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琳·罗马诺 著 吴万伟 译
77岁高龄的成中英是美国的中国哲学资深领袖之一。正是他40年前在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Manoa）创办了《中国哲学杂志》。眼下他从宾馆房间的椅子上欠身去找一个与该刊的出版有关的注释。他希望人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隆重的纪念活动，在10月的两期合刊中将有40多个学者共襄盛举。他要确保国际最大学术期刊出版商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Wiley-Blackwell）寄送最新期刊、过刊、宣传材料以及任何需要的东西。
人们可能认为该杂志及其纪念活动只是十分活跃的中国哲学界的很小一部分，7月下旬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Buffalo）华美达酒店及会议中心（the Ramada）还举行了第18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议（ISCP），参加这次盛会的有100多名学者。
成中英的记忆力非常好。毕竟，中国哲学学会这个学术机构也是他创办的。
他记得在1965年春季从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后不久，他作为唯一一个中国哲学家参加了美国哲学学会中部分会的年会并宣读了论文。他记得1963年在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开始讲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为了这个领域开展起来他总是自己花钱。如今该院已经成为培养从事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人才的美国名牌哲学院，在读博士生任何时候都有40个左右。那个刊物最初是蜡纸油印的通讯，成中英负责编写，一个中国学生后来帮助刻印。而中国哲学学会如果只吸收哲学家会员，考虑到会员数量实在微不足道的现实，它很可能成为白费心机的提案，因此成中英寻求汉学家参与到这个刊物和学会中来，从而促成了两个项目的启动和运作。
“坦率地说，最初只有我一个人。”成中英的自豪口吻表露无遗，似乎逼着你承认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一点确实可以理解。
不过，如果说该学会三十五年来的最新一次学术会议“中国哲学和生活方式”与成中英密切相关似乎是非常清楚的话，若谈及美国的中国哲学，就不能只是成中英一人的功劳了。
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学会现任会长和会议主席， 美国 纽 约州立大 学 布法罗分校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教授，充满热情和活力的49岁的余纪元密切关注这次聚会。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美国分析哲学家领军人物如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杜克大学的戴维王（David Wong）、著名中国哲学专家如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和来自中国、波兰、法国、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墨西哥、尼日利亚、韩国、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杰出学者。
随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政治、金融、文化和媒体生活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迅速扩大，中国哲学在美国学术界也火了起来。中国哲学的国际知名学者之一，成中英的夏威夷大学同事安乐哲（Roger T. Ames）说“中国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指数级的快速增长当然意味着中国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人们常常“嘲笑中国哲学家就好像他们是卡通人物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
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自2010年起大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始院长杜维明（Tu Weiming）说，在哈佛和其他研究机构中，汉语研究令日本语和其他语言的研究相形见绌，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遍地开花等都是“让中国哲学成为更广泛的研究课题”的因素。
与中国哲学有关的研讨会在美国哲学学会的三个年会（东部、中部、太平洋地区）都大幅度增加，因为与该话题有关的美国哲学学会成员单位的数目在不断增加。比如，现在有个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和非常活跃的群体“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对成中英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还有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中西部学会，该学会已经连续9年举办年会，由年轻学者如印第安纳大学的亚伦·斯托内克（Aaron Stalnaker）促成，他几年闯入这个领地是因为他“被中国思想的博大精深彻底征服了。”
美国哲学学会研讨会是该组织所说的群体项目所办的活动，在有些人看来不如由整个学科范围的委员会所控制的主要项目那么有名气。但是今年12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的会议上，主要项目也将包括一个专门探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德性伦理学的研讨会。
中国哲学在美国崛起的迹象有很多。与成中英的杂志相比，《道：比较哲学杂志》创办时间更晚，涉及的议题更广泛，它们与可敬的出版物如《东西方哲学》（安乐哲主编）都在竞相吸引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整个哲学学科的就业市场仍然在各个领域都受到挑战，但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以及笼统的“非西方哲学”的机会已经不再像大海捞针那样艰难了。非哲学系和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回应学生们对中国各个方面越来越浓的兴趣。
一个增长特别迅速的标志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对比研究。学者向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议上提交的中英文论文中就有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安东尼·费恩（Anthony Fay）的“美国文化与孟子的生活方式”、宾夕法尼亚州东斯特劳斯堡大学的提摩西·康纳利(Timothy Connolly，余纪元的博士生)的“苏格拉底和早期儒家论反省的生活”、多伦多大学林肯·拉特纳姆（Lincoln Rathnam）的“庄子和蒙田的怀疑主义、宽容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一个特别活跃的比较研究领域是德性伦理学，西方道德思考中的这个观点根源于于亚里士多德，特别是由当代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复兴起来。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儒家伦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德性伦理学而不至于发生扭曲。实际上，对古希腊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之间的联系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新兴领域，这体现在8月份在雅典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当时有好几场研讨会专门探索这种联系。
杜维明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儒家倡导者和儒家作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没有地理边界限制的支持者。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在美国跨出重大一步的“最重要原因”是哲学性的，因为美国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哲学。杜维明说，最近一些用英文撰写的儒家研究“比用中文、日文或韩文撰写的儒家研究更重要、更有独创性、更深刻、更前瞻、更有世界眼光。”
余纪元基本同意这种评价。他说“美国的哲学研究水平要高得多。”他注意到中国哲学的一些顶尖学者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我只阅读英文著作，从来不看中文著作。”
中国哲学在美国崛起的一个明显的社会学因素是在美中国哲学家数量比几十年前大幅增加，当时积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更可能来自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出生在两地的中国哲学家以及来自香港、新加坡的学者在美国和亚洲各大学往返穿梭任教。因为中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容易多了，很多人拿到博士学位并拥有在美国任教的语言能力。因为中国学界仍然非常看重美国的博士学位，美国学位甚至比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博士更吃香，中国学者自然很清楚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对其回国后的职业发展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张不错的王牌。
余纪元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说明了中国出生的哲学家最初本来没有从事本国文化传统研究的打算，但随后转向了这个领域。余纪元在山东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19岁的时候成为在中国向西方开放的自由环境下第一批前往西方留学的中国年轻学者之一，投身于古希腊哲学研究。作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位博士生之一，他参与了多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的工作。对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研究促使他来到意大利比萨和牛津求学，并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Guelph）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97年应聘布法罗，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专任学者。
几年后，该校哲学系的一些博士生请他与他们一起进行中国哲学研究。余纪元回忆说“我说，我是希腊语古典学者。”但是人们不依不饶，继续恳求“你肯定了解中国哲学。”随后在某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一直说我不能搞中国哲学呢？我可以研究啊。我要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随后他接到邀请，要在牛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就中国哲学发表简短演讲。
他回忆说“经过了几乎15年后，我再次打开了中国哲学书。再一次阅读《论语》。”余纪元说，这本据说是孔子言论和观点的书带来了智慧上的启蒙，让他领悟到儒家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契合之处，他如今还在研究这个问题。余纪元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这种联系，并为此收到很多电邮和回应，该文比他从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产生了更大影响。现在他已经成为探索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德性伦理学的顶尖学者之一。余纪元注意到即使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被再次挑动起来，他仍然非常谨慎，他之所以受聘布法罗主要是因为其古希腊学术成果，那才是他的职责所在。余纪元就是凭着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的存在结构》（Kluwer, 2003年）一书获得了教授资格。
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哲学系新任系主任肖阳是另一个相似的故事。他曾经跟随实用主义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求学，10年前加盟肯尼恩学院讲授伦理学。如今，虽然继续其西方哲学的兴趣做研究，肖阳也开始偶尔开设中国哲学课程，并担任《道：比较哲学杂志》的书评版编辑。他把中国思想家孟子的见解注入到他担任的课程中。肖阳说“中国哲学最终将成为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充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但我们必须尝试和实验。”
许多中国哲学家私下里承认，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图书馆资源更好或学术研究水平更高才被吸引到美国工作的，而是因为更大的言论自由。中国政府很少关注国内有关孟子和庄子著作的学术辩论。最近一些年，政府实际上还大力支持儒家途径和思考的研究，比如不惜重金开办孔子学院的软实力推广活动，把中国文化引入美国学术机构。但是受访的中国学者都同意，如果中国哲学家公然地或明目张胆地鼓吹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冲突的主张，如儒家或者任何别的中国哲学以支持多党制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等，该学者肯定会陷入麻烦中，遭遇国家和政党监督者的惩罚。中国所有学术研究机构都有这种监督者，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夏业良的案例或许就是证据。
成中英说“你不能用哲学批评马克思主义。那将会有很多麻烦。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中国处在非常敏感的转型阶段。习近平主席想使用毛。现在还有与日本争夺钓鱼岛的国际议题等。”
余纪元说“中国学术界的自由度令人吃惊，但是你不能在报纸上发表那些言论，也不能对西方记者谈论。”
除了政治之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若干参加者解释说，众多内部议题现在产生了更大的力量，中国哲学开始与美国的西方哲学产生摩擦。比如，一个人必须熟练掌握普通话或古代汉语后才能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吗？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和戴维王都是当今美国分析哲学家从事中国思想研究的最杰出代表，但他们都不是汉语通。不过，他们都说自己得到中国哲学家的鼓励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对待。
斯洛特在会议间隙谈及中国学者时说“他们非常友好虽然我很无知，我年龄大了，学不动汉语了。”
他补充说“有人完全出于自己自由的意志认定中国思想很重要，在没有得到报酬的情况下学习它。对此，他们是充满感激的。”斯洛特解释说，研究中国伦理学，了解它对同情和“接受能力”的道德强调和拒绝将理性神化等都证明了“中国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戴维王出生于美国，在明尼苏达州长大，不能像本族语人那样说汉语，虽然他的阅读能力比斯洛特要好多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该大学作为无历史的分析哲学的高潮时期师从相对主义者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戴维王说他逐渐看到中国哲学的很多东西，甚至与研究生院的“伦理理论有关”，“做道德哲学的方式与如何在生活中践行伦理学关系更密切。”他回忆说，他在那个领域“并没有得到很多鼓励”：“这么说吧，我不得不说我要做这种研究。”
这两人以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其他人都反对下面这个观点，即在美国搞中国哲学构成了对研究其他非美国传统的独特挑战。许多人指出美国哲学家用英语“搞”中国哲学没有任何内在的不可能性或怪异性，就像讨论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或康德一样，这些人也都不是用英语写作的人。
就像古希腊哲学学者相互之间会争论逻各斯的翻译（词？还是话语？理性辩论？）或另一个希腊哲学术语，中国哲学专家们会争吵如何最好地翻译仁（仁慈？人道？完美的行为？）或者礼（仪式？得体？）。事实上，中国哲学专家甚至对是继续使用传统的拉丁语名称来指代中国思想家还是使用语音上更准确的名称而争吵不休。比如孟子，有人演讲和写作时仍然用Mencius，而有人则用Meng-Zi。
中国学者对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传统的西方学者表现出的热情好客也可以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来解释。经典中国哲学如孔子和孟子的著作常常是通过讲故事、说教和格言警句的方式进行的。那些坚持其学科要求严格论证的哲学家偶尔会认为中国哲学根本就不是哲学，更应该被理解为“智慧文献”之类的东西。有些出生在中国但喜爱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接近西方文献的时候有一种自卑情结。他们处于守势，不敢肯定“哲学”这个从西方引进汉语的术语是不是用来说明中国思想家传统上所做的研究的恰当的标签。
因此，合法性问题促成了美国的中国哲学崛起的明显的背面，许多哲学院系尤其是一流研究机构仍然表现出对中国哲学充耳不闻的态度。斯洛特说“基本上来说，哲学系并不热情好客。”
实际上，正如美国研究型大学哲学系最近已经受到攻击，它们被指控里面充斥着性别歧视和热衷深奥难懂的认识论工程的白人男性哲学家，中国哲学的许多专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指责哲学界对中国思想视若无睹，那些分析哲学家精英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冒然抛弃中国哲学。他们还指责哲学系愚蠢地听任大学的其他部分如区域研究或东亚系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利益一并卷走。
杜维明引用了他在哈佛经历的思想近亲繁殖的例子说“哲学应该是最普遍的人类思维形式，但是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狭隘。而最开始作为个别精神传统的宗教却变得越来越开放了。所以基督徒喜欢与任何人交谈，而分析哲学家最终却因为其宗教的狭隘而变成一种封闭的特殊论，从而承受极端主义的危害。”
在谈及研究型大学设立哲学系的时候，戴维王说“它们可能是最后一个发生改变的地方，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奖励结构。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最感兴趣的是维护其研究声誉。在仍然根据传统定义的领域进行研究成果评价的情况下，中国哲学仍然需要度过艰难的时刻。”戴维王的结论是“如果传统哲学不愿意搭这趟车，那对它来说就太糟糕了，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可以为其带来曙光的。”
刚刚从瓦萨尔学院（Vassar）哲学系主任位置下来的中国哲学著名学者万白安对哲学学科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他在会议上刚刚发表了翻译中国经典文献的困难的精彩发言，引起在座者哄堂大笑和发自内心的赞许。他说“坦率地讲，哲学界有一种种族主义和偏见，这些偏见有时候非常微妙，有时候很直白。我在宣读中国哲学论文时，人们谈论中国哲学的时候似乎觉得它是一个玩笑，把中国哲学家看作是卡通人物小熊维尼一样嘲笑。”2008年，万白安在《美国哲学学会通讯》上发表了尖刻的批评文章，指责顶尖的分析哲学院系在培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方面的失败。许多人说自从两个最杰出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哲学学者倪德卫（David Nivison）和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哲学学者艾文贺（P.J. Ivanhoe）离开后，这方面的教育就一直在萎缩。倪德卫退休，而艾文贺前往香港城市大学任教。
但是，万白安提到的中国哲学所遭受的不尊重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挑战，美国新一代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关注越来越多。在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上，若干发言者批评从前学者用西方标准评价中国哲学的错误倾向。任何人若说中国哲学应该被美国分析认识论标准评价，或者对更加人道主义的更实际的哲学议题如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人生表现出轻蔑的态度，都将遭到辛辣的批评。
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Neville）在大会的主旨发言中说“在中国传统中，哲学的实际定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余纪元也表达了对比较哲学中的“单行道”的类似批评意见。他注意到西方哲学过分频繁地被作为“现有框架或可以使用的分析工具”来对待而不是本身需要调查和研究的对象。安乐哲赞同这种看法，他说适当的“解释性背景”应该允许中国传统“表达自己的观点。”安乐哲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哲学和文化系列丛书，他提出的权威观点是“我们已经挑战了专业哲学是英美和欧洲学科的自我理解，我们正在赢得胜利。”
中国哲学会被承认是我们共同的人文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吗？“中国哲学概论”是否变成像“心理学概论”那样的美国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主要课程呢？这决非异想天开的荒谬想法。
比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融合了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东亚人文学科1231”有时候吸引100多个本科生。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夏颂（Patricia Sieber）在电邮中说“我们没有中国哲学老师编制，但我们试图说服学校当局有必要聘请这样的教授。”
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议上的研究生毫无例外地对将来充满信心，他们是未来中国哲学的标志。有几个就是在中国当了英语老师之后进入这个领域的。
29岁的翟翼天（Yitian Zhai）是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博士生，她在中国读的本科，提交的论文是“道：公共的和私下的”。她谈及布法罗的研究生在东西方传统中游刃有余的情景。布法罗的另外一个博士生，33岁的保罗·波尼克（Paul Poenicke）看到了中国哲学与实验哲学之间的共鸣，而后者是在社会科学中利用实证结果的美国式的运动。
波尼克说“分析哲学在超越摇椅的范式去寻求其他资源，中国传统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我觉得对于一个有时候显得沉闷闭塞的领域，对外开放正当其时。”
布法罗会议几个星期之后，世界哲学大会的大人物们就像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奥运会举办地一样，投票决定2018年的下次射界哲学大会的主办地。这是在世界不同首都召开的每五年一次的超过3000名国际哲学家的大会。两个候选城市北京和里约热内卢在雅典的会议上提出了申请。
在中国举行这个大会在参加大会的著名哲学家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提出了让中国哲学家参与的好处，其中很多人会争取中国更大的自由，反对共产党的控制。其他人则反驳说中国政府继续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审查媒体和网络，强调维持与持不同政见的中国思想家和积极分子的团结的重要性。
最后，主张接触的一派赢得胜利。世界哲学协会的代表---那些有权投票的人最终选择了北京。
作者简介：
卡琳罗马诺（Carlin Romano），《高等教育记事》评论家，2013-14古根海姆研究员，宾州乌尔辛纳斯学院（Ursinus College）哲学和人文学科教授。其著作《哲学美国》（America the Philosophical）最近刚刚出版了平装本。
译自：Dao Rising: Chinese Philosophy Lifts Off in America By Carlin Romano
http://chronicle.com/article/Dao-Rising-Chinese-Philosophy/141693/
