种“正反反之”的手法,无非是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预见”提供垫背帮衬而已。

第三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矛盾”的叙述:(1)“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还没打倒,怎么又跑出个“右派政变”呢?如果说,他这是指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这句话中的那个“也”字是干什么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预言中的“右派政变”之前,已经有“左派政变”失败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变”的危险,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后吗?显然要“七八年”以后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话)极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后的出品。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这些质疑可以成立,那么,这出所谓“石碣收妖”的神话,不过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声而导演的一出现代“秀”罢了。

不过,虽然林彪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泽东按照《水浒》“造反有理”的“道统”设计文革,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场“革命现代样板戏”中,不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是他选中的演员而已。当然,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限于版面,这里就不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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