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13-10-08 2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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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茜  

    

   【摘要】现代刑法的发展使得法益概念既包括了个人法益,也包括了集体法益。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集体法益获得了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再仅仅是量的区别。理论上应继续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重新梳理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关系。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个人法益必须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集体法益的重要性、集体法益的独特性和提前保护的有效性,决定了刑法对集体法益予以单独保护具有必要性。刑法必须对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设定限制性门槛,防止将不重大的、不真正的、不明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集体利益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刑法采用何种犯罪构成来保护集体法益,关系到刑法的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构成中,抽象危险犯是首选的犯罪类型。抽象危险犯的保护法益具有抽象性,但其法益侵害性是实际的、能够被证明的,可以通过被危险行为所影响或者改变的对象呈现出来或者被具体化;此外,通过法益概念的具体化和实质责任原则,也可以合理地解决保护法益的抽象化问题。

   【关键词】集体法益;个人法益;累积犯;危险犯

    

   引言

   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关系着现代刑法的未来走向:如果完全否认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会导致刑法无力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如果无限制地承认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会使得刑法演变为防范未来风险的工具,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被忽略,法的安定性被消解。同时,这个问题还关系着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学派之争的理论深化:行为无价值论者认为,“为了使新的规范意识根植于社会,积极的一般预防论重视训练人们对规范的信赖,这一特征在刑事立法上体现为对所谓的‘普遍法益’的保护和抽象危险犯的扩张。”[1]但在结果无价值论者看来,如果不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划定合理的范围,不对刑法的早期化介入提出必要的限制,会造成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刑事处罚范围的过分扩大化,并最终侵害公民的自由权利。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够深入,虽有学者认识到“法益的范围蔓延至超个人法益”,[2]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肯定超个人法益概念独立存在的价值”,[3]但是,对于集体法益在法益概念中的地位、集体法益的保护必要性、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及其保护方式等重要问题,仍有待理论上展开深入研究。

   一 集体法益理论的源起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风险的增大,各国刑事立法都呈现了扩张趋势,扩张的主要表现就是,刑事立法将特定风险领域的集体法益作为对个人法益保护的前阶,直接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一般而言,集体法益指的是全部的个人法益的集合,但其表述繁多,如全体法益、社会法益、超个人法益、普遍法益、公共法益、集体法益等,不一而足,因此,首先要厘清集体法益的概念。此外,刑事立法对于法益概念的扩张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同时也影响着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间的关系,使其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对其重新认识。

   (一)集体法益的概念厘清

   从概念的内涵上看,刑法理论基本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全体法益、社会法益、超个人法益、普遍法益、公共法益、集体法益等概念的。“不过,全体法益这个概念遭到了明确地反对,因为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它可以延伸到任何具有违法性的地方或者情形中去。而且,与个人法益相比,全体法益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占据着更大的优势地位,也具有更大的确定性。”[4]此外,社会法益、超个人法益这样的表述会给人以社会优先、超个人优先的语感。而普遍法益、公共法益这样的表述似乎又欠缺与个人法益的必要的关联性,如对地球生物本身的保护、对人类后代生活的保护(为了后代生活,不得破坏气候、消耗地球资源等)属于普遍法益、公共法益,但这关系到人类生活整体的利益,比各国现行刑法所保护的集体法益更具抽象化和模糊化,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直接将其规定为刑法上的保护法益。

   从使用的频率上看,超个人法益或者集体法益是在相关资料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概念。尤其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这个意义,也为了避免‘超个人’一词所带来的误会,近十年来德国学界有改称之为‘集体法益’(Kollektive Rechitsgiiter),明确表示是众人集体享有,而非归属于什么玄妙的超个人主体。”[5]因此,集体法益这个概念是目前国外刑法理论上比较通行的概念。但国外也有学者认为,“集体法益”这样的用语也会带来理解上的困扰,让人以为刑法保护的是某一个特定集体的利益,应使用“超个人法益”的概念,明确指代所有的个人、而非某一个特定集体的价值或利益。[6]

   超个人法益(Superindividual interests)或者集体法益(Collective interests)的用语可谓各有利弊,但二者基本上具有同一含义,指的都是法益概念中与个人法益相对的、却又具有关联性的那部分利益;都强调自身是全部的个人法益的集合、并以此与单个的或是部分的个人法益相区别;只是不同学者在使用时各有偏好。就本文而言,由于集体法益的用语可能带来的误解小于超个人法益,也便于我国与国外刑法理论进行对话,因此,本文主张使用集体法益的概念。并认为集体法益具有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只是不能以牺牲个人法益为代价来保护集体法益,这一点与我国学者所认为的超个人法益不具有独立地位的观点有所差别。

   (二)集体法益独立的理论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看,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间的关系一直在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大致而言,围绕着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元的法益学说(一元论)和二元的法益学说(二元论)之间的争论。

   根据一元论,刑法的核心任务是保护个人法益,个人高于国家和社会,所以个人法益高于集体法益,集体法益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20世纪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国家任务的认识也有所转变,不复停留在19世纪维护权利国家的立场上,而是更加注重国家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刑事立法的扩张,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各国新增的刑事立法例表明,刑法对于法益的保护开始在一元的个人法益之外,兼顾重要的集体法益,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已然成为不可否认的立法事实。在此基础上,理论上主张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都是刑法上需要保护的重要利益,这就是二元论。

   二元论要求刑法在传统的个人法益之外兼顾对集体法益的保护,集体法益因此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独立地位。事实上,现代各国的刑事立法都在保护个人法益(人身、民主、财产等)的犯罪之外,规定了侵害集体法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秩序、国防利益等)的犯罪,在这一点上,一元论和二元论并不存在分歧。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地位上:因为坚持刑法以个人为起点,一元论坚持将集体法益作为个人法益的下位概念、个人法益的量的集合,但是,在分析个人财产法益与公共财产法益的关系时,将公共财产作为个人财产的量的集合或许可能成立;但在分析个人生命法益与公共生命法益的关系时,将公共的生命安全作为个人生命的量的集合就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一旦社会价值开始重视国家安全等集体法益,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在理论上的地位就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在现代刑法上,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地位变化主要表现在:集体法益开始具有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再仅仅是量的区别。

   (三)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关系

   现代刑法的发展使得法益概念既包括个人法益,也包括了集体法益。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如果要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理论上就必须确定概念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法益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法益为了集体法益而存在,还是集体法益为了个人法益而存在;如果要构建二元的法益概念,理论上就必须明确:在所有的法益中,哪些法益是个人法益、哪些法益是集体法益,为此,理论上还要在传统的法益概念之外,为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创建与其各自相对应的上位概念,而且,二元的法益概念还必须进一步认可所有的集体性制度都具有“初始的”或者“原发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就只有个别的集体法益是为了个人法益存在了。”[7]显然,二元的法益概念无法正确处理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的关系,因此,理论上最好的选择是:继续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集体法益和个人法益之间的关系。

   在说明犯罪的保护法益时,理论上都认为集体法益要与个人法益相关联:有的集体法益是直接保护个人法益所需要的,有的集体法益是保护个人法益的中间法益,但是,仅仅承认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关联性是不够的,至少对于说明集体法益的概念来说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是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刑法应当对哪个利益进行优先保护的问题。

   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自由是一项重要的个人法益,安全是一项重要的集体法益,但这二者有时会出现哪个优先的问题。例如,各国关于恐怖主义的犯罪都规定了刑事处罚的前置化措施,这些措施导致警察很可能基于认识错误侵害公民自由;如果要避免警察的认识错误,又必须进一步授予警察更多的公共权力(如允许警察对嫌疑人实施电子跟踪、监视、对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记录和监控等),而这无疑意味着公民必须让渡更多的自由给国家。因此,刑法是优先保障安全还是优先保护公民的行动自由?立法者必须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并不是要用公民的行动自由来否认刑法保障安全的目标,而是要确保刑事处罚不致于过分前置化,以致侵犯公民的行动自由。之所以用公民的行动自由来制约刑法保障安全的目的,是因为刑法保障安全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计算,很容易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公共的安全是全部个人利益的集合,功利主义者往往会认为,没有公共的安全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因此,在极端案件中,功利主义者会为了公共的安全而牺牲个人的自由。例如,德国在“9·11”袭击之后通过了《航空安全法案》(2005年生效),目的是为了预防对航空安全的袭击,尤其是劫机、破坏或者恐怖主义袭击等。根据该法案第14条第3款,假设飞行器被用作夺取公民生命的手段,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将其击落是对抗这种威胁的唯一有效的防卫手段时,国防部有权下令将其击落。立法者之所以允许击落飞行器,主要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以牺牲飞行器上特定的少数人的生命,来避免可能会造成的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损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宣告《航空安全法案》第14条第3款无效,主要理由是: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享有同等的宪法保护,将机上人员视为武器的一部分,因此必须被作为行动对象看待的观点,从用语上掩盖了不再将犯罪的被害人当做人来看待的本质,认为个人在国家生死存亡时应为了整体利益而舍弃个人生命的观点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人权,因为航空袭击并非是以消灭国家存在为目的的犯罪,国家不能利用这一点来进行防卫。[8]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多数人的安全并不具有比少数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更高的宪法地位。

本文赞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立场,在个人的生命权与国家的安全保障发生冲突时,实际上应赋予个人的生命权以更高的地位,否则就无法保证其与国家安全保障的平衡。因此,理论上对于集体法益概念的发展,一方面是要建立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内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就是要设立刑法对集体法益保护的界限,尤其是,要恰当地维护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平衡关系,不能以牺牲个人法益为代价来保护集体法益。当然,承认集体法益具有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并不代表集体法益具有“初始的”或者“原发的”独立性。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个人法益必须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易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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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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